世紀對談
面對面的注視
貝嶺與謝默斯•希尼的對話
(五之四)

面對面的注視--貝嶺與謝默斯•希尼的對話
(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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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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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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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之三)

貝嶺:素描老高

                   
貝嶺: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押韻是非常重要的。在現代漢語詩中,沒有具體的平仄要求,但必須有內在的節奏,包括韻律的敏銳感受,也許如您探討過的華茲華斯的詩。我以往的寫詩經驗中,我總會念詩給自己聽,反覆念,以便尋找和傾聽那內在的節奏和詩歌的音質。

希尼:華茲華斯說,詩人的題材是他的精神活動,他自己的精神活動,這講得很對。他說詩人喜歡思考他的精神活動,看著這些活動反映在宇宙中。從你給我的中國當代詩人的詩作英譯中,我看到這種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聯繫。如,太陽昇起來,/天空血淋淋的/猶如一塊盾牌。/太陽昇起來/天空--這血淋淋的盾牌。(引自芒克1973年寫的組詩《天空》--貝嶺註)。

貝嶺:譯成漢語的西方詩,對我們這代中國詩人極為重要。容我給您一個驚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近千本西方詩人的詩集中譯本(將近過半譯自英語),已絕對地改變了現代漢語詩歌的地貌。西方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影響之大,是怎樣估計也不為過的。西方詩歌的形式和內容、詩的現代性特徵、意象和語言的革命性變化、甚至詩歌流派的承傳,從技巧到詩藝都影響了我們。

漢譯西方詩歌,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是作為漢語詩歌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從西方詩歌對中國現代詩人的影響並不遜於中國古典詩歌。用一種不恰當卻一目了然的比喻,可以說龐德就如同杜甫,波德萊爾類似李白。艾米麗.狄更森就好像李清照,T.S.艾略特的重要性不亞於屈原,葉芝則像王維一樣被研讀。他們對漢語文體的變遷、對漢語詩歌從古典到現代演進的影響都是根本性的。不知您是否讀過中國詩的英譯,無論是古典詩或現代詩的英譯?當您讀英譯漢詩時,您是否感到它們是東方的,或感到它們更像英詩?

希尼:翻譯在二十世紀英語詩歌中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對中國詩的瞭解,僅止於本世紀初一兩位作家的介紹,他們是阿瑟.韋利(Arthur Waley)和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但是,韋利早於龐德,形成了英譯漢詩的某種套式。因此,在英語中,我們對漢詩有某種老套的看法。不過,這也可能接近於某種真實吧。

在翻譯中,原作的秘密力量在被譯成的語言中往往喪失。例如,我想像,在中文中「水」這個詞可能具有某種原始意義上水的感覺,而不是來自水龍頭的水--因為中國仍有巨大的農業空間,中國仍然生產農作物。我也想像,如果你在中國說大米,它仍然會使你想起土地。

但是,如果你在西方文化中,在美國,說麵包這個詞,它只會使你想起超級市場。至於小麥,也只是電視裡的小麥,是廣告影像的一部份。但是這種情形到處都是這樣,也許在中國也是這樣。這就是語言在文化發生變化時的情形。

就我而言,我仍能說出一些詞而感到它們的現實形象。像如「井」。我的記憶中充滿很多真實的井。但是在今天,如果你看到英語中有一個「井」字,它已屬於一個故事,屬於「很久很久以前」。我整個童年世界屬於「很久很久以前」。不過,我相信詩歌在某種程度上也屬於「很久很久以前」。但如果它僅僅屬於「很久很久以前」,它只會是壞的詩歌。

我覺得,詩歌帶來的刺激,是把我們感到混亂的現時,放入「很久很久以前」。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樂意見到新詩歌。它使我們用清楚的角度看見和聽見我們身邊的事物。我對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詩歌》一文中提到人們用押韻的格律寫詩很感興趣。可見你們的詩歌傳統也注重押韻,是吧?那首有關列車的詩(指郭路生(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詩,貝嶺註)在中文裡大概很像一首歌吧?

貝嶺:是的,帶有歌的元素。又是一種新的格律體詩。食指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寫詩,他早期詩中抒情的純度和對音調的敏感仍然無與倫比,但他的詩很平白,有著強烈的內在旋律。適於朗誦。他受古典詩和民歌的影響很深,詩的意象構成也深受俄羅斯詩人普希金詩歌漢譯的影響。他仍在寫詩,雖然他已在精神病院斷斷續續居住了二十多年。他若知道您喜歡他的早期作品,-定會非常振奮。

希尼:我也很喜歡你的另一篇文章,有關趙一凡的那篇(《我們稱之為地下詩歌的狀況》一文--貝嶺註),你寫到他收集所有手稿,那個家中的私人圖書館。他家中堆積如山的珍貴的文字資料和那些由於無知而把這些資料扔掉或賣掉的親戚和保姆,我記得很清楚,印象深刻。

貝嶺:趙一凡是當代中國地下文化歷史中的一個傳奇,是地下文化傳統中一個真正的見證者和紐帶。沒有他的收藏,我們那「小小的傳統」將更為殘缺。他的死和他所收藏資料的消失是我們的過失,更是我們的罪過。

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美國文學批評家--貝嶺註)曾評論說,您詩中的聲音和語調,與任何用英語寫作的詩人都不同。事實上,聽您讀自己的詩,即使不懂英語的人,也能感到您愛爾蘭口音英語的韻律,及那渾厚、鏗鏘有力的聲調。愛爾蘭本土語言對您的寫作影響大嗎?還有,您經常在詩中使用拉丁語和其他語言。除了帶來新鮮感之外,它們是否還創造了某種特殊效果?在某種程度上,方言可以創造出很不一般的詞。在這個意義上,詩人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賦予這些詞語新的活力,甚至創造出全新的意象。您詩中獨特的語調是不是來源於您生長的北愛爾蘭農村,您是否有意識地努力去利用童年生活的那種影響?

希尼:我在《進入文字的感覺》那篇文章中曾略微提到這點。是甚麼進入我們的詩篇以及我們怎麼寫?聲音從哪裡來?它來自我們所讀過的以前的詩歌嗎?一部份是這樣。詩節、節奏和格律構成我們的一部份,因此才有喜歡重複那些音調的傾向。然而,還存在大一些我們作為地球生物所創造的聲音,你知道,我們的嘟噥聲、叫嚷聲和求偶的叫喚,我們吠和哞的稟賦。我認為,詩歌也牽涉到這些原始的語言行為。在這些問題上弗洛斯特十分聰明,他說我們在詩歌中聽到他所稱的「感覺的聲音」。打個比方,如果你隔著一道牆聆聽一次進行中的談話,你可以從他們發出來的聲音感覺,知道那是爭辯或親密的談話或作愛的叫喊或別的甚麼。即使你聽不到講話的內容,那聲音的狀態也會創造感覺、暗示意義。我堅信隱含於書寫單位下的東西,那種可以說是表示了我們說話意圖的書寫單位。這在詩歌中是非常重要的,聲調影響著聽者。它讓事物被「聽」到。

我在某些方面忠實於我童年的方言。我喜歡某些詞藻,因為它們留下了我的個人印記,但並不都是那麼有趣。方言詞語的危險在於,它們會變成民俗,變得怪異。更重要的,我想,是我講話的實際聲調和音高。我想這大概就是布魯姆所說的東西了。

北愛爾蘭在十七世紀被英國和蘇格蘭種植園主殖民。愛爾蘭的英語,具有比現代英國的英語更古老的感覺。我們的口音略微不同。但是,說句實話,我覺得口音並不重要。你總會有點口音。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同樣的稟賦。

我的詩集《北方》出版後,有一篇書評只是列出一份英語讀者弄不明白的單詞。這在政治上對我來說挺有趣。這就是我的後殖民,讓他們知道一些新東西。(五之四)
「貝嶺與謝默斯希尼合照」(貝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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