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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境之外,言外之言─藝術家高行健 |
林乃文/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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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高行健說:戲劇是舞台的藝術而不是文學的藝術。 戲劇語言是聲音的,而非文學 2001年春天台北,現代舞大師Pina Bausch的舞團--烏帕塔(Wuppertal)舞蹈劇場來台巡演《交際場》(Kontakthof)。演出中,舞者突然一字排開於台前,用各種不同國家的語言,輪流喋述著原本隱晦不說的心事。 此情此景,高行健1982年的劇作《車站》也似曾相見:排長隊等車進城的人們,在苦等無望之後,喋說不休,把意識裡的、潛意識的話兒全一貫洩出。 不同的是,高行健採用三人一組同時各發各言,繼而三組九人各表心事,最後七人一組一齊出聲,話音疊宕錯落。語言在高行健來說,已不是承載意義的載體,而彷彿人聲音樂,交響曲似地齊奏合鳴。 高行健自己說:戲劇中的語言不同於文學,是一種有聲的語言。他拒絕在舞台上再現那種「反覆咀嚼靠智力還喚起聯想的語言」,他說戲劇語言要「回到語言的聽學的直感上去」。
高行健的母親是一個女演員,高行健從小耳濡目染,17、8歲就和同學自組演出契訶夫的戲。雖對戲劇、繪畫有深厚興趣,但為生涯「前途」著想高行健唸了法語系,擔任翻譯隨巴金在內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巴黎、義大利。回國後他進北京人藝做編劇,1982年《車站》寫就的時候,引起以「寫實主義」為正統的封閉社會很大的不安。 當時北京人藝的朋友,看完劇本判斷「氣候不宜」,於是高行健跑去北京鐵路局跟著貨車押車了幾趟,用三十六小時的時間另寫了齣,較走寫實主義的戲《絕對信號》。這齣戲後來1992年台北車站新建啟用時,果陀劇團也曾搬演過,由梁志明導演。 那總等不來、來了也不肯停的公車,明顯是象徵主義式的,還帶有點兒荒謬主義。有人說,高行健此作效尤荒謬劇大師貝克特(Samual Backet)的《等待果陀》,但高行健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他在北京車站裡等公車,聽見四面八方湧來的旅客,嘈嚷的話音,讓他生出《車站》一劇的靈感。高行健說西方是從哲學思辯裡發掘人生與現實中習而不察的荒謬,但「中國社會裡的現實已經夠荒謬了」。 《車站》裡有個沉默者的角色,從頭到尾不發一言,中途悄悄地消失了,不再出現於無望等待的行列裡。這個不發一語的人彷彿作者自己,他提前出列。5年後(1987),高行健離開了共產主義社會,離開中國來到法國,便未再回去。 彼岸,在國境之外 高行健曾說:他來到法國,做他留在中國兩輩子也做不來的事情。顯然,自由為高行健創作的心靈帶來盡情奔放的空間。
這一齣相當抽象的前衛戲,沒有具體地方、角色也沒有名字,主角叫做「人」,「人」知省在大夥兒前頭,卻不願意被眾人追隨:「我需要安靜、我需要孤獨!我不要總在眾目睽睽之下,我不需要你們,正如你們並不需要我。你們要的是一個為你們帶路的人可一但你們真找到了出路,或你們自以為有了出路,撒ㄚ了就跑,…那時候我就像你們扔了一隻破鞋…。」 人:「我走我的路,我不妨礙誰,你們也別妨礙我,不就得了!」 但人群中站出駁斥:怎麼能我們都還沒找到你就找到了? 人:「我不在這裡找了,我-要-過-去-(彼岸)!」 最後「人」並沒有得到勝利,而被自己衰老不堪的心給拖走。 現實中的高行健沒有耗在原地衰老,他成為流亡者,飛到法過成為自由世界的公民。他的《彼岸》在北京三番四次被禁演,卻在1990年,在台灣由現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國立藝術學院演出,陳玲玲導演。1995年在香港演藝學院演出,更由高行健本人親自執導。 高行健總總在劇本後附上他的演出建議。《彼岸》的演出建議是寫著:「請不要去挖掘台詞中所謂微言大義」,「本劇是為了演員的這種全面訓練而演出」。全面演員,一直是高行健抱持的表演理想,意思是像傳統戲曲演員一樣能唱唸做打樣樣全能,卻又沒有僵硬、固定的表演程式的現代劇演員,「將戲劇從語言的藝術中解救出來」。 從不重複自己的藝術旅行者 高行健自己,將他戲劇作品分為幾類。高行健在大陸之前的作品《車站》、《絕對信號》、《野人》,以及1989以天安門事件為背景的《逃亡》,都是以現實生活場景為基底,卻焦灼著內心「烏扥邦」理想的幻滅或不存在,時時浮露主觀意識表現手法,「又現實又荒誕」的戲劇。
在法國起稿和完成的《生死界》、《對話與反詰》、《夜遊神》,以及後來的《周末四重奏》,都是應外國機構邀請或出資,90年代後才出現的作品。一貫呈現出生或死、男或女、現實和臆想之間,意識流淌並互相辨詰,如夢境般的人心內在世界的探索。 高行健受西方影響最深的地方,是精神上不願重複自己的開創精神,無論在繪畫或戲劇上。所以高行健的作品一連串下來式樣絕無重複,像行旅者的足跡,總是一再踏上還未征服過的土地。戲劇理論者趙毅衡,就說高行健「這種不倦的自我『擦抹』幾乎成了一種自虐」。 布雷希特與亞陶 布雷希特與亞陶是高行健坦言影響其戲劇形式最深的西方導演。
你,我,他/稜鏡般的自我 高行健的戲劇獨特處,除了有聲語言的音樂性使用外,另一是人稱的變換,彷彿稜鏡般映照出不同面向的自我。
為什麼高行健戲劇中的男性,使用第二人稱「你」自稱;而女性自稱為第三人稱的「她」?其中有一種很神秘的說法,似乎高行健認為男性把自我當作「對方」來解剖,可以減輕心理障礙;而女性把自己異化為第三者「她」時,才能真正流洩其意識和痛苦。 高行健的戲劇主角幾乎一貫地成年男性,具有成熟的理性反思能力,可以跟自己的思想進行滔滔辯詰。《夜遊神》的獨白劇,更是一個男性的自我意識在舞台上的反覆沉思、踱步。而作為意識男性慾望所投射的對象-女性,則經常以「妓女」、「歌妓」、失貞的妻子、提供性行為和性幻想的貌美女子等形式出現,彷彿為對照「智性」的自我,而一貫地呈現「肉欲性」的她者。《生死界》一劇彷彿在為男性慾望客體的女性做反撲式的證言,全劇為一女角色獨白,由肉身成為魂靈,最後得到「又何謂自我?除了這一番言語,且空空洞洞,言之無物,又還能剩下什麼?」,過度自我思辯後的結論。 從語言無法表述的地方開始畫 使用語言做自我思辯的工具,同時又質疑語言的效果。高行健的戲劇形式迭出,不論西方殘酷劇場、貧窮劇場概念下的道具、魔術,或東方唱作、雜耍、啞劇或川劇變臉等舞台技藝,無不可以移來作心靈的媒介,言說文字語言所未竟的地方。 命運是頗具弔詭的,當初聽從母訓放棄讀美術系而習外文的高行健,剛到法國時,卻以令人驚艷的水墨畫,開始一段頗長以畫養文的生活。他在歐洲各地開畫展,1985年在德國、維也納開個展,1986年在法國里爾個展,1988年瑞典、法國….。當時人們幾乎忘了高行健是個寫小說、寫劇本,還會導戲的人,西方人認得的是「畫家高行健」。
高行健以「你」來呢喃隱匿於筆下的真「我」:「你作畫時只聽音樂,巴哈對你總適合,麥西昂也可以,布萊茲對你來說不靈。斯尼特克、高爾慈基和斯梯福萊奇的音樂也能同你對談。」 「你在用語言無法表述的地方開始畫….」 「思辯,對藝術家像一副慢性的毒藥,越想越扼殺掉創作的衝動。」 高行健能文善辯,卻不斷以戲劇、以繪畫,以樂音般滴落的聲響,抽象如光影般的水墨,來疏離那個能文善辯的自我。高行健的畫作,從不似一般水墨畫家般題字,只簡單地在角落蠅字小書著:「Gao Xingjian」,作為落款。他將水墨與書法的切分,正如他將「文字」與「非文字」的為自己畫道界限一樣。 在淡濃墨蘊的畫中、在禪思處處的舞台上,高行健另見到一番難以言詮的美學。正如八月白雪,未降落即融化;這樣的美也碰不得語言。(2001/10/23博客來) 【主題選書】 《沒有主義》,高行健/著,聯經,2001。 【相關專題】 【相關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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