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李白：關於《大唐李白》如何發想
張大春

大約從二○一一年起，我開始注意到自己所處身的社會所出現的一些瑣碎的小現象，這些事情有時候發生在生活之中，有時也貫穿到我寫作或者是收集材料的某些觀點裡面。其中一點就是：如果一個社會充滿著機會，充滿著各種實踐抱負的場域，然而有些特定的人從出生開始就沒能握有這些機會，甚至永遠無法實現他們可能的抱負。那麼他們可能會去做什麼？

也就差不多在這體會的同時，我正準備動手寫《大唐李白》。

李白就是在當時一個盛世之中積極尋找自己機會的人。他出生於西元七○一年，過世於西元七六二年，一生所繫，大約與盛唐相彷彿──自七世紀末到八世紀中，差不多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是大唐帝國看來最輝煌繁榮的時代。如果把盛唐這個概念和李白的生涯作一個看對比，我們就會發現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李白出生之前，整個唐朝經由唐太宗、唐高宗，一直到武后，甚至唐中宗，好幾代風範各異，行徑不同的帝后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持續地擴大其官僚集團。這其中有許多原因，而武后是特別的角色，她本來不該是李唐皇室的繼承人，但不論是基於個人的野心，或者是弘教的企圖──更可能是藉助於佛教經典（如學者所一再指出的《大雲經》，其中有女主稱帝的啟示）──來佈置一套全新的統治規模和價值。或許，武則天期望在舊有的官僚集團之外，找到帝國新生的力量。比方說，幫助李唐建立起皇權的關隴集團，一直對武則天這樣的當權者有強大的壓力。當武則天利用新的考選制度，引進更多的士子之時，官僚集團便開始急遽地擴充。

李氏當國的時候原本就苦於自己的郡望不高，不足以和前代綿延數百年的高門大姓之家相抗衡。所以，從唐太宗貞觀年間修成的第一部試圖建立新士族階級的書籍開始，無論是稱之為「士族」、「世族」、「門閥」，都是以世代為高官的家族。唐太宗修《氏族志》推揚時興冠冕，打擊古老門閥；日後新編的《姓氏錄》目的和手段也是相近似的，像是和李氏並肩打天下的武氏，也一樣不注明郡望，堪見《氏族志》、《姓氏錄》之為物，恰是對南北朝以來的高門大第做徹底而沉重的打擊。

武則天大量的擴充官僚集團的成員，使得整個王朝所運用的公務員數量增加了幾乎十到二十倍。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固然帶給帝國經濟上的負擔，同時也為許許多多原先不可能進入士大夫階級的人帶來希望。不斷擴充的貢舉、制舉、雜舉不勝枚舉；表面上的說詞都是「搜揚拔擢，顯舉巖穴」，而《史記•蘇秦張儀列傳》所謂「布衣卿相」的局面，似乎更加真切了。這為許許多多寒門之士──也就是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的年輕人帶來無窮的希望。可是，李白卻偏偏沒有這樣的機會。

李白的父親是一位商人，而且根據種種跡象的判斷、資料的比對，我們可以猜想李白的父親可能是出生在西域的胡商，血統上應該是漢人，但他所從事的行當只能說是大唐帝國最邊遠低層的一個階級。

一般說來，商人除了繼承父族的家業，最後成為另外一個商人之外，是沒有機會進入到士大夫這個階級裡來的。因此李白根本沒有改換門庭的機會。充其量只能南來北往地從事貿易，其間或者從事各種放貸、投資的行為，將本求利，也容有腰纏萬貫的前途。然而，這是不是他想要的人生呢？……
（本文未完。全文收錄於《大唐李白：鳳凰臺》書中，以代序。）

出蜀之後，李白停留的第一站，是在江陵。此地為古楚郢都，自漢代始，江陵便為荊州治所，所以又稱荊州城，南臨一帶長江，北依一曲漢水，有西控巴蜀，南通湘粵，襟帶江湖，指臂吳越之勝。在此地登岸休憩、投槽餵馬之際，李白忽然吩咐船家不必牽回馬匹，連籠仗都一併搬移登岸，他要在這荊州城停留下來了。

「汝莫不是不下九江了？」吳指南十分困惑，他知道：李白身攜大批貲財，有黃白之物，也有許多可以兌換銀錢的契券，就是要分別交付兄弟二人。出峽時已經誤了一處，中道行至江陵，居然又不肯進發，吳指南自覺有負李客之所託，焦躁起來。他皺著眉，苦著臉，蹲在岸邊，撥弄著悠悠緩緩向東流去的江水，怨道：「春日啟程，儘教汝遊山玩水，只今戲耍到秋日了，還要盤桓則甚？」

李白笑答道：「汝不記某前在巫山大醉之夜所作詩耶？」

吳指南索性落坐灘頭，踢蹬著沙石，恨道：「嗚呼呼呀！不記不記，哦哦叨叨這許多，哪得記？」

那是一首聲調上遵守時式，可是卻完全不用對偶的五律，日後補題為〈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裡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
　　雨色風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

李白眼看著來時行舟孤帆遠引，隨口吟了這一首數月之前的舊作，拍拍吳指南的肩膊，道：「詩句為憑，某此行即是來看楚王的！」

吳指南仍舊垮著一張闊嘴，道：「汝父囑某之事，不辦不能自安！」

李白心下明白，嘴上卻忍不住頑笑道：「某於江陵亦有『百里之命』，汝卻不信乎？」

吳指南聞言茫然了：「某卻不知……」

李白解開綑縛籠仗的索，拉開底屜，那是厚甸甸的一隻土色的油布囊，十分醒目。李白一臉自嘲之色，將之捧在手中顛來倒去地道：「商家之事，汝豈便盡知？」

自隋代修驛路、開運河，大通萬方往來以後，行商輻輳，道途熙攘。但凡是行商之屬—從負販以至於商隊；都認得這樣的包裹，裡面的東西，就是一般書信，謂之「商牒」，也有些地方稱為「商遞」。

大唐郵驛制度雖然堪稱完善，不過，唐律明訂：必須涉及緊急軍務、在京諸司用度、各州急報、大典攸關之州郡奉表祝賀、諸道租庸調附送、在外科舉士子進京應考、大吏之過往送迎，以及因為朝官去世而須扈送家口還鄉等等情事，才能動用驛傳。換言之，一般百姓、野人，並不能藉以便宜通信。若要魚雁往返，只能委由「商牒」。

商，兼攝二意，一是商賈之商，一是商量之商。經常南來北往、東走西赴的估客為熟識的主顧攜代投遞，有剋日計程必須送達的，也有不擇期而順便為之的；有給予酬勞的，自然也有無償相幫的人情在焉。無論稱呼如何，都是一個意思：行商在原本的程途中，替人交送書信。民間黎庶有此需求，而官方郵傳驛遞卻不能足其所需之時，應運而生。

在這一包裹商遞裡，的確有一封投往江陵的書劄。此下順流而東，直到九江，諸大小城鎮，凡有書信須交遞處，即是李白行將棲止之地。而江陵的這一封信，卻為他帶來意外的際會。

依照書劄封裹所示，收信的人寄住在江陵天梁觀，叫厲以常，一見面才知是個雙眼近乎全盲的老者。天梁觀於南朝梁元帝暫都於江陵時興建，當時侯景之亂初定，梁元帝索性不返回殘破不堪的傷心之地建康，而在此即位，據以為新都，天梁觀也就是在這偏安王朝喘息的片刻間構築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