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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請求對數學興趣缺缺的讀者不要立即闔上本書……
繼續深入本書之前，多說一點此項研究的理論與概念框架，以及將我導向這本書的知識歷程，或許有些用處。 首先要指出，我屬於一九八九年滿十八歲的那個世代。那一年當然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卻更是柏林圍牆倒下的那年。我屬於一邊聽著廣播新聞報導共產獨裁政權接連垮臺、一邊跨入成年的世代，屬於對那些政權和蘇維埃主義沒有一絲情感或眷戀的世代。我對懶惰俗套的反資本主義論調已經終生免疫，這些論調有的彷彿忽略了共產主義的重大歷史失敗，大部分則拒絕超越失敗所需的知識工具。我沒有興趣譴責分配不均或資本主義本身，社會不平等本身並不是問題，只要它是有道理的，如同一七八九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所說是「基於共同的福祉」之上（如此定義社會正義雖然不盡精準，卻相當吸引人，也深植於歷史：姑且先暫時接受，稍後我們會再回頭討論）。我感興趣的是，盡力探索最適當的制度、公共政策和社會組織模式，從而實質有效地建立一個公平社會，而且全都是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所有人都事先清楚規則、都必須遵守規則，也都能夠以民主方式討論這些規則。 這裡或許適合說明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體驗過自己的「美國夢」，當時我才剛拿到博士文憑，便應聘至波士頓的一所大學。這次的經驗在許多方面都影響深遠。首先，那是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少年得志的愉悅不在話下。這個國家還真懂得如何吸引他們有興趣的外國人才！同時我卻很快便發現自己想回到歐洲和法國。於是我在二十五歲那年回到法國，往後除了幾次短期訪問，甚少離開巴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跟這本書有直接關係：美國的經濟學家並沒有讓我感到十分信服。當然，他們全都聰明絕頂，我跟當時認識的許多人也依舊是朋友。然而奇怪的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經濟問題完全不瞭解（我的博士論文只和幾條相對抽象的數學定理有關），但美國的經濟學界卻相當歡迎我。我很快發現顧志耐以後，沒有任何人有規模地進行關於分配不均演變動態的歷史數據蒐集工作（我回到法國後就開始做這件事），而美國經濟學界卻在不知道應該解釋哪些現象的狀態下，繼續不斷推出純粹理論性的結果，並且期望我也依樣畫葫蘆。 坦白說，經濟學領域尚未跳脫對數學和純理論性推想的幼稚偏愛。這些理論性推想常帶有高度意識形態，而缺乏歷史研究根據，也欠缺與其他社會科學的互動。經濟學家往往專注在只有他們在意的小數學問題，如此一來可以輕易戴上「科學客觀性」的帽子，也不用回覆周遭世界提出的更加複雜的問題。在法國學術界從事經濟研究有一大優點：經濟學家在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地位並沒有特別高，在政治與金融菁英的眼中也是如此。這使他們必須捨棄對其他學科的鄙視，以及他們儘管近乎一無所知，卻宣稱擁有更高科學性的荒謬態度。所知甚少，其實也是經濟學及廣義的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我們的出發點很低微，從而可以期待達成重大進展。在法國，我覺得經濟學家比在美國更有動力向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普羅大眾證明，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結果目前還很難說）。在波士頓任教期間，我的夢想是到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書，那裡曾網羅斐伏爾（Lucien Febvre）、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法蘭索絲•艾麗帖（Françoise Héritier）和高德烈（Maurice Godelier）等知名學者。我是否該冒著被人認為我對社會科學的觀點太過沙文的風險，承認以下想法？我對以上幾位的仰慕或許高於我對索洛、甚至是對顧志耐的欣賞。遺憾的是，多數社會科學也已經對財富分配和社會階級失去興趣，儘管所得、工資、價格和財富等議題曾是一九七○年代之前歷史與社會學的重點研究項目。我期望所有社會科學的專家和愛好者能夠對本書當中的研究產生興趣──尤其是那些說自己「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卻常常對所得和財富不均發出強烈意見的人，他們對此議題的關注可說再自然不過。 老實說，經濟學不應試圖將自己抽離於其他社會科學，也只有在其他社會科學的環繞之下才能蓬勃發展。社會科學的知識成果尚且太少，不該再做這種無謂的區別。若想在財富分配的歷史發展、社會階級的結構等問題上有所進展，勢必得抱持務實態度，動用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和取徑。我們必須從重要的問題出發，並試著予以解答：門戶之見、領域之爭都不是重點。我認為這本書既是經濟學也是歷史學著作。 就像先前所說的，這項研究始於蒐集資料並建立關於所得與財富分配的事實與時間序列數據。書中偶爾會援引一些理論、模型與抽象概念，但我盡量少用，只有在可以讓讀者更清楚瞭解眼前課題的時候才引用。舉例來說，所得、資本、經濟成長率和報酬率都是抽象的概念，是一種理論建構，不具有數學上的確定性。但我會試著讓各位發現，運用它們可以有效分析歷史事實，只要我們對於用來衡量這些事物的工具保持清澈的批判眼光，謹記它們本質上就是一種概算，並非絕對精確。我也會使用幾個方程式，像是α = r × β（也就是說：資本所得占國民所得的份額，等於資本報酬率乘以資本／所得比），或者β = s/g（資本／所得比長期而言等於儲蓄率除以經濟成長率）。我要請求對數學興趣缺缺的讀者不要立即闔上本書，因為這些算式都很基本，可以用簡單直覺的方式解釋，不需要任何專門知識就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我將證明這樣精簡的理論架構，能夠幫助理解攸關每一個人的歷史演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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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九世紀李嘉圖和馬克思的分析，到二十世紀顧志耐的結論，可以說經濟學從過度偏愛災難性末世預言，到同樣過度傾向喜愛童話故事，或至少是皆大歡喜的結局。根據顧志耐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不論這些國家採取何種政策，又有哪些特殊國情，所得不均的現象都會自己逐步縮小，最後達到一個穩定而可接受的財富分配平衡。這項理論於一九五五年問世，非常契合二次大戰之後歐陸經濟「光輝三十年」的美好時光，亦即「只要有點耐心，經濟成長終將使所有人受惠」的年代。英文有句諺語適足以代表當年的時代精神：「經濟成長如漲潮，水漲船高無例外（Growth is a growing tide that lifts all boats）。」 當時亦有索洛（Robert Solow）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他的研究，指出一個經濟體要符合哪些必要條件才能走上「平衡成長路徑」，意思是說在這條成長路徑上，所有的變項，像是產出、所得、利潤、工資、資本、股市跟不動產等等，都會以同樣速率成長，因此每一種社會群體都會從成長當中得到相同比例的利益，不會嚴重拉開距離。以上諸點，正好和李嘉圖與馬克思的財富不均螺旋，以及十九世紀的各種悲觀論述完全相反。 欲瞭解顧志耐的理論何以能夠持續發揮影響力直到一九八○和九○年代，並在某種程度上仍對今日有所影響，就必須要知道這是該領域第一個奠基在大規模統計資料的理論。事實上，關於所得分配的時間序列數據要等到一九五三年顧志耐出版其鉅作《高所得群體占所得與儲蓄的份額》（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才首次出現。儘管顧志耐整理出來的時間序列數據只有美國的數據，時間上也僅涵蓋三十五年（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然而該統計工作仍為一項重大貢獻，其中動用了兩種十九世紀學者完全不可能獲得的資料來源：美國聯邦政府一九一三年開始課徵所得稅之後的所得申報書，以及顧志耐自己先前估算出的美國國民所得。該項研究是史上首次出現如此大規模衡量社會財富分配情形的嘗試。 在此必須強調，少了上述兩種必要且互補的數據資料來源，根本無法衡量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及其演變。在顧志耐之前當然也有人曾嘗試估算國民所得，例如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的英國和法國，類似的嘗試在十九世紀更是頻繁。然而，先前的研究都是估算特定單一時期的國民所得。以年度為單位的國民所得時間序列資料要等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才由美國的顧志耐和坎卓克（John W. Kendrick）、英國的包利（Arthur Bowley）和克拉克（Colin Clark），以及法國的貝儂維爾（Dugé de Bernonville）等人整理出來。這些資料使我們得以衡量各國的總體所得。而要估算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中的份額，我們還需要所得申報紀錄，這種資料要從各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左右開始課徵累進稅率所得稅才存在（一九一三年美國、一九一四年法國、一九○九年英國、一九二二年印度和一九三二年阿根廷）。 在尚未課徵所得稅的時期，當然也有許多用於稅基計算的統計（例如法國在十九世紀就曾統計各省﹝département﹞的門窗數量，頗為有趣），不過關於所得的資料卻付之闕如。在不需要申報所得稅的年代，往往連個人對自己的收入到底多少都缺乏認識。營所稅和財產稅的情形也是如此。賦稅不僅僅是讓大家為公共支出和共同計畫提供資金，並且以眾人最能接受的方式分配稅收的手段；賦稅同時也是一種可以產生分類、知識和民主透明度的方式。 無論如何，正是有了這些數據資料，顧志耐才有辦法計算美國十等分位的各所得階層以及前幾個百分位的最高所得群體占國民所得份額的演變。那麼他的發現為何？他發現一九一三至一九四八年間，美國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相當程度地縮小了。具體來說，一九一○至二○年間，所得最高的一成美國人，其所得約占國民所得的45%至50%。及至一九四○年代末期，同一階層的所得占比則減至國民所得的30%至35%。超過十個百分點的降幅相當可觀，因為這約略等於美國後半段所得五成人民的一半所得。貧富差距的減少不但明顯而且無可置疑。這樣的訊息非常重要，在戰後不論是學術界或國際組織的經濟論辯中，都造成巨大的影響。 許多年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和其他眾多有志者，都在談論財富不均的問題，卻沒有人提出任何數據跟方法來準確比較各時代間的差異，並依此檢驗各種假說。顧志耐的貢獻正在於首次提出一個客觀的研究基礎。這項研究當然有其明顯不足之處，然而其存在本身便是一大進步。除此之外，這部作品提供了極為詳盡的紀錄：顧志耐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這篇厚重論文，以最公開透明的方式詳列他的所有資料來源跟計算方法，所有成果都可以重新驗算。尤有甚者，顧志耐帶來的是好消息：財富不均正在縮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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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者的回應
國富論與二十一世紀
今年最夯的經濟學著作無疑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他在次貸風暴後討論所得分配惡化問題，自然引起各界矚目。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在國富論提到投機客利用匯票在銀行間套利，他稱這種無真實資產支持的匯票為虛假票據，並呼籲銀行不要隨著投機客起舞，否則會釀成金融危機。這個虛假票據的概念在資本論被馬克思（Karl Marx）改成虛假資本，他也提出類似斯密的警告，可惜他的藥方太過激烈, 因為廢除私產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亞當．斯密認為所得分配不公平的主要來源是政府錯誤的政策，這包括對產業不當的保護，限制生產要素的自由移動，沒有認真立法和嚴格執法等，譬如美國在太大不能倒的迷思下，許多造成次貸風暴的金融機構被縱放了，而台灣最近的食安問題不斷也跟政府對不肖廠商處罰太輕有關，這些都會使廠商產生巨大的不當利益，是不公平的主要來源。 皮凱提在書中把實質資本和金融資本都納入資本中，卻獨缺人力資本，令人不解，因為人力資本可能是所有資本中最重要的一項。皮凱提主要的推論來自r>g這個式子, 其中 r 為總資本的淨報酬率，g為經濟成長率，只要r>g成立，那麼努力創新的企業家會逐漸不事生產，轉而坐享地租和利息。 國富論租稅理論的重點是公平、明確、繳稅方便、稽徵成本低，其中常被忽略的是最後一項，這也是寇斯（Ronald Coase）所謂的交易成本。皮凱提呼籲課徵全球累進資本稅，但這想法要能實現，必須各國通力合作，譬如美國最近實施《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俗稱肥咖條款），迫使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分攤美國的查稅成本，而根據斯密和寇斯的邏輯，這會產生極大的稽徵成本，一個所費不貲的政策，立意再好也沒用。此外，皮凱提認為r>g成立時財富分配會惡化，所以要課稅降低r，那為什麼不提高g，把餅做大呢？歷史告訴我們經濟成長不會終結，端看交易成本能否大幅下降，創造更多新的市場，發明更多新的商品，努力把餅做大，如此才能降低r>g的可能性。皮凱提提醒我們注意所得分配不公絕對是正確且重要的，但這個透過課重稅把有錢人拉下來的馬克思理論溫和版，並不會使窮人變富有啊! 自由不是放任，也不是毫無約束，自由是以法治為基礎，而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不能被財團牽著走，否則會使少數資本家坐享暴利，所得分配不公主要是政府失敗造成的，減少政府的錯誤政策遠比對資本家課重稅來得切實可行，以上都是亞當．斯密兩百多年前的諄諄教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還記得多少呢？ 社會學者的回應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前世今生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在全球造成熱議，使得這本英文版超過七百頁的鉅著成為暢銷書，被譽為是書市的奇蹟。 這本厚實的著作何以成為全球媒體與學界的話題？有不少論者提出過合理的解釋。首先，經濟全球化造成全球金融泡沫、以及其所引起的貧富差距惡化，引起世界各地輿論的關注，是「時勢造英雄」；其次是書的品質超越群倫，作者本身在美國經濟學頂尖學府所培養起來的學術能力、與個人宏偉的歷史比較視野，完整呈現在書裡，再加上收集與整理全球主要工業國家歷史數據的苦功，當然是本書加值的重要原因。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主要論點，是發現除了少數例外時段—兩次世界大戰到1970年代末期之外，大部分工業國家的資本利得增長率都高於經濟成長率，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全球化更加劇了這種貧富差距，皮凱提因此建議全球各國應該全面對資本課徵高比率的利得稅與遺贈稅，以平衡社會不平等。由於本書值得讀者親自探索，本文並不打算導讀，而是希望透過作者的出身背景與其著作的關聯性、以及後來的一些爭論，為讀者增添一些本書幕前幕後的相關資訊。 皮凱提其人奇事 其實早在英文版被炒熱之前，本書的法文版已經暢銷，這位年僅四十四歲的經濟學者，在法國左派與社會運動圈子裡早享盛名。 台灣的相關評論很少注意到，皮凱提是1968年法國學運後的時空背景下成長的一代。在2008年68學運40週年時，林哈特（Virginie Linhart），一位法國毛派學運領袖的女兒，出版了《那一天我父親就是你》(Le jour où mon père s'est tu)一書，對68學運世代的子女進行訪問，皮凱提是其中之一。 皮凱提1971年生於巴黎郊區克利希(Clichy)，有一胞妹，家境並不富裕。就像今日香港「雨傘革命」裡的黃之鋒等高中學生一般，皮凱提父母是1968學運世代裡著名的高中學生領袖，在一次抗議示威中邂逅，並加入法國老牌托洛斯基派革命組織「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 )。 皮凱提父母當時為了革命理想，中學完成後沒有再升大學，反而自願進入工廠農場「下鄉學習」，即使在當時也引起法國學運界相當的關注。後來因為在「工人鬥爭」內受到排擠，以及68世代抗爭熱潮消退後普遍的失望情緒，舉家搬到南部奧德省（Aude）從事牧羊業，過著簡樸的鄉村生活。 在其訪談錄中，皮凱提仍然懷念在奧德省的童年生活，那裡有美麗的田園風景。不過，那時父親賣乾酪收入不穩定，經濟異常緊拙，有趣的是父親卻喜歡網球運動（布爾喬亞的生活方式），還參加當地網球比賽，並帶著皮凱提一起去。這些網球比賽的參加者多是有錢人，開著豪華汽車到來。皮凱提會投以羨慕的目光，不過父親卻跟他說：「他們雖然有漂亮的汽車，但腦袋裡並沒有美麗的思想。」 皮凱提父母最終都回到巴黎。父親在國家農業研究所（簡稱：INRA）覓得一職，逐步晉升到研究技術員。皮凱提形容母親舉止端莊，後來在銀行工作，但晚間繼續進修，最終實現了她的兩個夢想：成為小師教師和學會彈鋼琴。 出版後的爭論 皮凱提的革命家庭背景究竟對他的學術思想造成多大影響，或許由他自己來闡述會更好一點，但是他的「美麗思想」早已為左右兩派投下震撼彈。 首先，主要仍根植於歐洲的左派經濟學者對皮凱提既有敬意、也有批評。表面上看，皮凱提導出了類似左派批判的資本主義貧富差距現象，然而如他書中所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由於剩餘價值僅來自勞動，隨著資本集中化與積累的趨勢，即使在生產力提升的情況下，資本利得的比率會下滑而造成經濟危機，這與皮凱提發現的資本利得率持續超越經濟成長率之現象並不吻合。儘管許多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批評皮凱提不懂《資本論》—這本皮凱提承認他沒讀過、卻借用其名字的馬克思著作，在這場爭論中，左派政治經濟學往往缺乏實證基礎的弱點，卻也展露無遺。 反過來看，北美自由派或右派經濟學者的攻擊多半來自數據問題。多年來，經濟學者與社會學者都苦於個資保障、與富人的海外移資逃稅手法，長期缺乏有關財富集中化與獲益率的個體與總體統計數據，而皮凱提則另闢蹊徑，使用少數國家(主要是法國)的數據，推估國民所得帳裡儲蓄與投資的統計關聯性，使用間接的比例來估計資本利得，這也使得許多歷史數據的可信度問題浮上檯面。 迄今，最具攻擊性的論文來自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這對學術搭檔，自2003年以來就以相關論文與《民主與獨裁的經濟起源》、《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等書聞名於世。他們認為皮凱提過度強調那些資本積累的「法則」、忽略了所得分配一直都是政治與經濟制度設計的問題，並且以南非與瑞典的歷史數據，證明民主化與種族隔離政策的解除、是改變資本積累法則的重要事件。然而，從學術與政治立場上來看，他們與皮凱提並無重大分歧，這些爭論，看起來更像是英文版由法文翻譯過來那些「法則」的權威語氣所造成的。 無論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或現任天主教教宗都曾經公開表示，貧富差距絕對是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政治與道德議題之一。無論您是資本主義的擁護者或批判者，法國學者皮凱提此書的理論推展與經驗證據，對全球各國與台灣的政策爭論都有相當的價值，值得學界與有興趣的一般讀者與之深入對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