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知道一定會死了，開始提筆，寫出來是很少的一些字，之前整個的想法一定是痛苦的。」

「他寫得那麼工整，他一定是很坦然地接受了這些，他選擇了這條路。」

「反反覆覆在心裡想過要死的這件事，他要太太再嫁，也是滿心痛的，但是那樣的心情這樣整整齊齊寫了出來，在波濤洶湧之後，或許也是很平靜了吧。」

六十年的時間，讓信紙陳舊，也讓郭素貞從不到三歲的小女孩，成為一個知道怎麼面對這些的中年女子。政治犯家屬第二代，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痛，許多人徘徊在兩頭：恨與封閉，有的誇大死者的英雄氣概與革命理想，有的則用漠然回應出獄後繭居的家人。在那之中，死者與餘生都失去了聲音。那或許都是減輕疼痛的方法，然而郭素貞卻不如此，在她身上，既帶著對歷史複雜的認識，不把父親的死簡化成誰該負責的課題，卻也不曾落入「事情都過去了，說這些都沒有用」的虛無。

面對遲來的遺書，她並沒有著力去控訴獨裁者的血腥，因為父親確實是反抗者，也知道國民黨是那般的政權。她生氣的是為什麼國民黨讓人寫了遺書，卻不把信交給家人。這生氣更多是對家人的疼惜：「如果當時收到了，大伯就不需要自責，因為家裡沒有錢，付不出高昂的收屍費用，讓弟弟的屍體不知流落何方。」「母親也就不會在背叛的心情中被迫改嫁，又反過來怨懟那深愛的丈夫。」

相對於恨，她更執著於事情的真實是什麼。那個時代，有著獨裁政權的鎮壓，有著同志之間的出賣，有著被牽連家人的不能理解。對於人性的體諒，而不是對人性的高度期待，讓她得以跳脫這些。（林易澄）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的軍法處簽呈裡，記載「陳良致其母、兄遺書內稱：『這條路時時都有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可能。』、『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之句，似亦有暗示『臺灣獨立』為『時代』使命之意。⋯⋯遺書，似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

「臺灣獨立」為「時代使命」，早在事件策劃當初以及事後當權者的內部文件裡已被定調。

謀劃者說，我是為時代犧牲之人。

當權者亦敏感於遺書字句會導向「臺灣獨立」之想像。

遺書，沒有送達。因著文字裡燃燒著理想的光，讓當權者難以忍受。

在沒看到遺書的有生之年，身為陳良的母親，她如何看待兒子的消失？

然而，她是否真知道兒子是被槍決的呢？

死訊，無論如何是不能隱藏的。

陳良兄弟將他的遺體從臺北運回雲林，據說依民間鄉下習俗，在外面斷氣的不能進入村子，要把屍體停放在村外路邊。

已經進入六月，氣候炎熱，特務在附近盤查來往路人。

住在同庄頭的村人，只是感嘆，得人疼的少年怎麼去當兵，就被關了，就被槍決了。

他們用嘆息用感慨，用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細細碎碎念著，多好的孩子，怎麼就這樣沒了？那封遺書裡欲說未說的點點滴滴，那些曾被說過又亟欲被抹去的文字，零落在人們惶恐的心靈裡。

怎麼，就這樣「為時代犧牲」了。

但，什麼又是「為時代犧牲」呢？

他們沉默著。學習遺忘。彷彿這一切都與時代無關。（楊美紅）

「我知道我大哥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他寫的書信，能感受他很愛我們，但有時，我在想，他真的很自私。」

吐出「自私」兩字，已是她的極限，淚水不停從她臉頰滑落。

自私，是因為他沒有想過，他的死對媽媽而言有多麼殘忍。

自私，是因為父母為他流的眼淚，讓人多麼不捨。

自私，是因為有太多讓人怎麼想也想不透的事。

這個家在疑惑中度過後半場。

他們疑惑江炳興的死罪，究竟是什麼？一個優秀青年，沒有殺人放火，怎麼就被處決了？怎麼，就成了十惡不赦的壞蛋？怎麼，就成了父母師長說也說不出口的禁忌？怎麼，就像是個咀嚼到最後吞也吞不下的傷痛，梗在喉間潰瘍著。

「我怎能不怨大哥自私？我不能接受別人將他塑造成英雄，我不想要這樣，這沒有意義，我只想要真相，如果有人將來龍去脈講給我們聽，我們才能得到安慰，再多的補償也無法讓我媽在世時健康快樂⋯⋯」

英雄，是什麼？

犧牲，又是什麼？

若泰源事件追求的是獨立自決的理想，是「希求人們都能快樂過著日子」的想望，是犧牲自己亦不足惜的大愛，那麼存在於該犧牲體系裡的父母兄弟姊妹們，可曾知曉，不論願不願意，甘不甘願，他們皆為了那不知名的「理想」而做出奉獻了呢？

他們有些人知曉，然而卻說不出口。

捲入這場風暴，已讓他們對人生，對所謂的命運，有所畏懼。

江炳興的理想，浪漫得像場夢。

讓臺灣向全世界宣告獨立。

在革命激情的火種中，諸多毀壞已經預先渴求被原諒了。
（楊美紅）

記憶是可靠的嗎，或許。當記憶關乎於我們自己的生命。

然而記憶是可靠的嗎，當記憶關於那些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而僅能憑藉著他人的傳述，要自己記得。

記憶是—我們都在遭逢空白之處，不斷以自己所相信的版本補述它。一個人尚且無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敘述同一事件，更遑論是一件，在我們趕上這個世界出生之前就已發生之事。

關於臺灣，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近代史已經足夠。

直到我接下真促會的委託，加入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書返還計畫的書寫案，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實在太少。負責燕巢支部案黃溫恭遺族的訪談之後，我更惶恐地發現，我們不記得，不知道那些事件的發生，並非因為我們過於健忘，而是能夠被我們記得的事實被披露得太少，太少了。

二○一三年十月的兩個午後，淑雯和我同赴高雄與新店後山，拜會黃溫恭長子黃大一先生與么女黃春蘭女士。在此之前，黃溫恭一頁頁泛黃的遺書掃描檔案展開在我們的面前。然而，在遺書與史料，與黃家人訪談，與真促會所做的先遣訪談之間，歷史殘酷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黃溫恭在燕巢支部案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理念，甚至是他究竟如何—自願或者非自願—加入了共產黨，終是無人能知。

從黃春蘭過去的自述當中，她明顯不願相信父親是個共產黨員，而在近年，此一態度有了明顯轉變，她說，當時有理想、願意起身反抗國民政府的年輕人，加入共產黨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而長兄黃大一，則仍認定父親加入共產黨，是臺籍日本軍隊自中國東北撤退返臺時的不得不。真相如何終究不會有人知道了。

歷史，是記得與不記得，適時與更多的來不及。記憶也是。

或許一篇充滿眾人記憶破綻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什麼，如同沒有記憶是不會被篡改的。但是，也沒有歷史是能夠完全落幕的。白色恐怖遠颺了，留下的傷口還在，等著我們記得它。我們會記得，臺灣會記得，曾經有一群人在這座島嶼上因參與共產黨而死。即使歷史在那裡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但我們也會記得那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