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六一年的十月，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因為被指控圖謀造反，被斬首於北京。有一份記載說，當消息傳到臺灣時，鄭成功忍不住難過地痛哭流涕。

年輕時的鄭芝龍，曾經是大海上最活躍的一號人物。他從事貿易活動，勢力遍及日本、中國、菲律賓等地。他也是天主教徒，並擁有一個教名「尼古拉斯」，不過更多人習慣稱他為「一官」。

在那個年代，這塊廣闊的東亞海域之上非常熱鬧。除了中國人和日本人，還有遠從歐洲來的商人以及傳教士。當時日本的貿易船，可以從南部的長崎出發，途經中國東南沿海，一路開往今天的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地。早在那個時候，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就存在著一個密切的貿易網絡。

可是，當鄭芝龍的生命走向終點的時候，這個世界，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大海，已經經歷巨大的轉變，和他年輕時截然不同了。當時的北京，落入滿洲人的手中，而原本的明朝政權，如今已經是名存實亡，只能苟延殘喘。鄭成功一人還在臺灣勉力支撐著，但是反攻的希望看來十分渺茫。

清朝政權為了防堵鄭成功，宣布把福建一帶沿海居民，往內陸遷居五十里，而且頒佈規定，一般人都不能隨便出海。

無獨有偶，同一時間，日本政府對於海上貿易也正實施著嚴格的規範，不但日本人不能任意出海，外國船隻，特別是從歐洲來的商人，也不能隨便進入日本。原本自由的海域，頓時變得好似戒備森嚴。

不過，日本政府對於海洋的管控，不是為了防堵鄭成功──他們甚至跟臺灣的鄭氏家族保持著頻繁的往來。

日本所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事情要從一六○○年說起。那一年，日本發生了一場改變歷史的重要戰役。戰場上的一方，是軍事實力雄厚的德川家康；另一方，則是其他勢力聯合的軍隊。

日本原來的政治領袖豐臣秀吉，兩年之前剛剛過世，此時正是權力交替、政局不穩的關頭。德川家康在政府當中，本來就具有相當分量；秀吉過世之後，他想要奪取政權的野心，在旁人看來更是昭然若揭。不過，這是一個人人競逐權力的年代，沒有人會眼睜睜看著別人獨攬大權。

權力鬥爭很快演變成了軍事衝突，大大小小的戰役隨之爆發。最後在「關原」（位於今天岐阜縣）這個地方，德川軍與聯軍終於有了一場總決戰。聯軍的兵力與德川軍不相上下，但論士氣與戰術，則遠遠無法與之抗衡，因而節節敗退，結果讓德川軍大獲全勝。

經過這場關原大戰，德川家康理所當然地掌握了日本的大權。他一步步消滅了屬於豐臣秀吉的舊勢力，除去反對的力量，最後連日本天皇也只能對他言聽計從。在德川家康要求下，天皇將他封為「右大臣」與「征夷大將軍」──這是只有執政者才能擁有的頭銜。

雖然頂著征夷大將軍之名，但德川家康並沒有四處征討蠻夷。相反地，他為日本帶來的，是此後兩百多年的承平時代。

德川政權上台前，日本處於諸侯割據、征戰不休的分裂狀態。一直要到十六世紀後半葉，才在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前後接力下，完成了全國的統一霸業。只不過，無論是信長還是秀吉，都無法維持一個長久的政權。他們一死，原本的鬥爭就重新再起，要等到德川家康接手後，這個混亂的局面才終於結束。

德川家康把它的統治機構「幕府」設立於江戶（今天的東京）。從這一刻起，到十九世紀幕府垮台之前，日本國內再也沒有像關原之戰那樣大規模的戰役，也沒有了政權交替的動盪。德川家康的後代穩坐在執政者的位子上，這兩百多年的時間，也因此被稱之為「德川時代」。

德川時代的日本，一開始對外在世界還是採取開放的態度。當時從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來了許多天主教傳教士。他們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就已經在日本國內積極傳播基督信仰，成果豐碩。到了十七世紀初年，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經多達數十萬人。

天主教團體勢力越來越大，讓德川幕府感受到了威脅。他們最害怕的，是這群天主教徒，會跟反幕府勢力聯合起來奪取政權。於是，從一六一二年開始，幕府連續祭出法令，禁止人民信仰天主教。

為了壓制天主教發展，幕府採取了十分強硬的手段。比如，他們將耶穌或聖母瑪利亞的畫像發送到各地，要求民眾用腳踩過，不願意乖乖遵行的人，就會被認定是教徒。要是堅持自己信仰，不只必須接受刑罰，更有可能引來殺頭之罪。許多不願拋棄信仰的日本教徒，因此丟掉了性命，就連外國傳教士，也遭到追殺。

可是，信仰的力量強大，傳教士們沒有這麼輕易就放棄。他們無視於幕府的規定，繼續傳教活動。從西班牙來的方濟會傳教士，態度尤其強硬，結果觸怒了德川幕府。幕府因此宣布：禁止所有西班牙船隻進入日本。

但天主教徒與日本政府之間的衝突並未因此停止，反倒在那之後，變得越來越激烈。

一六三七年，在九州島原一帶的天主徒，和飽受當地領主壓迫的農民聯合起來，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抗活動，參與的群眾據估計超過了三萬人。事後，幕府認訂葡萄牙人涉入這場動亂，因此和西班牙人一樣，他們也被列入了貿易往來的黑名單中。換句話說，這場由宗教信仰引起的衝突，最終演變成為了商業上的禁令。

德川幕府不只禁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進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任意出海。除此之外，在禁令發布之後，許多長期居住在海外、從事貿易的日本人，更無法回到國內，只能永遠留在異鄉。

對外的航海禁令，和幕府一樣維持了長達兩百多年。德川執政的時代，也因此幾乎與「鎖國」一詞畫上了等號。一般的歷史教科書這麼寫，日本的老師們也這樣告訴他們的學生。

不過，這真的是個鎖國的時代嗎？

德川時代的日本人並不這麼想，他們甚至不用「鎖國」一詞。這個名詞，是後來由歐洲人發明出來，才逐漸傳回日本國內的。

十九世紀歐洲強權崛起，四處征伐，自命為世界的主人。他們所到之處，當地人只能乖乖迎接，沒有拒絕的權利。像德川日本這樣把歐洲人拒於門外的政策，自然是不被允許的。

隨著西方的經濟崛起、軍事擴張，他們的世界觀也變得越來越強勢。許多日本人接受了他們的想法，認為德川幕府當年必然是盲目無知，昧於世界局勢，才會關上國家的大門，拒絕與世界交流。

可是，「鎖國」是個誤導人的辭彙。它反映的只是一部分歐洲人──那些無法進入日本的歐洲人──的觀點。如果回到那個時代，德川幕府儘管不像當代的日本一般開放，但也並沒有完全鎖上國家的大門。在趕走了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後，他們仍然保持與外在世界的來往，依舊注意著時代的動向。

這個時代的日本，與其說是鎖國，還不如說是採取了一種「由中央政府嚴格掌控的交流政策」。

這是什麼意思？日本又是和誰在交流呢？

第二章　海洋：面向世界的窗口

德川時代的日本，不但沒有鎖國，反倒是留下了四個「窗口」，保持與世界的交流。換句話說，日本不是不願意與他人往來，只是，想來的人必須遵守幕府訂下的規矩。

這四個窗口當中，有一個位在德川日本最北端，叫做「松前藩」，另一個則在最南端，叫「薩摩藩」。這兩個窗口，分別用來與北方的蝦夷地，與南方的琉球王國來往。

今天的蝦夷地與琉球，已經成為日本的領土，就連名字也換了：蝦夷地成了北海道，而琉球成了沖繩。但在德川時代，這兩個地方屬於境外之地，居民不受日本幕府的管轄。

居住在北方蝦夷地的原住民「愛奴人」，特別善於漁獵，所以與幕府統治下的日本保持著長期的貿易關係。松前藩統治著今天北海道南端的一小塊土地，也就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靠著與愛奴人做生意，松前藩賺進了不少財富，特別是海鮮的交易，諸如鮭魚、鱈魚、鱒魚，又或是海參等，都是松前藩與愛奴人貿易中重要的商品；也是因為有蝦夷地來的食物，當日本發生饑荒時，松前藩往往能逃過一劫。

相較於蝦夷地，幕府與琉球王國的關係更複雜一些。琉球當地的特產，如黑糖，廣受日本民眾的歡迎，成為庶民生活的流行商品。但琉球王國是個相對獨立的國家，擁有一套完整政府體制。它不只與日本有商業往來，同時還接收幕府的冊封，並多次派員前往江戶進貢。

特別的是，同一時間，琉球王國也接受中國先後兩個朝代──明朝與清朝的冊封，而且同樣定期派員前往北京進貢。換句話說，琉球王國同時向身旁兩個大國稱臣，但又不完全隸屬任何一方；作為「宗主國」的中國與日本，對此也欣然接受。

一直到十九世紀歐洲人大舉進入亞洲之前，東亞的國際秩序，就是以這種今天看來有點特殊的方式維持著。

和琉球有些類似，另一個同時與中國和日本交往的國家，則是與日本一海之隔的韓國。位於日韓之間，由幾座小島組成的「對馬藩」，扮演雙方的橋樑，也是德川日本對外的第三個窗口。

日本與韓國的交往，當然不是從德川時代開始的。早在德川政權上台之前，韓國的朝鮮王朝日本之間，就存在許多貿易與外交的記錄。朝鮮王朝甚至在版圖南方的釜山，建設了一座「倭館」，用來接待日本賓客。

不過，在德川家康上台的時刻，日韓關係正處於冰點的狀態。

事情要回溯到西元一五九二年，當時日本的統治者豐臣秀吉，在完成了一統全國的雄心壯志後，對韓國發動了一場戰爭。豐臣秀吉野心勃勃，但在朝鮮半島上，他不但遭遇到韓國軍隊的強力抵抗，更有來自明朝的武力介入。終於在七年之後，向來得意於戰場的豐臣秀吉，不得不宣布撤兵，出面求和。

日本雖然出師不利，但這場戰爭已經嚴重破壞了韓國的經濟，日韓之間原本的外交與貿易管道，也更因此全都暫時中止。韓國人對於前來救援的明朝，充滿了無限的感激，視為救命恩人；相比之下，日本這個侵略者，簡直是野蠻又可恨。

一直到德川家康建立的新政權上台後，日韓之間凍結的外交關係，方才出現轉機。德川幕府向朝鮮王朝釋出了善意，希望能夠緩和原來的僵局。

但最期盼重啟貿易的，莫過於負責居中協調的對馬藩領主，如果日韓能夠和好，他將是最大獲益者。為了加速雙邊談話，對馬藩領主不但抓了一些不相干的人，將他們假扮為戰犯，甚至還以德川家康的名義，撰寫了一封謝罪信，並在上頭自行蓋了「日本國王」的印，等於是偽造外交文書。

收到謝罪信的朝鮮使節，雖然對內容半信半疑，最後還是選擇了姑且信之。日韓之間，竟然就是在這樣虛構的基礎之上，開始重修舊好。

幾年之後，朝鮮王朝恢復了往例，派出前往日本的使節團。使節團從首都漢城（今天的首爾）出發，經由朝鮮半島南部的釜山，渡過海峽，由福岡登陸，再一路北上，最後抵達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戶城。在接下來的兩百年內，韓國一共派了十二次外交使節團前往日本，次數算不上很多，但是使節團浩浩蕩蕩，每次出訪都有三、四百人同行。

在那個不容易見到外國人的年代，從朝鮮半島來的龐大使節團，成為日本街頭一道奇特的風景，引起民眾強烈的好奇。許多地方的學者也趁這個機會，打聽外在世界的發展。至於位於江戶的德川幕府，為了不在鄰國面前丟了面子，更是每次都花費大量經費，以最高規格，不惜成本地款待韓國使節，順便宣揚國威。

隨著正式外交的重建，日韓之間的貿易也跟著再次活絡起來。朝鮮半島出產的人參，被認為具有神奇的療效，受到日本醫者的推崇，是雙方特別重要的貿易品。但因為數量稀少，入手不易，朝鮮人參在日本市場的價格不斷攀高，甚至因此出現了許多仿冒的假貨。

日韓之間雖然重新開始了商業與政治的交往，但對於彼此的認識卻十分微妙。韓國通信使認為自己繼承了儒學正統，是來自高級文化的代表。在他們眼中，日本這個以武士為主的社會，和崇尚儒家文化的朝鮮社會一比，簡直粗鄙不文。他們也認為，日本國內的富庶雖然令人印象深刻，終究不脫是個好戰的野蠻民族。

但日本人對於韓國也未必有著多少好感。的確，朝鮮時代的韓國出現了許多傑出的儒學家、思想家，贏得日本學者尊敬與好評，但也僅止於此。多數的日本人，對朝鮮半島上的這個國家，仍然抱持著或多或少的蔑視，認為它不過是中國的附庸國，沒有與日本相提並論的資格。

儘管日韓彼此都抱持奇特的優越感，但德川時代的兩百多年間，雙方還是相敬如賓，努力維持了表面的和平。要到很久之後，雙方的關係才會開始逐漸惡化，最後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

日本與另外一個亞洲國家，也存在這樣微妙的關係──那就是鄰近韓國的中國。位於日本南端的都市長崎，則成為了負責與中國交流的窗口。

德川幕府剛剛上台的時候，鄭芝龍與鄭成功在中日之間的貿易，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後來，這成為鄭氏家族在臺灣經營的重要資金來源，鄭成功還曾多次聯繫德川幕府，希望這個貿易夥伴能派兵支援，協助反清復明，只是最後不了了之。

隨著明朝滅亡，滿洲人興起，情勢也逐漸改變。清朝取代明朝的劇變，對日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國際新聞，他們稱之為「華夷變態」。「華」，指的是原本代表中華文化的明朝；「夷」，則是清朝。日本人原來是看不起滿洲人的，認為他們是野蠻人，在這一點上，日本人與朝鮮時代的韓國人，倒是所見略同。

但就商業活動而言，德川幕府一開始並未對中國商人設下太多的限制。一直要到一六八八年，德川幕府才在長崎市內興建了一座大約八千坪的社區，專供中國人居住，名為「唐人屋敷」。唐人屋敷四面用牆圍起，為了順應中國人的風俗，其中還設置了天后宮、觀音堂和土地公廟等宗教設施。

幕府之所以這麼做，除了為了有效地管理中國商人外，也是要防止天主教信仰通過別的管道，滲入日本民間。幕府當然知道，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境內也是動作頻頻。因此，幕府禁止一般日本民眾與中國人接觸，只有一些少數具有特殊身分的人例外。這些人究竟是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