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英國散文家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在貧困中去世，當時歐洲的內科醫生才剛要開始接觸消色差顯微鏡；幾年後，法國發明家涅普斯（Nicéphore Nièpce）就成功以日光刻蝕法拍攝出第一張永久性的照片。哈茲利特的散文文筆絕妙，是英文散文代表作家之一；年輕時的哈茲利特曾接受過繪畫訓練，而在他的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反省並回顧、再現真實的問題：藝術家的作品該如何描繪肉體與靈魂，且又該喚起什麼樣的想法與感受？1817年，他在《檢視者》（The Examiner）雜誌上發表〈論模仿〉（On Imitation）一文，犀利的筆觸將焦點放在解剖插圖的主題上：

「解剖學家喜歡彩色的版畫，因為可以清楚傳達某些病變的確實樣貌，或在解剖人體內部器官時呈現它們具體的外觀。研究天花的教授看到接種疫苗不同時期寫生畫的反應，就像花商看到鬱金香、拍賣商看到印度貝殼一樣，眉飛色舞……博學的解剖業餘愛好者，會對胃坦露的層層體表感到震驚，或在大腦橫切面圖像前搜索枯腸……然後克服厭惡與痛苦的感受。而將肚破腸流的屍體放在一般人面前的話，痛苦與噁心交雜是他們唯一的感覺。無論在科學或藝術領域中，這個道理一樣適用。」

然而，我們該如何了解「胃體外衣之美」和「肚破腸流的屍體」之間極大的反差？我們應該解決它、甚至「克服」它，還是效仿哈茲利特的崇拜者濟慈（John Keats，英國詩人，曾習醫）所謂的「對知識的無為」──有能力無視「未知、神祕和疑團，並停止追求知識和理性」？

針對這個問題，本書裡的圖像體現了一種解答方式：這本書著重於西方行醫者看待人體方式的全面革新，以及對疾病的全新了解，書裡的圖像都出現在1790年代到1910年代這 100 多年間。這段期間西方醫學開始以各種形式和當代對話：科學、科技、工業社會、都市生活、機械化戰事，以及帝國主義深長的陰影。而在對話進行的同時，過往對身體架構的認知和疾病的意義也被揚棄了。

古典醫學、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醫學菁英，都相信健康和四種體液的均衡脫不了關係：它們分別是血液、黑膽汁、黃膽汁和黏液。這四種體液一旦過量或缺乏，就會釀成病源。內科醫生通常專業知識與人文素養兼備，能在言談中切中肉體的所有病根，好與上流貴族病人（兼「老爺」）會商療程；外科醫生則像身體的木匠，隨時準備進行混亂又痛苦的物理介入，可能會放血、清膽汁，或建議改善飲食習慣，甚至僅鼓勵多呼吸新鮮空氣。但最重要的原則是，醫生和病人都會觀望和等待，因為中斷疾病的自然病程、試圖加速人體自身的復癒能力等行為，皆有可能足以致命。

100 多年後，也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對大多數行醫者（雖非全數）來說，醫學已不再是一項專精的技藝了，內外科醫師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和新的物理學和細菌學打交道；在學習實驗室和顯微鏡等物品使用原理的過程中，他們接觸到一個既陌生又迷人的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疾病和細菌會攻擊身體某一處由細胞組成的組織。借用社會學家馬克思•韋柏（Max Weber）的用詞，這樣的新世界是建立在「經過除魅後」（disenchanted）的身體觀念。沒有永恆的奧祕，只有暫時的無知；也沒有生命力和靈魂這回事，只有酵酶和受質（substrate，受酶改變的物質）在體內孜孜不倦地起舞。在這個耽溺於進步可能性的世紀，信奉科學的行醫者挺身而出，當起向完美未來挺進的先鋒部隊。

本書著重的患病人體圖繪，也是西方醫學傳統的一支，卻也同時和現代產生摩擦。19 世紀的內外科醫生踏上前輩的路，與藝術家、工匠及出版商建立密切的合作關係；在這些人同心協力之下出現的圖像是美麗而病態的，崇高而奇詭的。它們象徵著一種臨床客觀性，但這種客觀性的光環掩蓋了無數有意無意的人為介入結果。這些圖像讓我們一窺「內在的外在」：它們聚焦的客體都是看得到的外在，但這些外表下卻看不到生命和健康。

這些圖像似乎可以概括整個世紀的啟蒙風潮，但它們還帶來一股停屍間難以抹滅的氣味、國家對乞丐和罪犯濫權的斑斑證跡，還有無數具裸露或被侵犯的身體。它們既來自解剖實作，也來自死者（被盜來或處死）的身體，四處依附寄生；它們清楚呈現屍體的離奇情狀，不僅鉅細靡遺，也使屍體（用不完全屬於自己的聲音）開口說話。最重要的是，這些圖像用實例體現了一個革命性臨床權威的概念，這種權威來自死亡病患的身體，而非存活病患的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