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是蔣經國還是戈巴契夫？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在美國加州戴利城，《蔣經國傳》作者美籍華裔的劉宜良（筆名江南）在自家車庫遭到槍殺，行兇者是台灣黑社會竹聯幫份子陳啟禮和他的兩位同黨。他們此行是奉時任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之命，「教訓不識抬舉」、「觸犯天威」的江南。 　　此事在美國和台灣都掀起軒然大波。真相被披露出來之後，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不僅迫使台灣政府將行兇者繩之於法，更驅使國民黨邁出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江南血案兩年後，蔣家王朝不得不放棄由蔣家子女接班，宣布在台灣「解除戒嚴」，開始民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釋放政治犯，放寬言論自由。 　　時隔二十七年，二○一一年十一月，知名律師谷開來在重慶投毒殺害英國商人海伍德之事曝光，其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的丈夫薄熙來，也因貪腐和濫權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國大陸《財新》雜誌總編輯胡舒立發表文章，稱薄案的審理或將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催化劑。但時至今日，外界期待的所謂政治改革並未到來。

政治改革穩中求變

兩件大體相同的事，引發的後果卻截然不同，所為何因？今天的中國大陸與三十年前的台灣既有相似之處，也有絕大的不同。相似之處在於：習近平與蔣經國兩人皆為正統太子黨執掌的威權體制；國民黨自中國大陸潰敗，退守台灣三十多年後打開改革之門，如今中共也迎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一個改革關口。 　　當年台灣周邊的南韓與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相繼完成民主化轉型，實現總統直選。今天，外蒙古實現民主化，緬甸軍政府也釋放了翁山蘇姬。儘管中國前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五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但民主之風吹向中國大陸已是潮流大勢所趨，難以阻擋。就像習近平曾對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所說，中共必須「穩中求變、求進步」。 　　有鑑於台海兩岸在這一問題上的類似之處，於是外界有聲音認為大陸也應步台灣後塵，進行民主改革。但又有另外一些人感覺到，如果在政治上放鬆管制，中共肯定會像國民黨一樣落選下台，或是像蘇共及蘇聯一般就此死亡和解體。甚至還有聲音稱共產黨拒絕改革是等死，主動改革是找死（一說「早」死）。對這類帶有絕對負面論斷的看法，筆者不敢苟同。我們應當認清今天的中國大陸與當年台灣的區別。

首先，一九八○年代的台灣總統蔣經國是真正的政治強人，他說一，沒人敢說二，因此他得以力排眾議，動刀改革。今天的中國大陸，習近平並非一言九鼎的政治強人，政治改革是大事，需要高層及黨內元老達成共識，取得各方妥協，實施的困難更大。 　　其次，台灣改革的基本動因主要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但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發展迅猛，無需向別國妥協，美國也沒有能力居高臨下地向中國施壓。 　　此外，當時的蔣經國深知中國大陸經濟有一天必將超越台灣，台灣若不進行改革，兩邊政治體制大同小異，要如何拒絕統一？蔣經國想要名垂青史，所以先一步推動民主化。對於習近平來說，穩定與掌握政權仍是第一考慮。當然，若習近平能主宰這個十三億人口大國的政治改革，也是歷史性的大事與幸事。

兩岸政治演變的異同

另外，兩岸的政治土壤也不一樣。台灣當時是由占少數的「外省人」掌握政權，統治占多數的「本省人」，民主改革需求比較迫切。今天的中國大陸雖然漢族占絕大多數，面臨的則是儘管脫貧成果顯著，但窮人仍舊太多的問題。 台灣的民主薰陶很早便開始了。一九七○年代，立法委員和國大代表增額選舉開始對台灣地區選民開放，「黨外」勢力（國民黨之外的參政人士）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日益活躍，直到一九八六年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得以組建，民進黨又花了十四年才實現執政，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反觀中國大陸，民主萌芽初現，基層民主、村民自治未來還有待向縣市一級發展。共產黨上台前對全國人民做了民主的承諾，今日政治改革時機看似已經成熟，當年宣揚的民主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屆時應該有一個明確交代。 　　國民黨在二○○○年敗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當時李登輝對民進黨或明或暗的同情與支持；連戰與宋楚瑜的分裂則嚴重分散了國民黨票源。在這一點上，除非中共黨內高層出現分裂，否則也很難實現。所以習近平應該不會是蔣經國。當然我也不能排除一種可能，即習近平開放選舉，利用人民對他的支持尋求第三屆任期。

習近平肯定不會是戈巴契夫。他不會讓紅色江山在民主改革中崩塌。他剛上任不久就說了許多耐人尋味的話：「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打鐵還需自身硬」。在《紐約時報》披露的一份內部演講中，習近平更直截了當地說：「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他還動情地說，蘇聯解體時蘇共竟無人出面阻攔，「竟無一人是男兒」。 　　乍眼看去，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對不同人說不一樣的話，既有改革意識，又有保守色彩。對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我認為不妨將它們解讀為是習近平自身「軟中帶硬，硬中帶軟」的特質。習近平既非極左，也非極右，他是希望加強中共執政能力、延續共產黨生命的務實派，絕非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即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二○二一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二○四九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前一個目標將在習近平任內完成。與認為共產黨「氣數已盡」的末日論者相比，我更相信中共會在未來較長的時期內執掌中國政權，因為中國與前蘇聯的境況完全不一樣。蘇聯在老百姓肚子沒吃飽時就貿然開啟休克療法的政改；今天十三億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改革政治體制的時機已基本成熟。

抓緊經濟發展，人民自然有信心

中國記者說共產黨的壞話需要膽量，實際上，在華的外國記者說共產黨的公道話也是需要膽量的。我始終認為，儘管中共在執政的第一個三十年裡過大於功，但在其執政的第二個三十年裡，尤其在經濟建設方面，他們的功是遠大於過的，對權力的掌握也更加穩固。 　　首先是快速增長的經濟與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儘管此類成績很難量化，但以我在中國大陸的親身經歷，我相信在最近三十年裡，大部分中國人在大多數時候都是滿意的。根據《富比士》雜誌（Forbes）二○一五年公布的全球富豪榜，中國大陸資產超過十億美元的人就有兩百一十三名；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指出，中國年收入在一萬三千五百美元至五萬三千九百美元的「中產階級」，就超過一億人；波士頓諮詢公司二○一○年的研究指出，中國月收入超過五千元人民幣的人，到二○二○年將超過四億人。雖然四億人的比例未及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貧富差距也在日益拉大，但絕大部分的人依然希望穩定，維持經濟發展往上的勢頭。 　　其次，相對明智與靈活的決策也為中共贏得一定民心。政治與社會氛圍相對寬鬆，個人享有更多言論自由，微博與微信等新媒體出現讓大眾能夠在人大的橡皮圖章之外，找到一個議事平台。當年是「有沒有」自由的問題，今天則是「多」或「少」的問題。過去中國老百姓對黨是恐懼多於尊敬，今天許多「八○後」和「九○後」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怕。 　　今天共產黨還緊緊掌控著新聞媒體與教育體系，對內牢牢掌握著「槍桿子」（軍隊、武警、公安、國安、國保、城管），對外具備較為充實的外交和國防力量。另外，統戰工作與對民族主義情緒的調動，都有助於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鞏固。 最後，中國共產黨具有憂患意識和學習意願。全黨上下既認識到體制僵化的巨大危險，又吸取了國民黨改革下台與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與時俱進，主動調適，執政能力不斷提高。 　　這一切無論是與法國革命前的波旁王朝、蘇聯解體前的蘇共還是下台前的台灣國民黨相比，都有著根本的不同。中共對推動改革、穩步放權、透明化與民主法制建設有信心，對自己能夠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增強執政合法性也有信心。

改革開放：不可逆的社會趨勢 　　美國常將全球民主化比作「one size fits all」，意即民主能適應所有國家與所有國情。習近平則回應說：「鞋子合不合腳，穿著才知道。」我並不認為中國需要一夜之間過渡到美式民主，或應把問題不少的美式民主立為絕對榜樣。但一個病人要給自己把脈、抓藥、開刀是不現實的。今天的中國與過去相比，媒體已經相對開放，政府日益透明，法制也日趨完善；官員問責、幹部財產申報、微博監督反腐也都是值得讚揚的好現象。但中國的「特色道路」的確需要開始「把權力關到籠子裡」，將黨的活動置於憲法架構之下，建立反貪腐及民主決策機制，剷除痼疾。 　　在習近平上任還不算長的時間裡，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可喜的變化，例如反貪腐運動不斷深入、地方司法開始獨立於政府、死刑犯器官移植被廢除。改革可以步步為營，改總比不改好，早改也比晚改好，現在主動改比未來可能被動改好。正如當年蔣經國所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今天中國的改革也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