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 1947
廿年來,隨著大量歷史資料的解讀分析,二二八事件真貌逐漸還原。
戰前戰後,兩種政權為了鞏固勢力,施行同樣的語言和思想控制:日本政府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說台人說「日語」,否則就不是日本人;戰後,陳儀政府要求台人說「中文」,否則就不是中國人。兩個政權帶來兩種身分認同,但同樣的是加在人民身上的政權暴力。二二八事件的醞釀和爆發,是在兩種國旗之下掙扎著的前人面容。
在史料分析之外,二戰後國際勢力介入、國共戰爭對台灣的影響,也是不可忽略的背景因素。因此,有學者以戰後美中體制,和中國政府統治手法為切入觀點,在事件真相還原的基礎之上,提出更宏觀的脈絡解讀。
轉型正義的訴求,不只為舊政權下的犧牲者平反、補償,更期待轉型之後的社會,能在堅實的民主土壤上往前邁進。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歷史上死傷最慘重的官民衝突事件。在戒嚴期間,這道歷史傷口成為不可碰觸的禁忌,相關研究直到解嚴後的一九九○年代,才開始蓬勃發展,至今已累積出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作者陳翠蓮認為,關於二二八的研究「迄今為止仍然停留於整理受害記憶」,然而,「面對歷史,我們不僅要控訴群體慘烈的受害與犧牲,更應探索我們的群體為何受害?如何受害?當時所處內外在條件?面對危機時,社會群體的反應與處置為何失敗?」因此,她力圖跳脫將二二八事件個案化的研究框架,把視角拉高,以俯瞰的姿態,重新檢視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空背景。
前往商品頁 加入購物車夢想曾在冬日照耀,舉擎天之力想要轉動時代。但我們卻因長年流淚而諳啞,竟不知如何吟唱。二二八是民主之詩,還是革命之花?願本書為反抗者畫下「亡者之姿」,帶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嘶啞,因曾經聲嘶力竭,更是多年噤聲後,首次開口的吶喊。
戒嚴時期對人民思想和語言的高壓箝制,儘管在表面上喝止了來自民間的反對聲浪,然白色恐怖在人們心裡所造成的恐懼,已在文學作品中留下印記。
至八O年代後期,噤聲多年後的吶喊再也無法壓抑,追求言論自由和平反二二八的訴求,以及近五十年無法訴說的故事,在民主運動的衝撞當中隆隆發聲,直至今日,依舊迴盪。
然而隨著戰後世代的成長,第三波民主運動很快到來。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整肅和處罰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而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壓制無效,獨裁政權只有讓步。結局是,臺灣人終於獲得將近一百年的追求:民主、平等、自主、和尊嚴。
前往商品頁 加入購物車世界依舊不公不義 所以我們閱讀楊逵
他安靜少言,靈魂卻總不安於一方。即使氣力放盡,生活只有負數,也必須以精神意志,將灰燼冶煉成為火種。他是作品收入戰後國文課本的日治台灣作家第一人,他是楊逵
童年時期「讀前世書」的新化才子,因為固執於理想,終生都是豪賭的夢想家,他不僅沒能「榮耀家族」,反而一再進出監獄,更經常沒有「隔宿之糧」。其實他如果肯順從主流價值一點,要拿個博士不是難事,然而,他寧可取「園丁」身份。
1947年2月27日週四晚,台北市延平北路,天馬茶房前。
警方查緝私菸執法過當,造成一死一傷,當下點燃戰後蓄積已久的民怨;28日週五,找出真凶的訴求未果,反遭公署衛兵開槍掃射,人民於是展開激烈抗議遊行,憤怒透過廣播延燒,成為全島風暴。
3月2日,各地菁英領袖組成處理委員會,盼能居中協調,並向陳儀提出以民主自治精神為基礎的政治改革建言,未料蔣應陳儀求援遣部隊赴台鎮壓。10日,全台戒嚴,大規模的鎮壓與清鄉持續,造成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直至5月中旬,風波暫歇,此即「二二八事件」。
1949年,政府頒布戒嚴令,以杜絕匪諜為由,嚴密監控人民言行,以五O年代為甚,濫捕冤案造成數十萬名犧牲者。直至1987年解嚴、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及1992年修正《刑法》一百條後,壓制全台四十餘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終於結束。
背景圖說:王育霖(讀東京帝大,右)與弟弟王育德(讀台北高等學校,左)合影。照片由遠足文化提供。
他畢業於東京帝大,是日治時期第一位在日本擔任檢察官的台灣人。二戰後回到台灣,他嚴懲貪官污吏,疾呼司法改革。他的詩文感性動人、細緻入微。
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3月14日下午,在家中遭六名配槍軍人強行押走,時年僅27歲,至今遺體猶不知在何方。
一九五○年代與一九六○年代,有兩群臺灣的年輕人,為了希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成為抗爭者。前者是「省工委」的參與者,後者是泰源事件的當事者。他們遭到政府逮捕並判處死刑,槍決前,他們寫下遺書,但遺書被扣押,直到二○一一年後,經家屬奔走力爭與各方聲援,這批遺書才送達家人手中。
這些遲了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