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四年前開始研究自由市場如何依賴震撼的力量，當時是占領伊拉克的初期。我從巴格達報導，震撼與威懾之後美國嘗試施行震撼療法遭到挫敗。然後我前往斯里蘭卡，時值二○○四年大海嘯後數個月，也目睹不同情況下的相同操縱：外國投資人與國際放款機構聯手利用驚慌的氣氛，把整個美麗的海岸交給創業家，迅速興建大型休閒旅遊中心，阻擋數十萬名漁民在海邊重建他們的村莊。「在命運殘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給了斯里蘭卡獨特的機會，從這場大悲劇中將誕生一個世界級的旅遊地點。」斯里蘭卡政府宣布說。等到卡崔娜颶風襲擊紐奧良，共和黨政治人物、智庫及土地開發商開始討論「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奮的機會時，世人已經可以明顯看出，這是一個達成企業目標的慣用策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

大多數逃過大劫難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們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東西，修復被毀損的東西；他們想重新鞏固與家園的關聯。「當我重建這個城市時，我感覺像在修復自己。」紐奧良受創最重的南九區居民卡珊卓，在清除颶風過後的瓦礫時說。但災難資本主義者對修復舊觀不感興趣。在伊拉克、斯里蘭卡和紐奧良，這個過程被刻意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災難未完的工作，即掃除公共領域與舊社區殘留的一切東西，然後迅速以一種商業式的新耶路撒冷聖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趕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犧牲者能重新集結、並要回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前完成。

貝托斯（Mike Battles）說得好：「對我們來說，恐懼和混亂提供了大好機會。」這位三十四歲的前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員說的是，入侵伊拉克後的混亂幫助他原本沒有名氣且毫無經驗的私人安全公司貝托斯（Custer Battles），從聯邦政府弄到約一億美元的合約。他的話也可以用作當代資本主義的口號──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當我對大獲利與大災難間的關聯展開研究時，我以為看到的是，世界各地「解放」市場的動力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我曾參與一九九九年首度在西雅圖登上世界舞臺的反企業勢力擴張運動，早就習於類似的親商政策透過脅迫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高峰會，或以ＩＭＦ貸款附帶條件強加實施。這類作法有三個如同註冊商標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寬管制，和大幅削減社會支出。這三項要求通常極不受社會大眾歡迎，但這些協議在簽訂的時候，至少有經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協商同意，也有所謂專家的共識。但現在這些意識形態計畫，卻透過最惡劣的手段強行實施：在入侵後的外國軍事占領下，或緊接在一場大天然災難後。九一一恐怖攻擊似乎提供了華盛頓特權，不必徵詢其他國家是否喜歡美國式的「自由貿易與民主」，就可以藉震撼與威懾的武力強加在他國。

不過，當我愈深入發掘這種市場模式席捲全球的歷史，就愈發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傅利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模愈來愈大和愈嚴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紐奧良發生的情況並非九一一之後的新發明。相反的，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震撼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和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作法，目的在於威嚇大眾，或為採用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作準備。在七○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哥學派政策密不可分，就好像恐怖和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震撼，以及隨後數萬人遭逮捕，讓共產黨能夠放手把許多地方改造成大出口區，並填滿害怕得不敢主張自己權利的工人。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羅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剷除賤價拍賣國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