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並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震撼都被利用來為經濟震撼療法舖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傷手段，不一定都極為暴力。在八○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國家面對一位前ＩＭＦ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於更大災難的「震撼治療」。在亞洲，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傅利曼所熟知的，大規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藉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

當然，在有些例子，採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於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並贏得選舉，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沙克吉（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裡，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了大眾壓力，最後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畫，接受漸進的改變而捨棄全面轉型。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震撼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七○年代的智利、八○年代末的中國、九○年代的俄羅斯，以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後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這種意識形態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也存在它征服的最大領土──俄羅斯和中國──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造出最多利潤。

震撼療法班師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七○年代以後，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雷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畫，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傅利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和黨一九九五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後為小布希（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富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籲美國應進行震撼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我想我們應該這麼做。與其漸進地削減──這裡一點、那裡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畫，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

富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震撼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舖好路。但二○○一年的情況大不相同。九一一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傅利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布希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暈眩的大好機會──並非布希政府陰謀策畫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農民，或者像期待開悟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當等候已久的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於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