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lls族群帶來下剋上的時代
正當日本的職棒運動走入瓶頸，考慮集合各球團的金主開會討論，是否繼續採行同盟制度時，堀江貴文突然冒出頭來。

儘管在正式場合，堀江貴文也是身著T恤，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開口不是「人沒有必要甘居下位」，就是「只要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得到」，但是提到活力門公司時，他卻什麼也不知道。日本的傳播媒體對這位完全不可理喻的年輕人，剛開始也只覺得好玩，並不當一回事，不懷好意地觀望他的舉動。
然而，輿論對堀江貴文的印象由反感轉為支持，前後時間竟然不到三個月。

從他身上，許多日本人覺察到一個新的現象。相較以往那些在攝影機前西裝畢挺、言之有物，並且應對進退得體合宜的人，這些人膽敢在閃光燈前胡言亂語，大言不慚地說：「我的財產是讀賣新聞社長渡邊恆雄的一百倍！」在這個時代看起來似乎更有魅力。

此外，個人的成就與是否守規矩無關，實力才是關鍵，有實力的話，即使很年輕，還是有可能一步登天。就這點來看，無論是商業經營、運動或藝術的世界都一樣，很多年輕的天才一出現就風靡世人。然而，運動有運動的規則，藝術或音樂也很容易辨識真偽；照理說，商業經營也一樣，市場的透明度應該是可以看穿的。但是事實上，綜觀目前日本的會計監查系統、股東會議、東京證券及證券交易監視委員會等機關，無論哪個機構的行事和作風都讓人覺得無法理解。
因此我認為堀江貴文如果有功可居，最大的功勞便是他用身教告訴我們：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下剋上的時代」！

當活力門取得NHK的股票，接著準備著手購併富士電視台，幾經轉戰之後，即使還未成為地方性的超級大企業，活力門的股票市值及PER如果上漲為原來的五十到一百倍，少說可以由市場調到七百億日圓的現金。其影響力就像我過去在《新資本論》（東洋經濟新報社發行）一書中提及的「倍率經濟」（multiple），相當具有威力。

此外，新聞媒體連日報導的結果，更讓日本民眾、甚至家庭主婦耳濡目染，不僅知道「公開收購」（TOB，take over bid）、「管理階層收購」（MBO，management buy out）這些股市專有名詞，無形中也提高大家對股票市場的關心度，並因而誕生了不少投資家，這亦是堀江貴文不容抹煞的功勞。

事實上，不只是堀江貴文，樂天的創業者三木谷浩史和村上基金的創辦人村上世彰等被喻為「六本木HILLS族」的經濟新貴，都是以有違過去經營知識的作風，以及放膽挑戰舊規則的共同特質，讓世人發覺他們的存在，「時代已經改變」的印象也因而深植人心。
如果說他們就像日本幕府時代即將結束時，在動亂之中打破舊體制以推動明治維新的有志之士，重新現身在現代社會執行類似的任務，也不過分吧！

堀江貴文在他的著作中曾經提到，他拿西元一九八一年創立軟體銀行（Soft bank）的日本企業家孫正義做為自己的榜樣，也想效法坂本龍馬（西元一八三四年∼一八六七年，日本海軍之父，推翻德川幕府，被譽為日本現代化始祖），以及在明治維新後的政府發揮影響力的伊藤博文（西二一八四一∼一九○一年，曾留學美國的日本政治家，倡導尊王讓賢）。可惜的是，後半部他全盤皆錯，就我的角度來看，充其量他只做到現代的坂本龍馬。

我在堀江貴文被捕之前就曾預言，包括堀江貴文的這票HILLS新貴，即使能做明治維新的先遣部隊，也無法在維新之後繼續生存。在《文藝春秋》月刊上，我就說過他們的命運將像坂本龍馬（坂本龍馬在明治維新初始即被暗殺，死時三十三歲）。

現在堀江貴文已被逮捕，三木谷浩史一廂情願地投入一千一百億日圓收購TBS電視台的股票，一付很酷的模樣，問題是投資下去的資金不知何時才能回收！村上則是買下阪神電鐵五○％的股票，然後期待對方高價買回公司（green mailer），由於他完全不懂經營，萬一無法順利賣掉手中持股，可能會蒙受巨額損失。他們的出現，似乎是在已經僵化的舊體制上開個通氣孔，但除此之外就沒戲可唱了，而我的預言應該不是一句杞人憂天可以反駁的。

新的問題是，他們之後又有誰會接著出現呢？從歷史上來看，舊的幕府藩屬體制被推翻之後，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了新的秩序，其中擔任重要職位的不外乎伊藤博文、大隈重信和福澤諭吉等人。

正當活力門崛起時，我曾在我經營的商業突破研究所大學（BBT）中，對學生作意見調查，問他們將來想成為什麼樣的經營者，結果答案裡面竟然有堀江貴文。但是現在堀江貴文已經消失了，如何在被他破壞的經營領域內，重新建立新的經營典範，對一個有心學習經營的人是很重要的課題。
這個課題就是本書強調的重點：「即戰力」和「實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