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曾柏文
交織在生命中的寬闊

我一直忘不了一個錯愕的面容。

六年前從梅里雪山歸來，我中停走訪東竹林寺。午后回山路邊攔往中甸便車，我卻在這大山大水間苦等了兩個多小時，體會到公路的寂寞。傍晚日影西斜、山風漸寒，我不得不沿山路找了戶農家求宿。那農舍孤懸於江谷邊坡，住著一對藏家父女。女孩十一歲，之前在奔子攔上過三年小學，說得上些漢語，有點害羞又難掩興奮地帶我這遠到旅人，在家中上上下下參觀。傍晚女孩說要去趕牛回家，大約一小時候回來，離去時還有幾分不捨依依。

可一會後，空曠的山谷中竟傳來久違車聲。我一興奮，便扛起行李拜別主人衝回路邊，也果真攔到一輛東風大卡，後頭站著一車和尚朝我猛笑，我二話不說翻身上車。和尚們到東竹林寺都下了車，熱情揮別。出發後車速快了，我趕忙抓緊欄杆，看著滇藏公旁的高山深谷呼嘯而過，竟覺自己像騎在一頭氣勢驚人的巨獸上，奔馳在這山水間。

車過轉角，前方突然出現那個藏家女孩，趕著牛正要回家。我揮手大叫跟她告別，倏地與她擦身而過，一回頭，我看見她半舉著手，一臉錯愕，快速消失在我視野。忽然，一陣意想不到的難過襲上來，帶著內疚。

從拉薩回到台北那年，我旋即趕赴倫敦，在書堆論文中琢磨心性，進廚房間找回自信。回國後我先進立法院做法案助理，見證了勞退新制誕生、319的紛紛擾擾。年底又打了場激烈選戰，帶著一幫夥伴舉辦座談、掃街拜票。幾年間的生命不斷向前滾動，生活總忙碌喧囂。

可就在不經意間，我常會沒來由地想起遠疆的光影，我會想起高原上的燦爛陽光、連綿雪山，想起村舍中飄著的燒炭味、公路上旋繞的引擎聲，或馬背上悠悠晃晃的節奏。我常想起瀘沽湖畔那個伴著寂靜閃電的月夜，想起鳴沙山吹著冽冽冷風的大漠日出，想起獨自走在帕米爾高原上的腳步聲，想到那種置身寬闊天地間，自己的渺小卑微。

而每每，我也會想起東竹林那個藏家女孩──

我記得她眼中映著藍天大地的燦爛，就像西單村的珠穆德瑪、小落水村的摩梭少年、布爾津尕姓女孩、石頭城腳那對塔吉克兄妹的眼神一樣。可我更惦念的，是她，與這群孩子們未知的人生。特別是這些年如火如荼的開發腳步、湧入的觀光潮，牽動著西疆社會急劇的變遷，帶來大量的衝擊對比。如果我幾年後還能再見到他們，我會在他們眼中見到什麼？是同樣的樂天單純、是生活提昇的幸福，還是相對弱勢下的迷惘，甚至憤怒？

這我說不清。就像千百年來無數政權興衰、商業動線替換，甚至環境資源的變遷，曾多次改寫過這片大地上人們的生活；但在當時，又有幾人能說得清他們那代人的命運？有多少樓蘭人能猜到水源將枯竭？有多少交河人或敦煌工匠能預見嘉峪封關的衝擊？一六七○年的葉爾羌汗國絕想不到，幾年後將滅於流亡回教領袖阿帕克霍加率領的蒙族佛教大軍。一九五○年解放軍入藏時，也沒幾個藏民能看到未來十年的劇變。

多少文明起落的痕跡、無數族群歷史刻下的社會印記，這一路上，流動的是一種深邃的無常。只是這種無常背後，卻又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是紮實的地理力量；而其在時空上的尺度，硬是把台灣新聞每天追逐的紛紛擾擾、日常生活許多計較與堅持，襯托得那麼短淺乏味。

於是，那一段段邊疆記憶便像一面心的濾鏡，用歷史的深遠濾去每天生活的喧囂浮躁，用大地的遼闊焠鍊心靈的謙卑豁達，用旅行生活的單純裁減浮誇的欲望。於是，記憶不再只是一種見聞，一種「我去過哪裡哪裡、看過什麼什麼」的標記；它滲透到生活中，交織在價值態度裡，並在我現下的生命裡注入燦爛陽光、寬闊風景。

沉澱記憶，也便醞釀出書寫的召喚。

去年我定下心，開始用文字將這兩萬多公里的旅程梳理一遍。從第一次闖蕩滇北的無知好奇、意外驚遇，兩年後帶著準備期待穿越絲路的見證，到最後從成都入藏，在生死交關中對親情、生命，甚至旅行本身的體悟，我忽然發現，這三段旅程竟像一場旅行態度的辨證，隱隱對應著輕狂年少、穩健壯年、與內省晚年三個生命階段。

正如生命，旅行也有建構的想像、有承諾與追尋、有節奏、有意外、有緣分與終曲。而我這一路所看見的，是人為建構的虛幻想像，能對人文地貌的實質重塑；是承諾與追尋，對生命重量的賦予。所體會的，是對內在節奏的傾聽貼近、對意外的坦然，以及當來到終點時，該要輕輕放下執著。以前讀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年少的同學們還笑說傻。此去遠疆高原走這一趟天寬地闊，雖不見得是一種聞道，卻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面對有限生命，有更多從容。

寫作是一連串對記憶的質問，而用筆重走這段旅程，我質問的不只是自己，更是自己過去從教育閱讀中承接的，關於「邊疆」的種種想像。隨著在邊疆走的越久，「邊疆」這個概念卻因其代表的漢民族傲慢，吊詭地成為最大的懸念。而從中原視角挪移到中亞視角，試著碰觸邊疆民族的感受，便成為此行主要的挑戰。

我們總是要走出去，才能更看清自己，包括自己承載的歷史文化，自己所來自的島嶼。

最後，我想把這段我所珍惜的記憶，獻給摯愛的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