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偉大經濟學者的生活經驗

　　傳記作家常覺得自己置身窘境。

　　許多人愛讀他們的書，但相較於小說、戲劇或歷史作家，傳記作家總覺得自己有必要為自己作些解釋。自命清高的人看待傳記，總不免抱著疑心，覺得這不是純粹的文體：融合了許多不連貫，甚至互相矛盾的資料，缺乏邏輯，沒有美學上的整體感。這是受事實所限制的小說，是載滿註腳的偷窺內容。傳記作家做的，究竟是說故事，抑或是作什麼解釋？

經濟學家的生活與理論有何關係？

　　我第一本凱因斯傳記在一九八三年出版時，立刻招來大家對傳記的質疑，提出了下面這個問題：「偉大經濟學家的生活，究竟和他的經濟理論有沒有關係？ 」奧地利經濟學大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一九四六年凱因斯去世時，他在訃聞中寫道：「凱因斯沒有子女，他的人生哲學基本上是短期的哲學，因此他毅然追求他僅有的「行動參數」──金融管理，不但以英國人的身份，而且以「他所屬的那種英國人身份」。

　　凱因斯之所以無兒無女，當然是因為他是個同性戀者。雖然他在四十歲出頭和芭蕾舞星洛波卡娃（Lydia Lopokova）結縭，婚姻美滿，而且凱因斯的第一位傳記作家哈羅德爵士（Sir Roy Harrod）完全未提及他是同性戀的事，但是我認為，如果不提凱因斯與畫家葛蘭特（Duncan Grant）之間重要的愛情糾葛，就不能稱之為凱因斯的人生。這當然等於是向反凱因斯經濟學的批評者繳械，但我認為凱因斯的經濟理論固若磐石，足以抵擋揭露其私生活而招來的砲火。

　　然而，大家還是提出問題，質疑凱因斯的人生經歷與他的思想之間究竟有什麼關聯。反凱因斯經濟理論的批評者掌握了這個機會，像李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爵士便主張，凱因斯因同性戀的影響，排斥「通則」，而拒絕「通貨膨脹會自動受控的黃金準則」的想法。不過，支持凱因斯經濟理論的人出於反射作用，認為「生活」不能與「思想」混為一談。派斯頓教授（Maurice Peston）寫道：「這種說法（凱因斯的性別傾向和經濟理論相關）簡直是胡說。理論的邏輯驗證和實驗的相關性，與他本人各自獨立。（了解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生平，對於預言行星的運轉有什麼用處？）」

　　各個學術領域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分歧的意見。社會學者戴維斯（Christie Davis）就提出「凱因斯的同性戀與其經濟理論是否有關係」的問題，他寫道：「只關心凱因斯理論是否正確的經濟學者，對這個問題根本沒興趣。經濟學家想法的真切與否，只能證諸事實，至於他的靈感是受戀屍癖、想和粉紅象親熱，抑或是想被澳洲裸體女警鞭笞所啟發，則無關宏旨。不過，這卻是社會學者關切的課題，他們關心個人的行為和思想是否會因性向偏差，不見容於社會，而受到影響。」為工黨領袖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作傳的政治學者馬寬德（David Marquand）認為，凱因斯成長時期的「同性戀文化」，可以說明他對權威又愛又恨的曖昧態度：「凱因斯……根本不是當權派的成員，在情感上，他是個異鄉客，自有異鄉人的價值觀。」

　　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因為它們揭露了傳記是否有其意義的問題。最基本的問題是：傳記究竟是要說故事，還是想要說明解釋？答案是，它想要兩者兼顧。傳記描寫的是人生充滿趣味的人──他們的生活就是精采的故事。當然，我們一開頭之所以想要讀他們的生平，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些人名留青史或惡名昭彰，或甚至「有其重要性」。這些人的姓名就是讓讀者上鉤的誘餌，但除非他們的人生的確吸引人，或者藉作傳者之手吸引讀者，否則讀者就會脫鉤而去。有些人雖然「成就」平平，但一生經歷高潮迭起，或者充滿了大家都認同的情感，因此是絕佳的題材。有些人雖然有傑出的成就，但人生平淡乏味，即使傳記作家的妙筆也難以使其生花，因此不是好題材。

　　凱因斯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既是偉大的經濟學者，也是個有魅力的人；即使他不是偉大的經濟學者，光是後者也足以作為他立傳的理由。我想大多數人讀傳記，是因為他們想更進一步了解這個人，而不是想要聽人「解釋」這個人的一生或成就。在我看來，滿足這樣的需求名正言順。

　　在傳記作家的心裡，想要「解釋」的欲望總是蠢蠢欲動，他覺得有必要從他所紀錄的雜亂事實和事件中，抽絲剝繭、追根究柢，找出「意義」，融會貫通。這種想法的根源在於，被描寫的主角有客觀、連貫的人格，正待傳記作家的如椽之筆，將其傳達得栩栩如生。這又牽扯到另一個觀念，認為不論是思想、藝術或行動各方面，傑出的成就或多或少和那種人格有關，因此必須提及、解釋。即使不管連貫性，我們依舊會認為，不論是在凱因斯或其他思想家的生平中，其內心的波濤起伏和其他事件必然也有一些關聯。至少，傑出的成就不論如何一定是和勤奮、持續的努力相關，作傳者似乎總是必須解釋書中人物如何孜孜不倦地熱愛工作。難道心靈上的成就不是個人特質配合了天時地利的結果？而這些因素難道不是傳記作家特別擅長探索的領域？

　　雖然傳記作家不免會嘗試解釋為什麼他的主角非比尋常，但供他使喚的科學工具其實少得可憐。大部分的傳記作家承擔這個任務時，心裡充滿的是對心理分析或社會理論的一知半解，想要藉著這樣的工具耙梳主角的生活，盡可能找出可以「解釋」其成就的「線索」。
　
　　好的傳記作家應該熟知人格、創造力等等的主要理論，以及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說明觀念的力量時所採用的方法。但是，據我閱讀諸多傳記的經驗，作傳者的立論越有系統，所得到的結果就越沒有說服力。原來，傳記作家不可能自欺欺人，以為找得到主角性格的各個不同層面、其「人生」與「思想」、其「思想」與「經歷」之間的關聯；即使這些事實的確有所牽連，也是如此。傳記作家頂多只能創造出滿足美學的關係模式──我們憑本能接受這些模式，因為它們符合我們對事物關係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