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當我回到美國，我會拿出這張照片給朋友看，並且試著說出照片裡的故事。但是該從哪裡開始呢？解釋為什麼「後文化革命」時期的學校如此尊崇長征，就像說明山如何變成梯田一樣困難。最後，我會說：這是學校的一個政治集會，而我們意外地參加了這個集會，因為在世界大多數的地方，共產黨的集會不歡迎和平工作團。我的故事就到此為止──這就是我這張照片的故事。

當然，沒有一件事是這麼簡單。人們認為，我是一位和平工作團的志工，但其實我並不是；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其實它並不是。沒有一樣東西如表面所呈現的，而這就是我剛到涪陵時的生活。每一件事都是不確定的，都無法融入當地的節奏。

在中國，和平工作團被稱為「和平隊」，這三個簡單的方塊字所代表的意義遠比表面複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反美的宣傳進入高潮，中國政府對和平工作團表達了許多看法──他們說和平工作團和中央情報局勾結，說它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特工，說美國將他們的年輕人送到國外，好讓他們的理想主義帶動第三世界邁向資本主義（這是你會喜歡的工作中最艱鉅的一種）。現在，中國人不再這麼說了，但是這些話仍然餘音繚繞，且無可救藥地受到了污染。但是，就像中國人一樣，中文也學會了見風轉舵，當和平工作團於一九九三年來到中國，他們發現自己有了另一種稱號──美中友好志願者。這幾個字看似比較複雜，但是涵意都單純多了。校方教導學生不要使用英文或中文的「和平工作團」名稱，而大多數學生都照辦。因此，帶著一個美化的工作頭銜，我來到這所建立在文化大革命灰燼上的學校任教；在這裡，歷史不曾遠離，而你眼目所及處處是政治。

一開始，「友好」這兩個字讓我們大感驚恐。這是「美中友好志願者」這個名稱中很難翻讀或詮釋的部分。前一年，學校有三位外籍教師：一對年老的澳洲夫婦和一位墨西哥中年男子。但是，那時事情比較簡單，因為他們待在那兒不到一年，而且很少去離校園很遠的地方。我們就不一樣了──我們十分年輕，打算在涪陵住兩年，而且美國政府把我們送到這兒，我們的身分是來到中國的和平工作團第三團的成員。學校在最好的建築物裡為我們預備了公寓，黨支部書記和其他最高階的幹部都住在這棟大樓裡。有幾個星期，他們差不多每隔一晚就設宴款待我們。這類的事是按照一套禮儀進行的。我們會在一張桌子旁坐下來，桌上擺滿了中國的開胃小吃：腰果、牛肉乾、菜豆、蓮藕，而韓老師常常會宣布事項。他是學校外事辦的臨時代表，今年二十七歲。學校裡就屬他的英文說得最好，但他是一位剛剛得到權位的焦躁不安的年輕人。他要我們叫他亞伯特。

第一個星期的一個晚上，他在宴會開始前和我們聊天。

他說：「校方剛剛決定為你們買可以打到校外的電話。你們可以打到中國的任何地方。」

我們抗議──那是不必要的，電話很貴，其他學校的志工並沒有電話。他揮揮手，讓我們不要再說了。「這不是問題，」他說：「對你們來說，沒有電話非常不方便。」我和亞當相互看了一眼，聳聳肩。我們謝謝他，然後每個人開始吃東西。隔天，一位修理工人來到我們的公寓安裝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