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活在鄧小平
時代的開放中國,42年前的帕斯特爾納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則是赫魯雪夫時代的封閉蘇聯,同樣出身共產黨集權國家,同樣獲得此項殊榮,可是時空環境不同,面對諾貝爾獎的反應更有天壤之別。
1958年帕斯特爾納克以長篇小說《齊瓦哥醫生》獲獎,花了整整八年的時間寫成這本小說,然而自家人不看好,於是乎他把手稿寄給了義大利出版商,甫一出版便在西方引起了轟動。
當瑞典文學院決定授予帕斯特爾納克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全國上下竟是沒有一絲欣喜之情,蘇聯當局將此視為「一次懷有敵意的政治行動」,認為他把手稿交給外國出版商有辱國格,並且企圖阻止米蘭的出版商出版;同時蘇聯作家協會宣布開除帕斯特爾納克;報章媒體對他的批評、詆毀聲不斷。
得獎對帕斯特爾納克而言是值得喜悅的,但迫於現實只有宣布不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並寫信給赫魯雪夫,懇求不要將他「驅逐出境」。直到他死前,仍是「受到孤立」;在不許出境的情況下,他成了第一位謝絕獎金的諾貝爾獎得獎人;30年後才由他的兒子代領。
從這個事件,我們不僅僅看到集權國家制度下,《齊瓦哥醫生》迫於無奈被列為禁書,也看到作家是如何利用行政權力壓制文學上不同流派的紛爭,而政黨和政府又是如何看待文學;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作品本身。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赫魯雪夫的回憶錄《最後的遺言》中提到,對於帕斯特爾納克的處理態度是有悔意的。
時隔12年,另一位也是蘇聯同志的得獎者索忍尼辛倒是幸運的多,雖然曾因「誣衊蘇維埃生活」而遭作家協會除名,飽受迫害之苦,但終究在四年後(1974)親自領得諾貝爾獎。他在《崩潰的俄國》書中曾指出:「一個世紀後的字典裡,俄國這個字將可能被刪掉…未來的十年,俄國將退到像非洲國家一般的生活水準…俄國正面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下跪…」,但大俄羅斯主義至上的他,依然深愛祖國,從他旅居海外時的穿著、飲食、言行,可窺見仍保有俄式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