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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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照片,心裡湧現出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大半生生活在最與世隔絕的國家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被綁架?他們能告訴我們關於這個祕密國度的事嗎?他們的人生分別在日本與北韓度過,他們認同的是哪個國家?他們被洗腦了嗎?還有多少人也被綁架?這些人還活著嗎?」—羅伯特‧博因頓

第一部完整描述北韓古怪綁架事件的作品

1977年到1983年間,北韓在日本、歐洲各地秘密進行綁架計畫,當年遭綁架的對象來自南韓、日本、羅馬尼亞、黎巴嫩等國,其中最知名的是南韓明星崔銀姬與導演申明玉。北韓政府將被綁架者集中在平壤附近「非請勿入」的區域,讓北韓情治人員與他們朝夕生活,觀察、學習他們國家的習俗和語言,藉以訓練北韓特工。   

數十年來,北韓一直否認他們與1970年代晚期數十位在日本濱海城鎮與城市消失的日本人事件有關。而這些失蹤案一開始被日本媒體當成都市傳說來談論,就像外星人綁架地球人一樣。直到了2002年,北韓瀕臨崩潰,金正日為尋求外援,首次邀請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北韓,在雙方會談中首次坦承曾經綁架十三名日本人,其中八人已經死亡,並釋放了五人,藉此換取日本的援助。   

作者博因頓因為《紐約時報》一張五位遭綁架日本人返國的新聞照片,而對這個荒誕離奇的故事感到好奇。他追隨這些年輕時被強行帶離家園的人的生命足跡,他們在陌生、封閉且受監視的環境下生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並結婚生子。他試圖解開綁架事件背後的原因,對被綁架者進行廣泛的訪談,也與民族主義者、左派分子、在日韓國人、間諜、脫北者、外交人員、漁夫等人對談,藉此重建被綁架者在北韓的生活樣貌,探討此事件對其個人的傷害及對日本的影響,並一路追溯一百多年來韓國與日本之間文化與歷史的關係。

精選摘文

 

第六章 綁架是一種統治手段
精密策劃的綁架計畫
  

「歡迎妳來,崔女士,我是金正日。」崔銀姬是南韓最有名的女星,當她聽到金正日的名字時,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搭載崔銀姬的船隻進入北韓西岸的南浦港。一個星期之前,她從首爾飛往香港,與她經營的一家演員學校洽談計畫。在此之前,她與她的丈夫申相玉導演共同開設一家製片廠,也就是申電影公司。電影公司關閉後,她才著手經營這家演員學校。事後證明,這場會議其實是個幌子,目的是引誘崔銀姬到香港讓北韓特務綁架。金正日伸手向她打招呼。「我不想跟這個一手策劃綁架我的人握手,但我別無選擇。」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們握手時,一名攝影師突然出現為他們拍了照片。「我不想為那個時刻留下紀錄。我也不希望為蓬頭垢面的我留下永久的證明。」   

崔銀姬在香港失蹤了三個星期,申相玉開始尋找她的下落。雖然他們兩年前就已經離婚,但兩人的關係仍很密切。他曾提醒崔銀姬,邀她前往香港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現在他決心要拯救她。申相玉經常被稱為南韓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與朴正熙總統交惡前,他的申電影公司是南韓最大的片廠,曾經製作過三百部電影。就在他的前妻被綁架之時,申相玉正打算搬到好萊塢開展他的事業。在香港待了幾天之後,他也被帶到平壤。   

與他的前妻相比,申相玉這個「客人」顯然較難伺候。金正日讓崔銀姬住在他最好的宅邸裡,而申相玉則是好幾次嘗試脫逃。為了予以懲罰,申相玉被判處四年徒刑。一旦承諾不會試圖逃跑,他馬上就獲得釋放。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金正日為兩人安排了一場團圓派對。「你們光站在那兒做什麼,還不上前擁抱?」他說。當兩人擁抱時,房間裡爆出如雷的掌聲。親愛的領袖要求群眾安靜。「同志們,從現在起,申先生就是我的電影顧問。」申相玉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是南韓最具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導演,因此他的「叛逃」將會是對南韓體制的當頭棒喝。申相玉是金正日理想的導演人選:他在日本與中國受過訓練,他在美國拍過電影,熟悉西方最新的電影技術。此外,申相玉生於戰前的「北韓」,說他是北韓人並不為過,因此金正日重用他,並不會因此而被指控是向西方帝國主義屈服。   

一九四八年,金日成為了引誘南韓製片家到北韓,特別承諾給予他們無限的資金與藝術自由,此後,電影就在北韓扮演重要角色。金日成相信電影是提升民族意識的絕佳媒介。每一部北韓電影都會有數十份拷貝流通全國,彩色版本在大城市放映,黑白版本則在農村地區放映。與金日成本人有關的電影總是以彩色放映,而且使用品質最好的膠捲,如美國的柯達或日本的富士。   

在涉足政治之前,金正日曾主持朝鮮勞動黨組織指導部電影與藝術部門。金正日是個影癡,每晚都要看電影。透過北韓駐外使館的協助,金正日利用外交郵袋將數千部外國電影運回北韓。據說他最愛看的電影是《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第一滴血》(Rambo)與《哥吉拉》(Godzilla)。將申相玉從牢裡釋放之後,金正日隨即帶他參觀位於平壤市中心一棟戒備森嚴、濕度溫度均受控制的三層樓建築,這裡是他收藏電影的檔案館,一共收藏了兩萬部電影。這座檔案館有兩百五十名工作人員:翻譯、字幕人員與放映人員。但是這些人的重要性比不上導演,只有導演才能讓民眾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項歷史任務尤其需要導演技術的革命性轉變。」金正日在他一九七三年的作品《電影藝術論》中如此表示。金正日希望申相玉能改善北韓的電影產業,拍攝出能夠參加國際電影節的作品。要讓北韓電影參加坎城影展,以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想。   

先前因為政治與財務的雙重壓力,使得申相玉在南韓的電影公司倒閉,現在有傳言說他為了開展事業,自願叛逃北韓。如果申相玉想讓南韓當局相信他的確遭到綁架,那麼他需要證據。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崔銀姬與申相玉在金正日的辦公室見面。崔銀姬有一台小型錄音機,她把它藏在自己的皮包裡。三人圍坐在玻璃圓桌旁喝酒。崔銀姬把手伸進皮包裡,看似要拿面紙,其實是偷偷打開錄音機。她與申相玉輪番向金正日提出一些重要問題:為什麼你要把我們帶來這裡?你怎麼籌劃綁架行動?也許是談得太高興了,金正日直截了當地說:「我只對你們兩個說實話,但你們可不能對別人提起。」   

「坦白說,我們的電影仍落後西方。」金正日解釋說:「我們的導演出產的都是些敷衍了事的作品,毫無新意。他們的作品陳腔濫調,怎麼拍都是同樣的情節。我們的電影總是哭哭啼啼。」他身處困境。他如何讓北韓接受外來影響而又不危及自己對北韓的控制?他派了一些導演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學習,但不許他們前往日本或西方國家。這是為什麼金正日如此需要申相玉的原因。申相玉說他感到受寵若驚,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金正日要如此費事地「綁架」他們。「我非常需要你。」金正日回答:「我開始思考怎麼樣能讓你過來,但我無計可施。所以我告訴我的同志,如果我們要讓申導演過來,我們必須策劃一場祕密行動。」   

談到最後,金正日略微表示歉意。「我也會自我檢討,」他說道,「因為我從未告訴屬下詳細的計畫內容,也從未告訴他們我們會如何運用你的才能與我的意圖。我只是說,我需要這兩個人,把他們帶過來。結果這中間造成許多的誤會。」錄音帶錄了四十五分鐘,但崔銀姬怕得不敢換面。不要緊,反正他們已經掌握了需要的證據。   

往後三年,申相玉繼續拍攝電影,他導演了七部,並且拍了十一部以上的電影。隨著金正日越來越信任他們,他們有了更多旅行的機會,首先是到東方集團,之後甚至可以前往東方集團以外的國家,不過身旁總是有指導員跟隨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們在參加維也納電影節期間,躲過指導員的車輛,逃往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聽到他們脫逃的消息,金正日認為他們是被美國綁架。他無法想像自己對他們如此慷慨,他們居然會背棄他。他傳了一個訊息,表示願意協助他們返回平壤,但他們從未回應。 (本文為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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