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內文選讀 國家與社會關係

當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為什麽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會終結於武鬥和派系政治?
為什麽民族主義運動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很難發展?
為什麽「八九」學運會以血腥鎮壓告終?
為什麽經濟績效良好的中國,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比較大的不穩定性?
為什麽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有很大的反體制傾向,而官方媒體卻很難建構中國的政治輿論?

定價:550元
優惠價: 79435

放入購物車
未命名 1

當代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為何?
從政治、經濟、輿論的多重角度,一解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為何帶來政治上更嚴厲的控制?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們,在觀察中國經濟發展時,往往看得太近,以至於陷於見樹木不見森林,忽略中國經濟成功背後,更為宏觀和深層的原因。然而,一旦忽略了這些原因,我們就有可能在慶祝中國經濟成功時,一不小心也慶祝了國家權力。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趙鼎新教授,從政權合法性出發,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輿論形態做出全面論述。從政權合法性基礎與國家社會關係出發,界定並論證了建立統治合法性基礎的三維「理想類型集」: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分析不同的合法性基礎將會激發不同的社會理性,從而塑造出不同的大眾政治認知模式和行為特徵。

 不僅展示政權合法性理論與相關社會學原理在經驗研究上的廣泛適用性,從而使讀者在了解當代中國國家性質與國家社會關係現狀的同時,也能具體掌握當前的世界局勢。

到頁面最上方 看更多

內文選讀

 未命名 2

80年代的新聞與社會運動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極左政治所帶來的教訓以及國家財政經濟的極度困難,迫使中國政府發動改革(第四章)。在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寬鬆環境下,在記者們尋求新聞開放的努力下,中國新聞報導逐漸走出了文革時代的極左局面。在70年代末乃至整個80年代,中國記者以批判文革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己任,發起了以去毛澤東時代極左思潮及其危害為目的的「真理問題大討論」、「馬列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新聞的人民性和黨性關係的討論」,以及在80年代中期出現的中國文化批判。但是,雖然這些新聞開放的動力往往來自於黨內的改革派,其目的也更像同一價值觀下的忠誠反對,這些改革派的行動仍然引來了中共黨內左傾及穩健勢力的反對,並導致了1983年的反精神汙染運動和1987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雖然這兩次運動均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不了了之,其後果是把一批黨內改革派和黨內知識分子推向持不同政見者,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英雄,並使廣大民眾對中共的做法感到沮喪。因此,雖然中國新聞在80年代不斷走向開放,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與政府的關係卻在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迅速地喪失了其統治地位(Lin 2006)。80年代末,中國改革遇到了挫折,通貨膨脹、腦體倒掛以及官僚腐敗等問題馬上成了媒體關心的核心問題。大量的負面新聞迎來了「球籍問題大討論」和「《河殤》熱」。這些都為八九學運的爆發提供了關鍵的輿論和思想準備(Zhao 2001: ch. 2)。

 在八九學運中,霸權文化缺失下的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學運伊始,政府嚴加控制新聞報導,而記者卻努力擺脫政府的控制。許多記者自發性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息,寫出關於運動的正面報導,敦促主編們發表他們的文章,並在部分報紙中取得成功。當欽本立在《世界經濟導報》報導北京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問題上與上海市委產生對抗,並在4月26日被上海市委解除報社主編職務後,記者對欽本立的聲援構成了八九學運的重要組成部分。記者們不但與體制進行對抗,還在體制內進行遊說。黨內權威老報人胡績偉以西方新聞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為例,給趙紫陽講解了自由新聞可以有效地緩解並轉移人們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於是,趙紫陽在5月5日會見胡啟立和芮杏文—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最高官員—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大。」「不公正的媒體報導是導致學生運動升級的主要因素」於是成了記者的共識。在5月13日學生絕食開始後,中共對媒體在一段時間內失去了控制。

 但是獲得了「自由」的媒體,並沒有如胡績偉所言,能幫助中共緩解並轉移社會不滿的情緒。當中共的意識形態失去了霸權地位後,記者們因為在價值觀上傾向於學運中提出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口號,而選擇了對學運進行完全正面的報導。比如,5月13日學生領袖與中共官員在統戰部有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對話中學生發言人一個個長篇大論,但內容卻經常與對話主題無關,列席代表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們甚至為了搶麥克風而發生打鬥,對話就在混亂中不了了之。中國重要媒體記者都在場準備報導這一歷史事件,但是記者們都對學生的表現極為失望,並因為害怕學生運動形象由此受損而自覺地選擇了不報導這次對話,使得大多數北京市民都不知道有這場對話的存在。在學生絕食期間,許多記者在寫完了稿件後首先交給學生過目,聽取建議並修改後才加以發表。當時整個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的、優柔寡斷的、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動的(Zhao 2001: ch. 10)。這一新聞框架大大提升了學運在北京及全國市民中的地位,迎來了5月17、18兩日內數百萬市民在天安門前的聲援,把學運推向了高潮,同時也給學運造成了一個騎虎難下的局面,使八九學運朝向悲劇性的發展(Zhao 2001: ch. 6)。

到頁面最上方 看更多

國家與社會關係

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
定價:770元
商品價錢依購物車結帳金額為準
spacer
社會運動和革命:理論更新與中國經驗
定價:500元
商品價錢依購物車結帳金額為準
spacer
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
定價:685元
商品價錢依購物車結帳金額為準
spacer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定價:480元
商品價錢依購物車結帳金額為準
spacer
到頁面最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