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翻譯完畢、出版，浩繁的註釋也都整理上網後，二○○七年，我開始考慮下一本書。兩位朋友讓我動了寫慈禧的念頭。尼古拉．羅曼諾夫（Nicholas Romanov）是俄羅斯沙皇繼位人，他的祖上曾同慈禧打過不少交道。親王本人熱愛歷史，建議我寫慈禧傳記。英國畫家詹姆士．里烏（James Reeve）也希望我寫。他看過為慈禧畫像的美國女畫家卡爾（Katharine Carl）的回憶錄，書中描寫的慈禧能讓小鳥飛到她手指尖停下的本事，讓他大為傾倒。他對我說：「你剛完成了一部沉重的大書，該寫本輕鬆的了！」當然，進入了研究後我才體會到，雖然慈禧有輕鬆的一面，但寫她我輕鬆不了。慈禧曾統治中國達數十年，掌握當時近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命運，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那時我對慈禧知之甚少，從小到大聽到的都是眾口一詞的譴責，只得了個人人喊打的印象。但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寫作《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時感受到的一次觸動：折磨姥姥的「三寸金蓮」，原來是慈禧最早頒發諭旨廢除的！這跟她頑固守舊又殘忍邪惡的形象是那樣不同。後來寫《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我更意識到，中國邁出現代化第一步是在一八六一年慈禧執政後。農家孩子毛澤東成長在慈禧和她之後的時代，他享受的機會和自由是我在毛統治下不敢夢想的。人們有時也提到慈禧時期的成就，但總會歸功於某某官員，慈禧仍逃不過遭受貶斥的命運。記得我時常忍不住想：當時誰是中國「領導人」？誰發指令？不是說慈禧「嗜權如命」嗎？到底是不是她掌權？如果是，為什麼「帳」不算在她頭上？

許多年過去了，這些問題重新撞擊我的大腦，使我充滿了探索真實慈禧的願望。我要了解慈禧太后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對中國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做為一個對女性特別感興趣的傳記作家，我還想進入女人慈禧的內心。

就像當初寫《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樣，研究慈禧我當然也從史料著手。正如胡適先生所說：「科學精神便是尊重事實，尋找證據，證據走向哪兒去，我們就跟到哪兒去。」我很幸運，有關這段歷史時期的檔案全面開放，史學家還在不斷地系統公布原始資料。一個巨大而豐富的史料寶庫在等著我，我為又有了做「歷史偵探」的機會而喜不自禁。

我研究的大量文獻，有諭旨、奏摺和其他宮廷文件；有核心人物的日記、信件、劄記；有外國（如英國）的皇室檔案、國會紀錄、外交文件，以及當事人的回憶。所有引號，都徵引原文。一切細節，包括天氣、服裝，都有出處。我不用野史，偶爾需要採用時用「據說」一類詞彙標明。我寫歷史，不寫小說。

絕大部分檔案能為我所用，是史學界專家、學者的功勞。他們成年累月辛勤地把塵封文獻整理成書，一套套出版；或者把精心考證的史實發表在學術專著、論文中。沒有他們的鋪路，我的書不可能完成。在我研究、寫作的過程中，許多專家給我極其慷慨的幫助，包括在英文版出版之後電郵給我他們的最新發現。這一切都讓我感激不盡！

當然，寫歷史是對客觀史料作主觀解讀。對一些史料，我與敬佩的專家或許解讀不同。書中若干觀點更可能讓不少人震驚。希望這本照我自己的研究結果寫成的慈禧傳記，能為讀者了解中國歷史上那個大轉折的時代、了解那位把握時代命運的女人，提供新的視野。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的寫作宗旨，除了言必有據，就是秉筆直書。

張戎

二○一四年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