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與判斷

編者導言
文本說明
序言
第一篇 責任
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論道德哲學的若干問題
集體責任
思考與道德關切——致W．H．奧登
第二篇 判斷
反思小石城事件
《上帝的代理人》：因沉默而有罪？
審判奧斯維辛
報應降臨
譯名索引
譯後記

得知你們選擇我作為松寧獎的獲得者，認為我對歐洲文明作出了貢獻，這一消息著實令人吃驚。得到消息後，我就一直努力思考應該如何回應。無論從我自己的生活來看，還是從我對這種公共事件的一般態度來看，我發現自己面對的這個簡單事實在我內心激起了如此之多的相互矛盾的反應和思考，以至於要我心平氣和地接受它實屬不易，當然，除了那種誠摯的感激，那是每當世界給予我們真正的饋贈時我們不由自主就會感受到的。當命運女神微笑時，這種真正的饋贈確實會慷慨地降臨我們，全然不考慮我們有意無意地珍視的那些目標、期望或理想。

讓我試著把這些問題講清楚。我將從純粹的個人經歷談起。有個人，35年前她絕非情願地離開了歐洲，而後卻完全自願並有意識地成為一名美國公民，因為那個共和國確實有一個法治的而非人治的政府，所以，人們認為她對歐洲文明作出了貢獻，這對她來說不是小事。在從移民到同化的這些至關重要的歲月里，我學到的大致相當於一次關於建國之父們的政治哲學的自修課程。令我感到安心的是一個政治體的事實性存在，它完全不同於那些歐洲民族國家，它們有著同質的人口，有著有機的歷史觀，有著或嚴重或不嚴重的階級區分，有著國家理由觀念（raison d』etat）支配下的國家主權。緊急關頭，多樣性必須為國家的「神聖聯合」（union sacree）犧牲，這種「神聖聯合」曾經是主要種族同化權力的最大勝利。這種想法只是現在在所有政府——美國政府也不例外——都向那種官僚機構的強勢轉化的壓力下才開始崩潰，這種官僚機構是一種既非法治也非人治而是由無名的官吏或計算機治理的統治，相比於過去曾有過的暴君的最殘酷的暴政，它完全去人格化的統治可能成為對自由和基本文明的更嚴重的威脅。而沒有自由和基本的文明，任何公共生活都不可想像。但在當時，這些純粹由於龐大而導致的危險，以及那種將要迫使所有政府形式消亡、枯萎的技術治國術——起初還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好心好意的幻想，其噩夢般的道具只能通過批判性審查才可發現——還沒有提上日常政治的日程，而當我到達美國時，影響我的恰恰是那種自由，即不必付出被同化的代價就可以成為一名公民。

正如諸位所知，我是一名猶太人，而正如諸位可以看出來的，我又是一名女性（feminini generis），毫無疑問，正如你們也可以聽出來的，我在德國出生並接受教育，而法國漫長又快樂的8年時光又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對歐洲文明有何貢獻，但我承認在這些年里我以巨大的堅韌（偶爾甚至像一種容易引起爭議的固執）完全忠於我的上述歐洲背景，因為，我實際上生活在那些恰恰非常賣力地做著相反的事情的人們、特別是這樣做的老朋友中間：他們盡力像「地道的美國人」那樣做事、說話和感覺，總是屈從於那種民族國家的生活習慣的單純強迫，在這種民族國家，如果你想得到歸屬感，你就必須得有一個國民的樣兒。對我來說，麻煩在於我從不向往歸屬，即使在德國也不向往歸屬，所以我難以理解在所有的移民中思鄉病自然發揮的那種巨大作用。特別是在美國，在那里，當民族歸屬失去其政治 義之後，就成為社會和私人生活中最強大的聯系紐帶。然而，對於我周圍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國家、一片風景、一系列習慣和傳統、最重要的是一種心態的東西，對我來說則是一種語言。而如果我確曾有意識地為歐洲文明做了什麽事情的話，那當然只不過是自逃離德國時就作出一個決定，即決不用任何提供給我或強加給我的另外一種語言交換我的母語的決心。在我看來，對大多數人，即所有沒有語言天賦的人來說，母語總是他們後天習得的其他語言的惟一可靠的准繩·這只是因為，一種特殊的語言總是被獨一無二地賦予了一些珍貴的偉大詩歌，惟獨從這些詩歌中才能產生那些多樣的詞語關聯，通過這些關聯，我們的日常用語獲得其獨特的力量，這種獨特的力量引導著我們對自己語言的使用，並把我們從粗心大意的陳詞濫調中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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