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進程

　　我上班時接到電話，是父親打來的。那是我離了婚，做起房地產工作後沒多久的事。我兩個兒子都在上學。九月挺熱的一天。
　　父親禮貌周全，哪怕對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厭其煩，先對我問候一番。鄉下人講究禮節。就算為了通知你家房子著火了，電話裡也必定先是一陣寒暄。
　　「我很好啊。」我說，「你呢？」
　　「不怎樣吧，我覺著。」父親答道，還是他那老一套口氣——帶點歉意又有點矜持。「我想，妳母親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著「死了」。這個我懂。然而有那麼一、兩秒鐘，我看到的是母親戴著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遠的樣子。「去了」這個詞好像滿載的不是別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歡樂——門一關，你家回到正常狀態，你可以無拘無束地享用空間時的興奮感覺。我父親的語氣裡也流露出這種情緒——在歉意的後面，有一種類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調。然而，我母親從來都不是個負擔啊——她一天也沒病過——而且，對於她的去世，我父親遠非感到寬慰，而是難以接受。他說，他從來過不慣一個人的日子。他心甘情願地搬進內特菲爾德縣立老人之家。
　　他告訴我中午進門時發現我母親躺在廚房沙發上。她摘了些番茄，擺在窗臺上催熟，然後一定是覺得不舒服，躺了下來。講著講著，他聲音顫抖起來——正如你能預料到的，變得結結巴巴——是因為不知所措吧。我在腦海中看到那張沙發，它鋪著舊被子，就在電話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還是給妳打個電話吧。」父親說。然後等著我吩咐他該做什麼。

　　每天中午、晚上，還有早上，一睜眼，母親都要跪下祈禱。對她來說，每一天的開始都蘊含著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總結所做、所說、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認可。有人可能會覺得這種生活挺無趣的吧，但他們沒看到關鍵。首先，這樣一種生活永不會令人厭倦。沒有哪件事對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長的。即便困難重重，生病、窮困、醜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靈魂，就像用盤子端著一枚珍寶走過人生。午飯後上樓祈禱時，我母親總是精力充沛、興致勃勃，莊嚴地微笑著。
　　她是十四歲那年，在一次營地聚會時得到救贖的。就在那個夏天，她自己的母親——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幾年，我母親都會和其他許多得到救贖的人一起聚會，其中有些人得了救贖一次又一次，是些熱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會講述聚會上都發生了些什麼：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講過有個老人站起來嚷道：「下來吧，主啊，下到我們中間吧！穿過屋頂下來吧，屋瓦的錢我來賠！」
　　結婚後，她做回一個簡單的聖公會信徒，一個認真的信徒。那會兒她二十五歲，我父親三十八歲。一對身材高挑、相貌出眾的人兒，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長社交；不過也是一對認真的人兒——要我準會這麼形容他們。如今沒什麼人這樣認真地生活啦。我父親不像我母親那樣篤信宗教。他是聖公會信徒，奧蘭治黨員，那也是一個保守黨派，因為他從小就受那樣的教育。幾個兒子當中，他留在農場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們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親，等著她，和她結婚。然後他有了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家庭，為此倍感幸運（我有兩個兄弟，以及一個嬰兒時就夭折的妹妹。）我總感覺，在我母親之前，我父親沒睡過別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沒和她睡過。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為我母親一直不肯結婚，直到她把她母親去世後、她父親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錢都還了回去。一筆一筆賬她都記著——食宿啊，書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後償還。身為教師，她結婚時不像別的教師那樣有積蓄，也沒嫁妝、床上用品或餐具。父親時常開玩笑地做出一臉憂鬱神情，感歎他本指望娶個銀行裡有存款的女人。「不過，要弄到銀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臉蛋兒，」他說，「有時候那樣划不來啊。」

　　我們家有大大的、屋頂高高的房間，裝著墨綠色百葉窗。百葉簾拉下、擋住太陽的時候，我常喜歡晃著腦袋，捕捉從孔穴和縫隙裡透進的光線。我喜歡看的另一樣東西是煙囪的汙漬，不管舊的還是新的，我可以把它們想像成各種動物、人臉，甚至遠方的城市。我給兩個兒子講這個，他們的爸爸丹•凱西說：「瞧，你們媽媽家裡窮透了，他們連電視都買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這些汙漬——你們的媽媽只有天花板上的汙漬可看！」他素來喜歡取笑我以貧窮為榮的想法。

　　父親很老的時候，我發覺他並不怎麼介意人們嘗試新做法——比如說吧，我的離婚——他更介意的是他們編出各種新理由來作解釋。
　　謝天謝地，他無須知道嬉皮公社那類事。
　　「主可從來沒想這樣。」他常這麼感歎。在繡線菊灌木叢後頭，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們圍坐在漫長昏暗的走廊裡，他會感歎，主可從來沒想要人們騎著摩托車或雪地摩托車在鄉下亂闖。還有主可從來沒想要護士們的制服變成長褲。護士們對此毫不介意。她們管他叫「帥哥」，還告訴我他是一個真正的老甜心，一個真正虔誠的老紳士。她們對他那頭濃密烏髮驚歎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頭濃髮。她們給他洗頭髮，梳得漂漂亮亮的，趁還濕著，用她們的手指給它繞出波浪。
　　有時，儘管她們百般照料，他還是有點悶悶不樂。他想回家。他擔心母牛啊、籬笆啊，還操心誰來起床生火的問題。偶爾也會有幾個刻薄的瞬間——不過非常少見。一次我進門時，他帶著敵意，輕蔑地瞥我一眼，說：「這會兒妳膝蓋上的皮還沒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問：「為什麼？擦地板嗎？」
　　「禱告啊！」他唾棄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誰說話。

　　我不記得母親的頭髮除了白色以外還有過什麼別的顏色。母親二十出頭時頭髮就白了，而且一縷年輕時的頭髮都不曾保留——它曾經是棕色的。我常常纏著她告訴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倫特，還是像多莉？」它們是我們家的兩匹工作馬，組成一支馬隊。
　　「我說不清。那又不是馬毛。」
　　「是像巧克力嗎？」
　　「有點吧。」
　　「它變白了，妳不難過嗎？」
　　「沒有，我很高興。」
　　「為什麼？」
　　「我很高興我頭髮的顏色不再和我父親一樣了。」
　　恨始終是一種罪過，母親告訴過我。記住這個。你靈魂裡的一滴仇恨，會擴散開來毀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裡的一滴黑墨水。我被這個震住了，挺想做個試驗，但我知道不能浪費牛奶。

　　我記得所有這些事情。關於我從未見過的人的各種事情，都知道或者聽說了。我取名尤菲米亞，這曾是我母親的母親的名字。一個可怕的名字，現如今沒人叫這個了。在家裡他們叫我菲米，不過，我工作後，自己改名叫費瑪。我丈夫，丹•凱西，就喊我費瑪。多年後，我離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飯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門，一個男人問我：「費瑪，我一直想問妳，妳到底有名什麼？」
　　「不知道啊，」我告訴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為我會浪費時間跟你這樣的傻瓜討論？」
　　之後我想過徹底換個名字，諸如瓊之類的，可除非我從這裡搬走，否則如何能做到呢？

　　一九四七年夏，我十二歲，幫忙母親替樓下一間閒置的臥室貼壁紙。母親的妹妹貝瑞爾要來看我們。兩姊妹已多年未見面。她們的母親去世後，她們的父親很快就再婚了。他帶著新老婆和小女兒貝瑞爾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後是西雅圖。母親不願跟他們走。她留在他們之前一直住著的拉姆塞鎮上，在一對沒孩子的鄰居夫婦家寄宿。她和貝瑞爾長大後只見過一、兩面。貝瑞爾住在加利福尼亞。
　　壁紙是白底矢車菊花紋圖樣。它是一卷紙的最後一截，母親以打折價買下來。這意味著我們得煞費苦心地對圖案，門背後只能用碎片和紙條拼拼湊湊。那時還沒有自黏壁紙這種玩意兒。我們在前廳支起一張擱板桌，調了糨糊，拿板刷刷在壁紙背面，挑掉疙瘩。我們忙碌著：窗子推上去，留著紗窗透氣，關著紗門，敞開前門。透過紗網和不平整的舊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熱無比，百花盛開——牧場上開著乳草和野胡蘿蔔花，芥菜瘋長，幾片田當時種著蕎麥，一片奶油色。母親唱著歌。一首據說是她母親常在她和貝瑞爾還是小女孩時唱的歌。

　　我從前有個情郎，現在落了單。
　　他走啦，留下我一個人淚汪汪。
　　他走啦，把我拋下，可我不悲傷。
　　我呀要再找個情郎，比他還要強！

　　我興高采烈，因為貝瑞爾要來了，一個客人，從加利福尼亞遠道而來。此外，也因為我六月底進鎮參加了高中入學考試，希望很快收到高分錄取的消息。鄉間學校所有讀完八年級的人都要到鎮上考試。我喜歡這個——沙沙響的大張試卷、莊嚴的寂靜，巨大的石造高中校舍，刻在桌上、塗了清漆變成深色的古老縮寫字母。屋外首度綻放的夏天，綠色黃色的光線，帶有城鎮氣派的栗子樹，還有金銀花。這一切都是同一個鎮，我如今住了大半輩子的鎮。我對這些驚奇不已，對我自己也一樣——這個能夠輕而易舉地繪製地圖、解答難題、知道許多答案的人。我覺得自己是那麼聰明。不過我還不夠聰明，不足以理解最簡單的事實。我甚至不明白，參加考試對我毫無意義。我不可能上高中。怎麼上呢？那時還沒校車，你得住到鎮上。我父母供不起這個。就像那時候的很多農夫一樣，他們只有一點點現金。乳酪廠付的錢就是唯一的固定收入。而且他們也不覺得我的生活該往那個方向發展：去讀高中。他們覺得我該待在家裡，幫母親做事，或許還可以出門打工，到鄰近的人家照料生病或生孩子的女人。一直做到比如說我結婚為止。那就是我收到成績之後，他們要對我宣布的事。
　　你或許會以為我母親未必這麼想，她本人可是當過老師的。可她說，上帝不在乎。上帝對於任何人做什麼工作受什麼教育都不感興趣，她告訴我。祂才不在乎那個呢，只有祂在乎的事情才值得我們關注。
　　這是我頭一回意識到，上帝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敵人，而不僅僅是某種小麻煩或者大擺設。

　　母親小時候的名字叫瑪麗埃塔。當然了，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貝瑞爾來之前，我從沒聽人這樣叫過她。我父親一直用的是「母親」。我有個孩子氣的想法——我知道它孩子氣——覺得我母親比別的母親們更適合「母親」這個叫法。「母親」，而不是「媽媽」。不在她身邊時，我總想不起來母親的臉是什麼模樣，這讓我害怕。坐在學校裡，離家只隔了一個山坡，我會試圖想像母親的臉。有時我覺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著母親死了。不過我總能感覺到她，會因為一些最不可思議的東西想到她——一架直立式鋼琴，或者一條高高的白吐司。挺荒唐吧，可這是真的。
　　在我心裡，瑪麗埃塔是獨立的，沒被吸納進母親成年的身體裡。瑪麗埃塔還在她那個拉姆塞鎮，在渥太華河邊亂跑。那個鎮，路上全是馬匹和水坑，街頭黑壓壓的，擠滿週末從矮樹林湧出的人群——伐木工們。大街上開了十一家旅館，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瑪麗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出的一條陡峭街道的中間。那是一幢連棟建築，前方有兩扇凸窗，兩個前廊由一道木柵隔開。另一半住著薩克里夫一家，瑪麗埃塔在她媽媽去世、爸爸離開鎮子後，就寄宿在他家。電報員薩克里夫先生是英國人。他老婆是德國人。她總是沖咖啡而不是泡茶。她會做酥皮夾心捲。麵團從桌邊垂下，宛如一張精緻的桌布。有時，瑪麗埃塔覺得它看起來像一張皮膚。
　　正是薩克里夫太太說服了瑪麗埃塔的媽媽不要上吊。
　　那是個星期六，瑪麗埃塔待在家裡沒上學。她醒得很遲，家中一片寂靜。她向來害怕這個——一幢寂靜無聲的房子。她放學後一開門就會大聲嚷嚷：「媽媽！媽媽！」媽媽經常不回答。但她都在。瑪麗埃塔聽到爐子格柵的哢哢聲，鐵熨斗穩穩當當的啪啪聲，心頭一陣寬慰。
　　那天早上，她什麼也沒聽到。她走下樓，切片麵包，塗上花生醬和糖漿，折起來吃。她打開地窖門招呼幾聲。她走進前廳，透過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貝瑞爾和幾個鄰居孩子從人行道邊一小片長草的斜坡上滾下來，翻起身爬到坡頂，再滾下。
　　「媽媽？」瑪麗埃塔嚷道。她穿過房子，走向後院。時值暮春，天氣多雲而暖和。發芽的蔬菜園裡，泥土濡濕，樹上的葉子好像突然長滿了，滴答著夜裡積下的雨水。
　　「媽媽？」瑪麗埃塔在樹下，在晾衣繩下喊。
　　院子盡頭是一個小穀倉，存放柴火、工具和舊傢俱。透過敞開的門，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瑪麗埃塔看到媽媽的腳，媽媽的黑色繫帶鞋。然後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長裙、圍裙、捲起的袖口。媽媽白得發亮的白胳膊、脖子，還有臉。
　　媽媽站在椅子上沒回答。她沒看瑪麗埃塔，自顧自微笑著，腳底板叩擊著椅子，好像在說：「我在這兒哩。妳想怎麼辦？」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這種奇怪、緊張的表情笑著之外，她還有哪裡不大對勁兒。站在一把椅背的橫檔都不見了的椅子上，這椅子被她拖到穀倉中間，搖搖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陰影。
　　是一根繩子，從頭頂橫梁掛下來的一根繩子盡頭繞出的一個環。
　　「媽媽？」瑪麗埃塔用突然虛弱的聲音請求道，「媽媽，拜託妳下來。」她的聲音變得虛弱，因為她擔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會驚動媽媽，讓她蹬開椅子，把全身重量掛上繩子。不過，就算瑪麗埃塔想喊，也喊不出來。她全身只有力氣發出這可憐的細線一樣的聲音——就像在夢裡，一隻野獸或者一台機器正往你身上輾來的時候。
　　「叫妳爸爸來。」
　　媽媽命令道。瑪麗埃塔趕緊照辦。她拖著灌滿恐懼的雙腿跑起來。穿著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來。她跑過貝瑞爾和其他孩子，他們還在斜坡上打滾。她沿著那會兒還是木板棧道的人行道跑著，跑上沒鋪路面、布滿昨夜積起水坑的馬路。馬路穿過鐵軌，在山腳下與鎮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間有一些倉庫和小工廠。瑪麗埃塔爸爸的馬車製造廠就在其中，運貨馬車、輕便馬車和雪橇都有生產。事實上，瑪麗埃塔的爸爸發明了一種在矮樹林中運木材的新型雪橇，還申請到專利。他的事業在拉姆塞剛剛起步。（後來他在美國發了財。一個喜愛旅館酒吧、理髮店、馬車賽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懼工作——公允地講。）
　　瑪麗埃塔在工廠沒找到他。辦公室空無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幹活兒的院子，在新鮮鋸末中跌跌撞撞。工人們哄笑起來，衝她搖腦袋。不。不在這兒。這會兒不在。不曉得。妳怎麼不去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妳不先找點衣服穿上？
　　他們並沒惡意。他們沒覺察到出事了。但是瑪麗埃塔向來無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連路過都憎恨，更不用說進去了，原因就在於此。哄笑的男人們。因為這個，她厭惡理髮店，厭惡它們的味道。（她後來和我父親去舞會時，特意請他不要往頭髮上塗髮膠，因為那味道會令她想起這些。）某家旅館外頭、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這對瑪麗埃塔而言簡直就是一團毒藥。你竭力不去聽他們在說什麼，可你能肯定那準是一些惡毒之語。哪怕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也會哄笑，那同樣惡毒——惡毒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毒藥。瑪麗埃塔在得到拯救後，才有辦法從他們面前昂首走過。上帝是她的武裝，她逕自從他們當中穿過，沒有任何東西能絆住她，沒有任何事物能灼傷她。她像但以理一樣安全無虞。
　　現在她轉身又跑起來，沿來路跑回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家跑。她覺得她離開母親是個錯誤。媽媽為什麼吩咐她走開？為什麼想要她爸爸來？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懸掛在繩子盡頭、尚且溫熱的屍體迎接他。瑪麗埃塔本該留下——她本該留下，勸說媽媽收手。她本該跑到薩克里夫太太，或者任何鄰居那裡求助，而不是這樣浪費時間。只是她想不到誰可以幫她，誰居然會信她的話。她以為所有人家，除了他們家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為威脅和痛苦這類東西根本不存在於別人的房子裡，所以對別人無法解釋。
　　一列火車正開進鎮裡。瑪麗埃塔不得不停下等著。乘客們從車窗裡看她。她當著那些陌生人的面，忍不住放聲痛哭。火車開過，她繼續朝山上跑去——這場面真值得一看。她頭也沒梳，赤腳沾滿泥濘，只穿著睡衣，發瘋一樣，臉上淚淋淋的。她跑進自家後院，看到穀倉便哭嚎起來。「媽媽！」她哭嚎著，「媽媽！」
　　裡面沒人。椅子擺在原處。繩子在椅背上晃蕩。瑪麗埃塔斷定媽媽已經邁出那一步。她媽死啦——繩子被切斷，她給人放下來，運走了。
　　不過，一雙溫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頭，薩克里夫太太說：「瑪麗埃塔。安靜點。瑪麗埃塔，好孩子。別哭了。進來吧。她很好，瑪麗埃塔。進來妳就看到了。」
　　薩克里夫太太的外國口音說著「瑪麗——埃——達」，給這個名字平添一種濃郁、不同尋常的韻味。她滿懷慈愛。後來，瑪麗埃塔住到薩克里夫家，被當成這家的女兒一樣對待，而這是一個完全和她想像中的別人家一樣平靜舒適的人家。不過，她在這裡始終沒找到做女兒的感覺。
　　在薩克里夫太太家的廚房裡，貝瑞爾坐在地板上啃著一塊葡萄乾餅乾，和黑白兩色的小貓迪基玩耍。瑪麗埃塔的媽媽坐在桌邊，面前擱著一杯咖啡。
　　「她真傻。」薩克里夫太太說。她指的是瑪麗埃塔的媽媽還是瑪麗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語單詞不多，沒法說清。
　　瑪麗埃塔的媽媽笑了。瑪麗埃塔眼前一黑。在這麼個溫暖潮濕的早上，哭嚎著一口氣跑上山，弄得她昏了過去。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從薩克里夫太太手中的湯匙裡喝著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貝瑞爾抓著迪基的前爪，當作一件逗她開心的禮物遞過來。瑪麗埃塔的媽媽依舊坐在桌邊。

　　她的心碎了——每次我母親都是這麼總結。這就是結局。這幾個字收攏了整個故事，一槌定音。我從沒問，是誰弄碎了它？我從沒問，男人們毒藥般的話都在說什麼呢？「惡毒」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
　　瑪麗埃塔的媽媽沒上吊，反倒笑了。很久以前，她坐在薩克里夫家的廚房桌邊笑了。她的心碎了。
　　對於母親的閒聊和故事，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它們後頭有什麼東西在膨脹，就像一個你沒法看透、找不到盡頭的雲團。有一團烏雲，或者一劑毒藥，侵入了母親的生活。當我讓母親難過的時候，我也成了它的一部分。於是我會用頭撞著母親的肚子和胸部，撞著她高高的、堅實的身體，祈求寬恕。母親總會叫我去問上帝。可我不得不與之理順關係的並非上帝，而是母親。看起來，她彷彿明瞭我身上有一些東西，比尋常的謊言、詭計和劣行更糟糕，糟糕得多。那真是一種令人噁心的恥辱啊。我撞擊著母親的身體，想要她忘掉。
　　我的弟弟們卻毫無這種煩惱。我從沒覺得他們有。我覺得他們就像些開心的野人，無拘無束地亂逛，根本不用明白什麼。當我自己有了兩個兒子，而沒有女兒的時候，我感覺彷彿有什麼事情終於可以從此打住——那些故事，那些悲傷，那些你無法抵禦亦無法解決的古老謎團。（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