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栽桃李兩岸春：經濟學教授的人生記趣

　　這本散文集，是一位年逾古稀的經濟系退休教授，就其一生中，所經歷過的甜酸苦辣之經驗，寫出的人生瑣事，並無特別的宗旨。寫作的時間前後相距約三十年。寫作的內容，大致可分求學、教學與生活三部份。這個老人的才具平庸，但他幸運的走完了台灣教育上的「窄路」；在國外辛苦的完成了學業；在職場中，也兢兢業業，從未隕越，遺羞異邦。他如今雖已退休賦閒，兒孫繞膝，回想起來仍覺十分僥倖。

　　由各文中，讀者也可看到，當年台灣一般文科的學生，求學時之辛苦，留學時之奮鬥，及兼顧生活與學業事業之困難。在步入中年後，對祖國的關懷，更使他們奔波於兩岸三地，竭盡棉力，運籌策劃，作育英才。及到老年，卻有何處是依歸的傍徨。這也是當年留學生的普遍情懷，真可算是失落悲情的一代。

本書特色

　　本書作者為當年台灣一般文科學生，求學時之辛苦，留學時之奮鬥，及兼顧生活與學業事業之困難。是當年留學生的普遍情懷，真可算是失落悲情的一代。

作者簡介

粟慶雄

　　祖籍湖南邵陽。畢業於台北女師附小，師大附中及台大經濟系。服預備軍官役後，即赴美繼續求學。學業完成後，在紐約市立大學伯魯克學院，財務經濟系專職教書，共卅七年。於二○○七年退休迄今，現住美國紐約市。

今生讀交大
我生長在一個中上等的家庭，父親是一個留過洋的土木工程師，當年在南京的政府裡工作。父親有很大的官舍，家中有許多的傭人，我當然是豐衣足食，過着快樂的童年。「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在我不到九歲的那年，父親因腦溢血，突然死了，沒有留下一瓦之覆，一壟之殖。幾乎在一夕之間，我們的房子變小了，傭人不見了，伙食變差了。母親更爲生活所逼，早出晚歸的工作養家。不用說，她對兒子的期望也就更提高了。

到一九四八年，國共戰爭擴大，遍地烽火，母親一個女流帶着孩子們，輾轉逃難經杭州到上海，可說是千辛萬苦。到了上海後，母親就拿定了主意，不論時局怎樣變動，我們不再離開上海。母親就用盡了手頭所有的積蓄，頂了一所公寓。這所公寓在法租界天平路上的國泰新村。國泰新村是當年比較高級的住宅區，有電話、煤氣等先進設備，但面積很小，相當擁擠。當時在上海，最著名的中學之一是「南洋模範」。而南洋模範的校門就在天平路上，斜對著國泰新村，步行三分鐘可達。而最著名的理工大學，就是在海格路上的「交通大學」，而南洋模範的後門就在海格路上，離交通大學咫尺之遙。

搬進去不久，母親就與我有一次嚴肅地談話。她說，買了這個公寓後，她已是一無所有，所以必須馬上恢復上班。她買這個公寓的動機完全是爲了我的教育，好像孟母一樣。她要我馬上參加，南洋模範附屬小學的六年級插班生考試。考取小學後，爭取直升初中。然後可保送進入高中，畢業後就可考入交通大學。學校都在附近，步行可達，可以節省下許多讀書的時間，和住宿的費用。當然最好入「土木工程系」，因爲父親是學土木工程的，這樣就可以子承父志。她叮囑我一定要「許下宏願」發奮用功讀書，能從交大畢業，這才不辜負她茹苦含辛的教育。

她侃侃說來，輕鬆容易，就好像諸葛亮在隆中高臥時，就能説定天下鼎足三分。我那時不到十歲，也只有唯唯聽命，並不太明白母親在講什麽。其實就我那個年齡而言，逃來上海的難民，能進南洋模範的機會率大概是百分之一，能進交大的可能率恐怕是少於萬分之一吧。我真能考得取他們的小學嗎？將來能直升、保送嗎？考得進交大嗎？我反正從小就受慣了母親的萬鈞壓力，倒也並不以爲意。但從這次嚴肅的談話後，我那幼小的心靈，卻領悟到了什麽是「立志」。從這時起，我也真心的立了一個「今生讀交大」的志願。

誰料，天竟不從人願，内戰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三個月就結束。最後我們還是撤退到了臺灣。在臺灣唸中學時，我還念念不忘讀交大。有次作文題是「我的志願」，我就以讀交大爲主旨寫了一篇文章，卻被老師批了個「不切實際」的評語。到我報考大學時，當然不可能回上海考交通大學，也就只好報考臺灣大學。我因爲不擅數理各科，只好報考文組，母親大失所望。放榜後方知，我被錄取在台大經濟系，按成績排列，是第十五名。那年大專聯招，文組以經濟系錄取分數最高，大概母親覺得也還差強人意，就只好把隱隱的失望悶在心中。

在我大三時，母親終於春蠶絲盡，捨我們而去了。我在她的靈前嚎啕痛哭，深悔未能如她所願，做一個土木工程師。當時我想既然已選讀了經濟，唯一能安慰母親的，就是好好地讀完書，成爲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經濟學家。當時母親再聰明遠慮，也不可能逆料到，二十年後，經濟等科系反成了全世界的最熱門之學科，而在大陸上更躋身於掛帥之行列。

我獲得經濟博士學位後，一直在紐約市立大學的巴魯克學院教書和做研究。到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上海的「交通大學」得知我在做經濟模型的研究。派專人來邀我去教一門研究所的課——經濟模型及預測。交通大學當然是第一流的工科學校，但剛成立的管理學院的研究班，卻躍居了全校學生錄取的最高分，大家都刮目相看。開學儀式由翁史烈校長主持，我也說明了，來交大講學的原因。我說，我自幼喪父，父親是土木工程師，所以母親一直想我長大後，子承父志，能讀交通大學，成爲一個工程師。我九歲時，母親就把家搬到了國泰新村，準備我能進入南洋模範，畢業後能來交大做學生。後來因爲戰亂，離開了上海，而我進了臺灣大學，主修的卻是經濟學。母親也於我二十歲時積勞病逝。所以我這一生也以不能做交大的學生，完成母親的遺願為憾。但誰知整四十年後，我居然成了交大的客座教授，自己覺得非常榮幸。母親如果天上有知，應該也會得到一些安慰。在座的校方領導、教授和學生聽了，都為我高興，雖沒有「滿座皆掩泣」，但在那片熱烈掌聲中，卻帶有些慽慽之感。到我將離開時，盛振邦副校長就代表學校，頒給我一個終身「顧問教授」的證書留作紀念。在這種「重工輕商」的學校裡，也算是一項特殊的榮譽。

雖然，我「今生讀交大」的願望未了，在心理上，一直也有些失落感。到這時，反覺得是「收之桑榆」，心中也泛起了一點成就感。但我猜，真正最高興的一定還是我母親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