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1960-1966）

一九六O年 (六月三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一年 (一月二日—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二年 (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三年 (一月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四年 (一月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五年 (一月六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六年 (一月四日—八月二十三日)
校 讀 記 (一月四日—八月二十三日)

知堂老人曾在《日記與尺牘》一文中說：「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雨天的書》)
時光過得真快，《周作人晚年書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將七年，為什麼要自編自費出版這本書?當時我已在該書《編者前言》中說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紀念我與知堂老人之間的一場神交，進而提供資料給研究周作人的學者參考而已。出版后在社會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紋，不少朋友來信或發表文字給我批評與鼓勵，試舉其中一二：「這是一本好書」(劉以鬯)；「您確實做了一件大善事，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獻史料」(裘士雄)；「這是中國現代人文的珍貴史料，也是一段難得的情緣，都是不可不讀的」(王得后)；「鮑先生從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斷通信，總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這部《晚年書信》當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橋)；「周、鮑二人素無謀面，純粹依靠文字作為媒介，牽連着相隔兩地的忘年情誼……鮑先生花了許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個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鮑耀明雖然始終沒有見過周作人一面，卻有着這樣頻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沒有這樣的第二個朋友了」(羅孚)；「觀人論世，如能以小見大，即於瑣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為人……這是一個極新穎的整理，出版方法，編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極為仔細，從而令讀之者在脈絡分明的時與事推移之中，看到一個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幾年，在『物資，與『精神，兩方面，有哪些『試探』與『考驗」』(戴天)；「最近欣承郵友鮑耀明先生以他編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書信》一巨冊見贈，連日挑燈夜讀，一口氣把它讀完之后，還是愛不釋手，要再讀、三讀，細賞細析，深覺余味無窮，認為確是一本難得的好書、奇書，值得推薦給有意於研究近代文藝和歷史的讀者，，(潘安生)；「知堂晚年書信，是極珍貴的材料，先生決心自費出書，實是一大功德」(舒蕪)；「《書信》的史
料，價值彌足珍貴，昨晚我已通讀了一遍，這是我多年想讀的一本書，獲益匪淺，，(李勇)；「頃接尊編《周作人晚年書信》，甚感欣慰，先生誠有心人也，，(劉紹唐)；飛晚年書信》收到了，這是極有價值的文獻，得之甚為高興，感謝不盡，，(鍾叔河)；『『談周作人，要提一本書，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編的《周作人晚年書信》……這部書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資料可作研究」(岑逸飛)。……
朋友們譽多於貶，令我感到慚愧，有些批評則屬於政治性的，我就不再錄了。不過，姑勿論內容如何，我都願意認為是出自於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雖已「蓋棺」卻難予「定論」，但從他的書信和日記，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與心態。其實他亦與平凡的普通人無異，他曾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惱；因經濟的拮據而發牢騷；為了生計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書籍與文物；為稿費的減少而親自上門去要求改善；在處境險惡時他又不得不去求助於「權貴」……另一方面，他博覽群書，滿腹經綸，在民俗、歌謠、婦女兒童問題、文學運動等領域，他寫出了諸多具見卓識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譯東歐少數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臘的古典名著，連魯迅、胡適等也極口稱贊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中說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的話。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處，相信未來歷史會有公允的評價的。
《同作人晚年書信》這次重版改題為《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能在內陸重版印行，完全得力於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親自將原版對照手稿逐一仔細校訂，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錯訛，使拙編在文本上更加嚴謹准確，在此謹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