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社會工作歷史人物學習典範
前言
一部社會工作發展史幾乎就是一部歐美社會福利史，或福利國家發展史的縮影。如果沒有社會福利的發展，幾乎可以斷定不會有今日社會工作的出現。誠如美國社會福歷史學者川特諾（Trattner, 1999: 1）所言：「任何社會福利體系的基本信條與方案反映了該社會的系統功能運作的價值。如同其他社會制度的出現一般，社會福利體系不可能憑空冒出，必然從習俗、法規與過去的實踐中找到其血脈。」另一位社會福利史學者賴比（Leiby, 1978: 6）也說：「一個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與發展必然回應了某種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環境，且被此環境所形塑。」一般論者都會說：「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是為了回應社會問題。」（Karger & Stoesz, 2006），更精準地說是：「回應十九世紀工業化下的都市生活問題」（Leiby, 1978: 2）。亦即，貧窮、失業與勞工集中到城市之後衍生的居住問題。
然而，不同的學者對史料的運用與分析會因觀點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以繆瑞（Charles Murray）的《根基鬆動》（Losing Ground）（1984）為例，他分析一對未婚但懷孕了的年輕夫婦哈洛德與斐莉絲（Harold and Phyllis）的生活經驗，驟下結論認為，由於1970年代的美國擁有慷慨的社會福利方案，例如：有依賴兒童的家庭補助（AFDC）、公共住宅、醫療補助（Medicaid）、食物券（food stamp）等，導致這對年輕夫妻選擇不結婚、不工作而可以過活。這種情形在1960年代比較不可能發生。故繆瑞的觀察結論是：「慷慨的社會福利方案使人們理性地選擇不結婚與不就業。」（Murray, 1984）
這樣的分析結論得到同是保守主義的學者的贊同。但是，其他學者則批評繆瑞的結論犯了嚴重的歷史方法論謬誤。首先，僅用少數資料就通則化歷史事實，犯了過度概化（overgernalization）的謬誤。其次，誤用資料，因為1960至1970年代增加的社會福利預算是給老人福利用得多，不是上述的那些福利方案。第三，繆瑞將複雜的歷史當成一件事（one thing）來看待，化約了歷史事件，忽略了多種影響貧窮與失業的因素。例如：職業結構轉變、失業率升高等（Popple & Leighninger, 2008）。據此，了解不同的社會福利史觀是重要的，讓讀者清楚從哪個角度觀看歷史事件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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