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詩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近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對於近古各代的詩，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國的古典詩固然有其約定俗成的形式與基調，相沿既久，不容改變，卻不能因此就率爾斷定，以為無非陳詞濫調，毫無新意。事實上，在這注定的命運之下，古典詩還是在繼續不斷地推移和發展；問題在其推移發展的真相極為微妙，難於掌握，不易闡明而已。不過我確信如果敢於面對這個困難，必能對中國文學史，甚至於中國文化史，獲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認識。我這個粗淺的研究，就是想充當陳勝吳廣的角色，希望有人引為同志，繼續並推展這個困難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關於漁洋山人的秋柳詩〉一文的結語。該文作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當時正逢中國國勢不振，世界上盛行著「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時髦論調。
爾後，歲月如流，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所企待的「同志」並沒有接踵而來。既然如此，只好勉為其難，再扮一下陳勝吳廣的角色，稍微擴大範圍，於去年先完成了《宋詩概說》，今年又接著完成了《元明詩概說》
我很希望這兩本拙著，能夠充分地受到日本學界的批評。是非優劣姑且不論，總之是我盡力而為的結果。過去我所寫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往往如石沉大海，鮮有反響，反而總是先得到國外學者的評介。但願這次不會如此。
我想把自己與元詩明詩的因緣介紹一下，或許可供有意評論此書的人作個參考。
我與元詩或金元詩的接觸，開始於二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的時候。為了論文上篇〈元雜劇的背景〉，必須蒐集元代有關戲曲的資料，所以曾經立下了「宏願」，要把現存的金元人詩文集全部閱讀一遍，或至少瀏覽一番。不知幸或不幸，這些集子全部加起來，其實也只能找到兩百種左右而已。不過，有關演劇的資料原則上不會出現在詩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這種調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訪求愛斯基摩人一樣，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運氣。幸而運氣還算不錯，終於在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裡，發現了一篇送給女伶的〈贈宋氏序〉，據其內容，得以確立了雜劇盛行的時代（詳《元雜劇研究》上篇第一章〈元雜劇的聽眾〉）。然而一旦有了收穫，「宏願」也就鬆懈下來。對著那些索然乏味的詩文集，興趣大減，越益感到海底撈針的徒勞，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獵後，便草草收場了。
儘管如此，今天在日本與金元詩文集最有緣分的，說不定還是非我莫屬。還有一個人，為了搜尋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也曾細心地閱讀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這個人就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雜劇研究》有些資料的遺漏之後，不到幾個月，便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與世長辭了。
要之，當時我之所以涉獵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說，另有目的，並非專為讀詩而讀詩。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歡的詩篇，便用朱筆做了記號。這原是無意為之，沒想到後來對這本書的寫作卻大有幫助。如果能像嚴謹的安部教授那樣一一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裡，元好問最獲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複看了好幾遍。記得日本戰敗後一年，有機會與中國友人通信時，我曾寫了這樣的話：「平生所嗜，杜陵詩、遺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閱歷，殆成言妖。」
至於我與明詩的結緣，則在元詩之後。
我的兩位恩師之中，鈴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詩。我在京都大學肄業時，就聽過他講李夢陽的課。狩野直喜先生卻正相反，以繼承清代學術自命；對於明朝文學成見頗深，認為是毒害江戶以來日本漢文學的罪魁禍首，故斥之不遺餘力。這位博聞強識，無人能及的先生，常說「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時也說過：「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說。」
我聽從了狩野先生的教導，對明代的一切相當冷淡。偶爾翻翻明人的集子，也總覺得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後來突發奇想，何不叛離師說，探討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顧的明代文學；那已是停戰的時候了。當時明野史叢書《紀錄彙編》的景印本剛剛出版，便找來隨意看了一遍；有感於明人的直情徑行，興趣大增，而引起了繼續加以探討的願望。
大概是停戰後的第一年，我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明代的精神」。那篇講稿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經散失，不過演講的大意與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所寫的大致相同。那時還在東北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因事來京都，談到「古文辭」運動。我說這個運動便是明人直情徑行的一種表現。他也贊成我的看法。
自從轉職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後，就一直想講授明清詩，但怕準備不足，遲遲不敢貿然嘗試，只好重複講授漢至六朝的文學。這樣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忽然發現在這方面，已有年輕的學者開始發表起出色的論著來。於是，我才終於斷然改變了講授的時代。不過，我卻跳過明朝，而從清初的錢謙益講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學學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零─一九六一），才由錢謙益其人之詩再往上溯，利用並深入錢氏所編的明人詩選《列朝詩集》，正式開始講授明詩。在這期間，曾在《朝日雜誌》連載了〈沈石田〉一文，又為前輩橋本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寫了〈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總之，我在二十年前就與元詩結緣，但對明詩有計劃的探討，卻是最近幾年的事。宋詩亦然。去歲，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詩概說》之後，就接著著手本書的撰述工作。那時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約好，定於年底赴該校訪問講學，所以不得不加緊努力，在出國前總算草草趕出了初稿，便隨身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紐約期間，本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多看點英文的書，而事實上也盡其所能而為之，但是由於書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誤，只好利用空隙進行修改，寫在航郵用的皮紙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經島田久美子小姐謄清後，我再加以補充，便是印成本書的第三稿。
本書的預告原為《元明清詩概說》，但由於頁數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暫時把清詩部分付之闕如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住在該校招待所的二樓，早上在樓下的餐廳裡，偶然與一對英國人老夫婦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妥爾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吉多先生。回到紐約後，買了一本他所著的《希臘》（The Greeks），一讀之下，才發現這本書也是半途而廢。不過，他在書裡說，如蒙上帝惠顧，假我數年，也許還有可能把剩餘的部分寫成一書。吉多先生看來比我年長。我在本書最後也說，盼能續寫一本《清詩概說》，說不定還有如願以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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