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談起李長聲的文章，一般總要提到「知日」。但怎麼才算知日呢，他不以此自我標榜，筆下向來不大涉及；論家卻也很少為我們解釋清楚。最近讀了李長聲的五卷選集，覺得知日的確可以概括其特色，雖然確切地説那是「李長聲式的知日」。不管怎樣先得搞明白知日一詞的含義，否則只貼個標籤既沒意思，也沒用處。
知日常常與「仇日」、「哈日」相提並論，好像只是程度或火候的問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執中似的。讀了李長聲的書就知道，知日與仇日並不在同一層次，甚至不在同一領域；知日與哈日同樣不在一個層次。仇日根本不知日；哈日則是局部或膚淺地知日，這樣的知約莫等於不知。好有一比是盲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説大象只是條腿，沒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相對於仇日、哈日，知日要困難得多，麻煩得多。仇日是泛泛的，一概的；哈日不全面，不深入，不客觀冷靜；而知日總是具體的，從細微處入手，卻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知日有賴於積少成多，將一個個具體題目彙總起來，由質而量，再由量而質。這裡又有個因果關係：他不是為了顯示知日而寫那些文章，而是因為那些文章我們才説他知日。所以知日這名目並不能隨便派送。
知日首先是工夫問題，其次是態度問題，最後是理念問題，三者缺一不可。知日總是一手的。哈日雖然也是一手的，但未免隻手遮天；仇日則二手就行，抑或連二手也不需要。有時知與略知或不知的差別就在些微之間，但這起始一步須落到實處，往後的路才走得穩當。且從李長聲的書裡找個例子：「阿城在《常識與通識》中談到吃，説『若到日本，不妨找間餐館（坐下之前切記估計好付款能力），裡面治河豚的廚師一定是要有「上崗證」的。我建議你第一次點的時候，點帶微毒，吃的時候極鮮，吃後身體的感覺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議你此時趕快作詩，可能你此前沒有作過詩，而且許多著名詩人都還健在，但是，你現在可以作詩了。』如果讓我來建議，那麼，你最好在進店之前估計好付款能力，此事很容易，非常大眾化的『虎河豚亭』門口就擺着菜樣，惟妙惟肖，明碼實價是日本人經商的一大特色。坐下之後再起身走人，不大合乎常識或通識，雖然是老外。」我因想起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末了那個「知」説的正是知日的「知」。
知日需要知道得多，但知道得多並不一定知日。知日先得去成見。仇日的成見往往來自別人，哈日的成見則來自一己。知日卻是不預設立場，也不一定有總的結論，至少不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裡另外舉個例子。前幾天我看報上摘錄某本書的片斷，寫到下關有云：「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標識和説明書，『日清講和紀念館』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參觀者的關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剌激。因為這個紀念館，對於中國人有着不同的意義。」我就想李長聲肯定不寫類似的話，他見識得多，所以不至於想多了。知日是止於詮釋，而不過度詮釋。李長聲曾自謙地説：「我已活過周作人撰寫《日本之再認識》（1942）的年齡，在日本生活的年頭也比他長得多，猶不能忝列他所説的少數人，即『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不同的人自尊心的閾值有所不同，閾值過低，自尊心就成了自大心，隨處可能把自己傷了。
李長聲説：「這種寫作大概客觀上也算是一種文化交流。或許有助於了解，但關係的好壞未必取决於了解或理解。兄弟鬩於牆，彼此很了解；理解萬歲，並非萬能。文化交流在歷史上也帶來過戰爭，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與中國麼？」知日如果説有什麼目的，那麼就在獲得了區別於包括仇日、哈日之類不知的知，亦正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合。
然而要説李長聲寫文章純係無為而為，倒也未必。譬如他在書中曾提到我所説的「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我與他相識多年，每每口無遮攔，我的本意是仇日很容易，表示蔑視更是習慣成自然，舉我身邊朋友的例子，有好幾位愛讀書也愛出門旅遊，卻一律略過了日本。正為如此，即便這蔑視是對的，也不如緘口不言，以免隨了大流。現在讀了李長聲的五卷書，打算對自己所説略作訂正。知日與仇日風牛馬不相及，所以他寫文章，於仇日了無牽涉，倒有針對哈日予以匡正之意。曾有記者在採訪李長聲之後寫道：「他把自己定位在哈日與學者之間，也並不總寫ABC。……他表示，哈日族如果想提升一下，由哈進入知，知道日本、了解日本的話，不妨看看他的小文章。」他自己則説：「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説具有二重性的日本，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了譏諷。」李長聲不贊同本尼迪克特將二重性説成日本人的特性，更不贊同照搬當初本尼迪克特的説法來看當今的日本人，在他看來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二重性，但這裡卻是擔心哈日的人輕率地把日本看成一重的。是以我所謂「俯視」，實乃「不仰視」。至於何以能做到不仰視，他自己歸結為兩點：一是「得益於讀書」，「日本人寫的書，寫他們自己，能夠為我們的觀察提供個高度」；二是「把事物置於歷史之中看」。
李長聲很推崇周作人的日本論，有云：「周作人寫的是隨筆，長也不過萬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雖然多是填充料，卻能譲中日兩國人歎為觀止。」李長聲走的也是這個路子。雖然周作人説他的四篇《日本管窺》是「關於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其實還是隨筆寫法，而李長聲所作多接近於周氏《日本的小詩》、《談混堂》、《緣日》和《關於日本畫家》那一類題目更具體的文章。李長聲説，自己「只是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還説：「我寫的是隨筆。……又自我規定為知識性與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無趣，難以讀下去；有趣而無益，不讀也罷。還需要點淡泊，對於熱血的讀者來説卻近乎潑冷水。」他寫文章不作高大正統的議論，因為別人説得多了；不簡單傳播無見解、無感受的信息，因為網上可以查到，此其獨出心裁處，亦其生命長久處。
李長聲一九九○年起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迄今不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卻已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他的寫作是「吾道一以貫之」。如今在互聯網上，信息的更新較之過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詢也便利得多。對於一位作者來説，寫作到底因此變得容易了，還是困難了；應該多寫，還是少寫；有些內容需要寫，還是不必再寫，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信息爆炸」之際，只有真正屬於個人的聲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種僅僅倚仗語言優勢的「編譯」，同樣很容易被替代。
李長聲説：「所寫內容局限於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讀來似乎也並無過時之嫌。」歸根到底，信息不是文化，或者説，文化高於信息。也只有在這個層次才可以談知日。
李長聲曾記錄他與作家水上勉的談話：「我問，日本文學為什麼那麼簡素呢？水上先生説，好比白色的碟子，陽光照在上面會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寫出白碟子。」這番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李長聲自己的文章，借用周作人《本色》一文的説法就是：「若本色反是難。為什麼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才會露出本色來，此所以為難也。」李長聲寫的也是本色文章，他對自己的本色顯然也有充分自信。由此我想到，作為中國人須得本來文化的底子厚，氣質好，才能真正理解自家之外的別一種文化，譬如日本文化。李長聲説，「沒有三分灑脱和二分嘲諷不能寫隨筆，而且懶人不能寫，只耽於一事也不能寫」，但他實在是寫文章的有心人，灑脱嘲諷不失分寸，一概控制得住，而這是很多作者做不到甚至想不到的。此即如其所云：「我作文好似幼兒園的老師，哪個孩子都必須看在眼裡，文章一長，就覺得滿紙的字照看不過來了，惴惴不安。」關於寫文章，我覺得這句話講得真好。
二○一五年一月三日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常見問題
線上客服
客服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