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十五講

　　宋明理學的興起在根本上是儒家文化的一種主體性自覺，而北宋五子與朱子正是這種自覺的確立者。這一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對外，確立儒學自身的邊界意識；對內，凝塑出一種不離日用的哲學洞見。而諸子的概念建構，如周敦頤之太極、邵雍之體用、程顥之天理，又為理學範疇系統搭建了基本框架。作為理學的典型形態，北宋五子與朱子的思想代表了整個理學的哲學高度。

　　本書填補了宋明理學通識教育與文化普及方面的著作空白。在結構安排上注重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在內容的講授中突出了不“強生事”的儒學品質，在語言風格上具有深入淺出的特點，體現出作者“深入哲學理脈，體貼哲學洞識”的中國哲學治學精神，同時也給予儒學研究與儒學復興運動諸多有益的啟發。

作者簡介

楊立華

　　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著力於宋明哲學及魏晉哲學的研究。

　　出版專著三部：《郭象〈莊子注〉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內丹觀念下道教長生技術的開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譯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宋代思想史論》《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帝國的話語政治》，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第一講 韓愈與儒學復興運動
 
一 中晚唐的文化氛圍
 
從宏觀的角度看，整個宋學或者說宋明理學的發生，其實都是從儒學復興這樣一個整體脈絡當中來的。因此我們首先要講明白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儒學復興是怎麼來的，為甚麼會有這次儒學復興運動。而唐宋之際的儒學復興運動的中堅，同時也是古文運動的核心。總體說來，儒學復興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古文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意味著一種非常清晰的理性思想風格的復興。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高度理性的思想風格，為甚麼會在這個時代突然出來？
 
整個李唐王朝，在文化思想層面上，特別是在中國固有哲學的發展上，並沒有太多值得稱道的東西，這個時代的思想高度主要體現在佛教上。我們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其中國化過程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佛教的這一數百年的中國化過程在隋唐時期達到了巔峰，這一點是學界普遍的共識。然而，從中國固有文化這個角度來講，很難看到這個時代有甚麼了不起的思想家。一般我們都會認為唐代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這樣的認識恐怕有誇大的成分。實際上你仔細看唐代，真正穩定的時間有多少，真正安寧的時間有多少，真正興盛的時間又有多少？跟我們的觀念不同，宋人，尤其是像北宋的二程、張載這樣的思想家，對唐代並沒有我們現在那樣的崇敬。李唐一代在思想文化上，總體上是以佛道二教為根柢的。
 
如果從大的歷史階段講，我們一般把秦漢之際的歷史轉型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轉型。秦漢之際的最大變化就在於廢封建、立郡縣， 一個郡縣制國家的規模在這個轉型中開始建立起來。這裡所講的在郡縣制之前的封建制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所講的五階段論當中的封建制，這裡的封建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這樣的封建制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制，與這種貴族制相對照，我們可以把秦漢以後的制度稱為官僚制。按照我的理解，郡縣制本質上就是官僚制。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重要的權力核心的位置，已經不是世襲的了。這樣一種官僚制度在漢代初年就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選官原則、選才機制的問題。也就是究竟怎麼選擇人才，讓甚麼樣的人來治理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