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詞點評（增訂本）

前言
為新體詩創作尋求生路（代序）
上編 胡適詞三十一首點評
翠樓吟 庚戌重九
水龍吟 綺色佳秋暮
滿庭芳
水調歌頭 今別離
臨江仙
沁園春 別楊杏佛
沁園春 誓詩
虞美人 有序
沁園春
生查子
沁園春 新俄萬歲
百字令
如夢令
江城子
鵲橋仙
小詞（好事近）
多謝（好事近）
瓶花（西江月）
生疏（好事近）
舊夢（好事近）
高夢旦先生六十歲生日（好事近）
寫在贈唐瑛女士的扇子上（好事近）
夜坐（好事近）
水仙（好事近）
猜謎（好事近）
飛行小贊（好事近）
扔了？（好事近）
無題（好事近）
燕——寫在沈燕的紀念冊上（好事近）
下編 胡適詞輯補
霜天曉角 長江
沁園春 春游
沁園春 題績溪旅滬學生八人合影
水調歌頭 壽曹懷之母
沁園春 過年
前調 新年
生查子
如夢令
水調歌頭
憶秦娥
江城子
題秋女士瑾遺影（生查子）
和叔永題梅任楊胡合影詩（生查子）
作詩送叔永（生查子）
打油詩戲柬經農杏佛（生查子）
窗上有所見口佔（生查子）
早起（生查子）
他（生查子）
寄叔永覲莊（生查子）
代經農答白字信（生查子）
寄陳衡哲女士（生查子）
江上（生查子）
戲叔永（生查子）
十二月五夜月三首（生查子）
采桑子慢 江上雪
病中得冬秀書二首（生查子）
小詩（生查子）
落日（生查子）
景不徙篇三首（生查子）
文學篇七首 別叔永、杏佛、覲莊（生查子）
十二月五夜月三首 和一年前詩（生查子）
小詩（生查子）
紀夢三首（生查子）
游安慶七首（生查子）
希望三首（生查子）
小刀歌（生查子）
沈昆三兄的四十生日（生查子）
和董康《柳之間吊秀次》詩（生查子）
題龔含真先生畫冊（生查子）
題陸小曼畫山水（生查子）
打油詩（生查子）
賦得父子打蒼蠅（生查子）
無題（四）（鵲仙橋）
牽牛（臨江仙）
不作無益事（生查子）
附論
中國當代詞壇解放派首領胡適
中國當代詞壇“胡適之體”正名
中國當代詞壇“胡適之體”的修正與蛻變
舊文學之不幸與新文學之可悲哀——二十世紀對于胡適之錯解及誤導
當代中國詩壇雙向流動現象
一幟新張，收拾煙雲入錦囊——大陸詞壇干部體舉例

“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胡適，和王國維一樣，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大學問家。其人及著作，在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乃至全世界，影響所及，差不多已整整一個世紀。台灣某出版社刊行“胡適作品集”達三十七種，《胡適全集》正籌劃出版；大陸學界，除《胡適文集》外，其它論著或研究資料也越出越多。

目前，各地有關胡適研究，仍然並未衰歇。但是，所有研究，似獨缺詞與詞學一門。不僅在大陸，至今未見專著論及胡適對于詞的革命，未有刊物登載胡適詞作，而且在台灣，雖已有《六十年來之國學》，以專編（冊）論述“六十年來之詞學”並錄存“六十年中之詞”，但對于胡適，仍然只字未曾提及。因而，不能不承認，這是兩岸學人的一種忽略。

在文學活動中，胡適既十分注重對于新文學的開創與建設，又十分注重對于舊文學的革命。而革命，又是為著開創與建設。此一用意，胡適心中十分明白。如套用《沁園春》（誓詩）中的一句話講，那就是︰“為大中華，造新文學。”

有關新文學開創與建設，著述已甚多，暫勿論。這里說舊文學，乃著重于詞與詞學。在這方面，胡適花費時間有限，而所做工作，所留下成果，卻具有特別意義。

首先，詞三十一首。這是胡適“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實驗品”。三十一首詞，載《嘗試集》及《嘗試後集》。其中，十七首明確標榜所屬詞調，掛有詞牌；一首題為“小詞”，注明所屬詞調名稱；其余，均另立新題，不掛詞牌。掛有詞牌者，分別為︰《翠樓吟》、《水龍吟》、《滿庭芳》、《水調歌頭》、《臨江仙》、《沁園春》（四首）、《虞美人》、《生查子》、《百字令》、《如夢令》（三首）、《江城子》、《鵲橋仙》。“小詞”屬“好事近”。未掛詞牌者，並非隨意拼湊，乃依據一定格式譜寫。如︰《飛行小贊》、《多謝》、《生疏》、《舊夢》、《高夢旦先生六十》、《寫在贈唐瑛女士的扇子上》、《夜坐》、《水仙>、《猜謎》、《扔了？》、《無題》、《燕——寫在沈燕的紀念冊上》，調寄“好事近”；《瓶花》，調寄“西江月”。說明︰胡適實驗，乃有意以“倚聲填詞”方法，為新體詩創作提供樣板。這是胡適治詞所謂特別意義的一種體現。

其次，一部《詞選》，一篇為詞選所作序。這是胡適“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依據及理論說明。《詞選》計六篇（編），輯錄唐、五代及兩宋三十七家（不包括無名氏）詞三百五十一首，為詞史上第一個大時期的代表作品。胡適以為，詞的歷史可劃分為三個大時期︰“第一時期，自晚唐到元初（八五○——二五○），為詞的自然演變時期。第二時期，自元到明清之際（一二五○——一六五○），為曲子時期。第三時期，自清初至今日（一六五○——一九○○），為模仿填詞的時期”。並以為︰“第一個時期是詞的‘本身’的歷史，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替身’的歷史，也可說是他‘投胎再世’的歷史。第三時期是詞的‘鬼’的歷史。”而對于第一個大時期，胡適又將之劃分為三個階段︰歌者的詞，詩人的詞，詞匠的詞。以為︰“蘇東坡以前，是教坊樂工與娼家妓女歌唱的詞；東坡到稼軒、後村，是詩人的詞；白石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這就是胡適“對于詞歷史的見解”。據此，胡適極力鼓吹“詩人的詞”，謂其乃“絕頂的天才”，而對于“詞匠”，則猛烈加以抨擊，謂其只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內容，乃一種“笨把戲”。因而，推導出這麼一個結論︰不管能歌不能歌，也不管協律不協律，只是用詞體作新詩。這是胡適為古之解放派所總結之經驗，也是為今之解放派所提供之借鑒。說明︰所謂“歷史癖”，並非只是為著歷史，更重要的，乃為著當前。這是胡適治詞所謂特別意義的另一種體現。

總之，在詞與詞學方面，胡適所做工作，目的乃在于為新體詩創作尋求生路。這是“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一項重要工程。對此，作為詞壇解放派首領的胡適，不僅具有不怕被罵的勇氣，立志進行嘗試，而且在嘗試中，努力摸索經驗，走出了自己的路。這是胡適對于新文學開創與建設所作貢獻。

六十年前，文藝界討論“胡適之體新詩”問題，有學者提出︰“胡適之體可以說是新詩的一條新路。”一句話揭示奧秘，令其頗有些“受寵若驚”。這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胡適于《談談“胡適之體”的詩》中所說情形。此文結尾，胡適雖一再強調，“我近年只做我自己的詩，從不想勸別人做我的詩，也不妄想別人喜歡我的詩”，卻仍然希望別人能夠了解“胡適之至今還在嘗試什麼小玩意兒”，其良苦之用心，還是無法隱藏。只可惜，六十年來，此調已不彈。這不僅令得苦于尋求不到生路的新體詩創作更加尋求不到生路，而且由于某些追隨者之誤導，也令得舊體詩詞之創作與研究工作，遭受一定破壞。我想，這當是胡適所不願見到的事實。為此，我將胡適留下的“實驗品”——詞三十一首，重新推出，逐一加以點評，並將近年所寫有關胡氏詞學研究的論文若干篇，輯錄于後，合集刊行，希望再次引起詩界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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