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場景中的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

序一
序二
緒論
第一章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的對話場景
第一節 精英專業化與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
第二節 創造·模仿·戲擬
第三節 大眾傳媒與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
第二章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與古代小說理論話語：涅槃式轉型
第一節 雅·俗·大眾化
第二節 史性·哲性·科學性
第三章 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與西方小說理論話語：華魂·洋才
第一節 錯位的選擇：「中體西用」到「華魂洋才」
第二節 錯位選擇的合法性
第四章 微觀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
第一節 中國現代文學語境的「小說」
第二節 中國現代文學語境的「三要素」說
第三節 中國現代文學語境中的敘述話語理論
第五章 張愛玲的「傳奇」觀：中國古代小說「常」與「奇」觀念的現代轉型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本書的作者程麗蓉是一位我並未謀過面的青年學者。但是後來她在電話的那頭說，她是見過我的，我自然是一臉的茫然。原來她參加過多年前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劉勇教授主辦的一次高級進修班。這個班我有點印象，因講課當中有某高級「學生」給我搶拍了一張照片，後來放大了贈給我。可能是我很少有這種在大學講堂上的照片，而當時留下的形象還不算差，人都敝帚自珍，所以，它就整天立在我廳台的一大堆石頭中間在那「笑傲江湖」了。正因此，我便記住了這一次的講課。當然，我不知道下面有個程麗蓉，不知道我將來會讀她的博士論文還要寫序。說到底，我至今不認識她。給一個不相識的學生輩的人寫序言，在我也是第一遭吧。

程麗蓉的博士論文經過修改，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培元那里的「貓頭鷹叢書」出版了。這套「貓頭鷹叢書」是我特別喜歡的系列，我自己的學生也在那里出過第一本書，所以程麗蓉邀我寫幾句話，就答應了。這里也有我的私心。程文第一次從四川大學寄到我手里的時候，我起初搞不明白為什麽要讓我看。論文是匿名的，也不知道作者是何許人。只是我掠了一眼題目，發現這個談現代小說理論話語的課題，很對我的心思。我上個世紀70年代末曾做過五四小說批評的概述，自然做的水平很低，那是我讀研究生一年級的作業，後來我打著魯迅說的「不悔其少作」的旗號，堂而皇之印入我的第一個集子，雖然是印在偏後的位置。接著，我參與了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的寫作。這套書有「史」和「理論資料」配套的各七卷本的計划，現在為何「史」只出了陳平原一本，是個連我這身處其中的人也說不清的問題(有待歷史評說)。好在「理論資料」終於出了五卷，每一卷都認真寫了序文。我編寫的是第三卷，描述了三十年代小說理論與小說創作之間的動態的關系。但是我沒有動筆寫出三十年代小說史。有的時候我在大學里試講這個題目，會涌動起續寫這個題目的熱情。不過，時過境遷的感覺，眼高手低的感覺，更時時襲來，慢慢地便將它收藏到心之隱秘的一個角落里去。那角落反正還有一些東西，也不寂寞。現在程麗蓉的論文又勾起了我的「未競事業」的想法，我突然感悟到不必太在意，已經有下一代的學者可以接手此事了。

這個接手的起點頗高。因為做這個題目，一般總要從描述「現代小說理論」史的線索入題。沉沒在汪洋大海的資料里，單線的理順已經不易，提出問題來就不是斷代的小說史視野所能顧及的。如果是同創作掛鉤，演化出它們彼此鼓盪、激發的場所和情景，便更需高屋建瓴。現在看程文，一上來就將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話語、中國現代小說理論話語（這是中心）、外國小說理論話語，統統置於一個闊大的平台之上，相互「對話」，讓我們立即進入一個宏觀的理論場景。這種系統的、完整的三者互動的框架體系是從來沒有過的，是全新的。程文給人的最初印象便是新一代學者應有的那一份銳氣，兼有填補學術空白並將這一學術論題延長、加深的推進力。這是十分可貴的。

與近年來許多研究生的論文徒有大的空架子，卻缺乏腳踏實地的資料工夫，沒有創造性的閱讀來打底不同，程文的優處正是它的基礎穩固。程麗蓉碩士讀的是現當代文學，據看她論文「後記」所回憶的，考川大報的卻是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這里有個插曲，也見「後記」，錄取時學校臨時將她撥歸到一位有名的海外學者招收的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名下，但程硬是要讀曹順慶教授的比較文學博士，於是三年時間，一頭闖進了一塊物種豐富多樣、地形凸凹復雜的濕地。她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之外，補人了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原著這樣一些基本的養料，擴大了自己的眼光。可以說，今日她敢於寫作如此的論題，沒有寬闊的知識面是無法想象的。閱讀她的論文，隨處可發見作者的基本功扎實，古代小說理論資料的准備尤其突出。而且她能運用資料，嫻熟地分析資料，把握住古今中外打通之後，理論話語的「現代中國說話人」的主體位置。不僅注意「說了什麽」，更加注重「誰在說」、「怎樣說」、「為什麽這樣說而不那樣說」以及「說話的流通、傳播環境條件」等等。這個主體的牢牢掌握，是全文「中國化」的根本。於此，程文脫離了搬用西方小說文論侈談對中國「影響」的窠臼。她仍然在談西方、中國傳統、中國現代的關系。只是已經能初步提出中國式的問題來了，能部分地解讀中國小說的理論了。她挺立起來，不必匍匐前行。

至於在如此的背景下，程麗蓉在微觀上所提出了哪些純屬於中國現代小說的問題，這里不必一一列舉，是有書為證的。比如小說理論話語的「說話人」，既然據她論證是由單一的政治精英，逐漸轉化為與多元的、專業化的知識精英並存的局面，那麽，這對小說理論話語的現代演變自然會發生有形或無形的作用。再比如從對古代的「雅」、「俗」概念的追問開始，把「使俗通」與「通於俗」這兩個中國小說理論概念作出區分，自然有利於厘清目前的混亂情況。依我的領會，「使俗通」的內涵還存著為「雅」所規范的目標，是經過「通俗」要達到教化的社會功利的理想，即純文學「五四」以來所作過的種種「大眾化」的努力；而「通於俗」則關注文學從內容到形式的世俗化，主旨上更趨向人性化，便是中國從唐宋以來一直延續到現代為止的，生生不息的市民文學。這是相當具有啟發性的提法。在這個問題上，程文批評包括我也參與寫作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內的已有成果，並非信口說出，是有學理支持的。這不是有些人的狂妄，而是一種開放的學術心態。

全文的論證結構，與宏觀——微觀——個案這樣的研究路數，互相匹配，很具特色。所謂小說理論和小說實際創作的動態關聯，通過個案可以看得格外清楚。但文章的個案在原來提供答辯的文本中，僅有張愛玲一章。我當時曾在評語里提出要注意個案的典范性，及與全論文的有機關系。張愛玲盡管寫得不壞，如放置在全局來審視，將主要是小說創作實踐傑出而非小說理論建樹卓越的張愛玲作為惟一的個案來安排，不免顯得有些偏頗。當年我便建議不妨用魯迅——廢名(或沈從文)——老舍——茅盾——張愛玲五人作為個案，每人寫得少而精，處處與全局的論述照應，那麽，一定會更見精彩。我不知道她是否來得及作這樣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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