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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樸子外篇》是葛洪思想體系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此次著述的完成為更好地了解葛洪以及兩晉時期的思想狀況提供了鮮活的樣本。作為其時南中國區域非常突出的一部子書，這一著作也為研究江南學術風尚保存了珍貴的資料。
全文共分五章，依次對葛洪家世、《抱樸子外篇》的文本、《抱樸子外篇》的思想以及其與時代思潮的關系進行了某些探討，試圖對葛洪其人其書所蘊含的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梳理。
第一章主要探討了葛洪的家世。葛洪雖自述為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人，但其先祖卻是在西漢末季、東漢初葉由北方遷入。本文經過考證認為，葛洪其先為梁國寧陵（今河南商丘寧陵一帶）人，後因反對王莽統治被迫移居瑯邪（今山東諸城東南）。其後，葛氏一支離開政治中心南遷句容，由一武力強宗逐步向文化世族過渡。在前賢時哲研究的基礎上，本章對葛洪的家族世系進行了進一步的清理，明晰了葛洪自十世先祖以來的世系情況。對爭論較大的葛洪卒年問題，本章經過對文獻的重新分析，認定葛洪享年八十一歲。通過對葛洪家學、師承、交游等的分析，本章明晰了葛洪生平、時代與其思想的關系。
第二章主要探討了《抱樸子外篇》的文本情況。葛洪撰著《抱樸子外篇》主要源于成一家之言、表達現實關懷、馳騁辭章三方面的考慮，而《抱樸子外篇》的著述前後經過了醞釀、草稿、定稿、訂補、修訂諸階段，主體部分的寫作綿延近十五六年，是葛洪傾盡心力之作，是其思想成熟的集中體現。《抱樸子外篇》著成之後在當時即引起較大反響。但是，現存《抱樸子外篇》的文本缺佚情況是大量存在的，這從歷代史志對《抱樸子外篇》的著錄情況可以考見，也能從為唐、宋類書所征引卻不見于今本《抱樸子外篇》的文字得知，其佚亡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梁、隋之際與唐、宋之間，戰火頻仍或許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現存可知最早的《抱樸子外篇》版本是明本，其與原始形態已有較大差異。根據葛洪的自述和歷代史志以及目錄書的記載，六朝本《抱樸子外篇》當有手寫本五十卷。宋本《抱樸子外篇》出現十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卷本、五十卷本等多種版本，主要以刻本的形式流傳。明本《抱樸子外篇》以四卷本與五十卷本為多。而清本《抱樸子外篇》也主要以四卷本與五十卷本的形式流傳，其版本不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是頗為可觀的。特別是清代學人對《抱樸子外篇》的校勘成就突出，為後來學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本章還探討了《抱樸子外篇》在當時以及其後所產生的影響，從中可以略窺其價值之一斑。
第三章探討了《抱樸子外篇》的政治和社會思想。葛洪的政治思想有很強的法家意味。葛洪強調嚴格的君臣之分以及君臣關系，認為兩者各負其責、不可逾越，如此方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他對廢立君主的行為抨擊有力，並不惜借批評伊尹、周公、霍光等聖賢名臣來強化這一批評。顯然，葛洪如此看重君臣關系的措置有其現實背景的刺激，是與魏晉之際篡弒嚴重的社會歷史實際相聯系的。同樣，葛洪也異常看重刑法的作用，強調嚴刑重法，認為刑法從積極作用上可以懲奸除惡，從消極作用上可以預防犯罪的發生，他也指出了人君賞罰不當的惡果，強調了執法者的素質。葛洪在選舉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他指出，漢晉之際選舉弊端叢生，主要表現在名實不副、徇私舞弊、大族壟斷三個方面，為了矯正這一不良狀況，葛洪建議應該擴大察舉策試的廣度、加大懲治選舉不法行為的力度、注重基層吏治建設與人才選拔來改善選舉的弄虛作假情形。葛洪對選舉的設想頗與以後的科舉制度相契合。在仁明思想上葛洪主張明先仁後、舍仁用明，這種思想與儒家大異其趣，實受魏晉之際才性論以及社會現實的影響甚深，也是魏晉之際知識發展水平的一種體現。《抱樸子外篇》的社會思想均是針對魏晉之際的社會、風教、禮俗有感而發，對其時的社會狀況多有批評，並多憤激之辭。葛洪批評了放達之風、婚喪無禮、酗酒無度等諸種恣意妄為、不遵禮法的行為，認為這些行為敗壞了社會風氣，削弱了政治統治力，十分有害而危險。通過這些批評，葛洪希望社會能夠做到遵禮守法、節制私情、穩定有序。通過葛洪的論述，我們也能了解魏晉之際個人與社會、禮法與情感、名教與自然等沖撞與協調的歷史面貌。
第四章主要探討了《抱樸子外篇》的士人精神、學術思想以及歷史人物評價問題。葛洪的人生觀表現出很大的內傾趨勢，即對外物的追求欲望極少，甚至不屑一顧，而對內心的自我調適、自我滿足非常在意，有一種高揚精神的氣度。重內輕外、抱樸自守是其表現。這種思想傾向的進一步發展，就是輕物重生，非常看重個體生命如何安頓、不因外物的掠取而損害生命等問題。葛洪強調士人氣節對于士人人格的重要作用，那就是不能屈服權力與富貴，而要以學識與道德為修養、為富貴，從而力圖超越傳統的富貴觀點，重塑士人人格。葛洪議政救世、不計成敗的政治態度，也為士人的批判性、獨立性人格樹立了榜樣。葛洪的學術思想主要包括歷史觀、文章觀、禮制觀等。葛洪的歷史觀認為歷史是發展變化的，同時認為當代歷史並不比古代歷史差。葛洪的禮制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指出禮制在社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闡明禮制之必要及不可或缺；另外一方面他又指出對待禮制不能采取一成不變的方針，主張禮制應該切于實用，所以提倡刪禮省煩，刪減禮制繁冗浮雜之處，並分門別類排列以便于指導現實。葛洪提出前者是為了反對兩晉之際不遵禮法、群趨放誕的社會風氣；提出後者主要是反對禮學家的繁瑣之弊，使禮制切實可行。葛洪的文章觀主張文行並重、尊崇子書、注重實用、今不弱古。葛洪在歷史人物評價上，表現出與常人不一樣的眼光，他視伊、周為亂臣賊子，視呂尚為無仁屠夫，葛洪之所以如此評論，前者是為了維護君臣關系，後者是為了替隱士辯護。因此不難看出，葛洪的歷史人物評價往往是為了以古刺今，有其現實的考慮在內。
第五章主要探討了《抱樸子外篇》與《抱樸子內篇》的關系。《抱樸子》內、外篇，基本完成于東晉初年，時當葛洪三十五六歲，代表了葛洪成熟的思想。葛洪同時著有《抱樸子》內、外篇，這絕不是簡單的篇目劃分，也並非是思想的斷裂，而實是葛洪思想一致的貫穿。葛洪在道本儒末的思想基礎上，打通儒、道、墨、法諸家，采取批判繼承的態度，創立了自身的思想體系。葛洪是通過處理儒家與道家、治身與治國、出世與入世的關系上具體地表現了其以《內》統《外》的思想。所以，《抱樸子》一書分內、外篇，以《內》統《外》、互相貫通，是葛洪思想渾然一體的表現，這一思想樣態的出現與魏晉之際的時代思潮以及葛洪道教理論學者的身份息息相關。只有視《抱樸子》內、外篇為一整體，才能更全面、更具體、更準確地理解葛洪的思想，也才能更好地把握葛洪思想在當時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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