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審美人生與歐王關係

緒論  蘇軾審美人生論

上編  蘇軾與王安石政治關係研究
第一章  蘇洵與王安石關係
第二章  「烏台詩案」之前蘇軾與王安石之政治關係
第三章  「烏台詩案」至王安石去世二人之政治關係
第四章  後王安石時代二人之關係——維護新法

下編  蘇軾與歐陽修關係研究
第一章  歐陽修與蘇軾交誼概述
第二章 詩文革新與嘉祐二年貢舉
第三章 論蘇軾與歐陽修相關詩文——兼論蘇軾與歐陽修的內在契合
 

代總序

關於木齋的探索

　　近年來，木齋的幾部學術著作源源不斷問世：先是2008年中華書局的《宋詞體演變史》，2009年人民版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 隨後，便是這本頗受學界關注並欲熱切討論的《曲詞發生史》。《中國韻文學刊》為此開闢專欄，筆者被邀請為主持，允有一席之地，先發淺見，抛磚引玉，誠為幸事。很多年來的學術評論，大多流於形式，徒有書評，而不見思想的交鋒，木齋的詞體起源和五言詩起源兩大研究，由於反思力度大，學術價值高，爭論空間大，引發爭論，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希望，各種不同意見的學者，都能各抒己見，通過探討、論辯，將文學史這兩大疑案的研究，推向新的歷史階段。

　　木齋《曲詞發生史》，縱橫捭闔，規模宏大，一時之間難以做出全面的評價，因此，本文從該作的兩序說起。此書稿初成的時候，作者曾經邀請我為之作序，我也曾認真閱讀了書稿。閱讀全書，頗有一氣呵成，令人一經入手便有欲罷不能的閱讀快感，因此，也確曾考慮再次為之寫序。之所以未能動筆，首先的考慮，是詞的研究並非我的專門，作為局外人來評論不一定合適，其次，我考慮此前所作書序已經很多，特別是對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剛剛發表過個人見解，因此，很想聽聽學術界，特別是詞學界其他學者的評價。果然，木齋此作甫一問世，便讀到馬興榮先生和劉崇德先生兩大書序。兩位學者分別主要從詞的角度和曲的角度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書中還刊印了兩位學者的原稿影印，這都很有意義。

　　馬先生書序中，首先談到了自身早年師從劉堯民先生，並且接受到的正是詞源于燕樂的教育：「我早年從劉堯民先生學詞，對劉先生主張的詞的起源不是突變，而是一個長期的進程，它是漢魏以來的詩歌長期進化的結果，是詩與音樂由衝突到接近，到融合的結果。使詩在形式和系統都達到融合的是燕樂。印象很深。後來陸續對燕樂、對敦煌曲子詞有所接觸，感到談詞的起源，還必須注意民間詞。這也就是說，我認為詞起源于燕樂與民間詞。這在拙著《詞學綜論》中已有論述。」

　　隨後，馬先生對此書的主要觀點論述說：「木齋確認詞起源於宮廷，而不是起源於民間，時間是盛唐天寶初年。正由於詞起源於宮廷，整個唐五代曲詞的本質屬性都是宮廷文化的產物。李白詞、花間詞、南唐詞正是盛唐宮廷、西蜀宮廷、南唐宮廷三大宮廷文化的產物。並以為影響詞體發生的音樂因素不是以胡樂為主的燕樂，而是經過法曲變革之後所形成的清樂（吳聲西曲）為主體，以聲樂曲為本質屬性，以內宴、家宴演唱為主要形式的音樂品類。認為曲詞在發生史階段，主要是一種江南文化的產物。江南文化中小巧豔麗等特點，構建成為曲詞發生時代的基本特質。認為敦煌曲子詞既非早於李白之作，也非主要是民間之作。同時認為唐五代詞以後，以柳永為標誌，才發生了曲詞市井化的變革，隨後發生了士大夫群體對曲詞形式改造的運動，即張先、晏、歐、蘇東坡對伶工之詞、市井俗詞的改造，從此，詞這種形式才真正成為士大夫的詞，詩人的詞。」這一段論述，可以說是對木齋此作的一個極好概述。馬先生隨後評價說：「木齋先生在多年積累的基礎上以超人的才識，力辟新說，為詞的起源、發展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很值得詞學界的朋友們（包括我）深思、探討。」在這裏，我讀到了一位富有責任感、正義感的學者的博大襟懷，一方面，申明了自身所受到的師傳正是木齋所顛覆的詞體源于燕樂的傳統認識，另外一方面，卻並不妨礙對新觀點的理解和接受，不妨礙對後輩學者的鼓勵和支持。馬先生年長我十歲左右，這種學術襟懷，值得欽佩。學術，本來就是一個不斷求索的過程，否則，停留在舊有陳說上，學術怎能前進？事物的發展規律，總是經歷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的過程，但第三個階段的看山是山，已經不是第一次的直觀看山是山。其中的哲理思辨意思，令人玩味不盡。其第二個階段的否定，也就是看山不是山，看似是錯誤的，是沒有價值的，其實不然，它是事物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沒有這貌似遠離真相的第二個階段，就很難實踐和完成向第三個階段的飛躍和革命。木齋自雲：他的研究恰恰是對古人說法的回歸。想想也確實如此。譬如古人何曾有所謂的民間說？反而關於李白詞為「百代詞曲之祖」的說法不絕如縷，「民間說，燕樂胡樂說，李白詞為傳說偽作」之類的說法，基本上是胡適之後的說法，古人雖然有，譬如胡應麟曾經懷疑李白之作為偽作，但並沒有引起古代學者的反響和認同，一直到胡適之後才蔚為大觀。古人最早的說法，或是較早的說法，應會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實，它們遠比後來學者受到各種思想形態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學說更為貼近歷史。但遠離歷史的這些認識，實際上是從多維的視角，甚或是從相反的角度，來完成回歸歷史本相的使命。

　　劉崇德先生精通於音樂研究，這對於古代文學界，特別是詞學界，尤為難得。本人對中國音樂史研究不多，一直以為憾事，所以，也只能就劉先生之所論，略抒自己的感受。劉先生首先說：「讀其《古詩十九首與建安文學研究》一書，深深嘆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亦為木齋先生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而備感鼓舞。於是，益加欲其一縱健筆，再申高論，在詞學研究領域更辟一新境界。」關於對木齋《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的評價：「深深嘆服其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亦為木齋先生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而備感鼓舞」，這一評價極有概括力，首先是「高屋建瓴之架構，擺落舊說、顛覆積習的膽識」，這一點，我深有同感：以學術專著的形式專門來探討論證曲詞發生史這樣的文學史公案，非大勇氣大學識莫能辦。

　　木齋的兩大研究，採用的其實是同一個方法，或說是在同一個方法論之樹上結出來的豐碩成果，且其方法論本身，也非常值得研究。這種方法論，自然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我看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採用了多角度溯本追源的流變史方式進行內證。十九首研究，是從兩漢，特別是從西漢逐一排查有無可疑的詩人，逐次排查到曹植，再進一步深入進去研究和論證，這就像是破案，將全部嫌疑人一一排查，通過否定和排除的方法，找到作案嫌疑人，然後，深入研究其作案動機和作案過程，最後達到破案完成。木齋詞的起源發生問題研究，銜接了十九首研究的成果，從建安曹魏的清商樂論起，依次論證江南清樂、北朝、隋代初唐燕樂，最後論證到盛唐法曲清樂回歸，曲詞之曲的發生就水到渠成了。這就是劉崇德先生所說的「完成漢魏六朝樂府史論的一次飛躍」。隨後，劉先生進一步闡發說：

　　近百年來關於詞體及其起源，可謂叢論脞說，界石林立。一涉詞樂，又大多於誤區盲點中摸象捫燭。拙著《燕樂新說》雖探詞曲之源于燕樂聲樂化、娛樂化的曲子，然僅止于就樂論樂。木齋先生此書則以穿透歷史的眼力，過人之才識，綜觀詞樂與詞體。近辨法曲清樂於「消費」「功能」之間，遠溯法曲乃魏晉宮廷清樂之流亞，繼又深察「豔體」與齊梁南朝宮體之關係，以無可置疑的論據驅去籠罩在詞體起源上所謂民間文學說這一「怪物」，明確提出「詞體非源於民間，而起源於宮廷」，「詞非源于燕樂胡樂，而是新興聲樂曲子的產物」，而這一新興聲樂則是由魏晉宮廷清樂發展而成的法曲，「宮廷」「女性」則是曲子的稟賦本貌。書中又將曲子的寫作追溯到盛唐，論述了李白對曲子的寫作對詞體發生的奠基到中晚唐曲辭《花間集》的體格流衍，進一步申明詞體與帝王宮廷的關係，探討曲辭，即詞體從宮廷向民間的轉移，指出其本為唐宮廷文化的產物，隨後，才由帝王宮廷向外轉移，漸次進入到一般士大夫階層和青樓北裏，成為一種市民文化。秦樓楚館實為詞曲播散之地，而非其源。此說一出，不僅詞體起源發生這一千古之謎得以破解，而且，詞體本質何以為「豔科」，「以清切淺麗為宗」「要眇宜修」自然明朗矣。

　　兩位學者的序文，給予了木齋詞體起源發生於宮廷說、詞體音樂為曲子清樂說高度評價，我相信，隨著時光的前行，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給予木齋之說以更為深入、更為精到、準確的解讀和評價。

　　木齋的曲詞發生研究，連同以古詩十九首為中心的五言詩起源發生研究，這兩大研究，被有的學者評價為「開天闢地」「石破天驚」，為「讓文學史不得不重思重寫」之舉。當今熙熙攘攘的功利主義學風盛行，使我們對炒作、對故作驚人的不正當學術風尚已經厭倦，因此，當真正有重大價值的學術發現出現的時候，還是習慣性的對之不屑一顧。我建議那些對木齋這兩大研究尚未深入瞭解的同仁，不妨花費一點時間，來認真看看他的論證過程，必更有新的學術性的評斷。

　　在這裏，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假設，如果沒有木齋的這兩大探索，我們的學術史當下是什麼樣的狀況？我們依然會認為十九首為東漢無名氏所作，認為曲詞起源於民間，起源發生於胡樂入華的燕樂流行，因為還沒有出現任何一種新的理論體系，來為我們展示另外的文學史演變歷程。學術史與時俱進，產生了木齋這樣探索型的學者，產生了木齋的這兩大研究，從此，在十九首東漢無名氏之說之外，有了有關十九首產生在曹植時代的系統而詳備的說法；在曲詞民間說、燕樂說之外，則有了基本完備的由六朝宮廷清樂到盛唐宮廷清樂法曲的詳盡描述。木齋的兩大研究，無疑開啟了後來者的學術視野，為學術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方法論，學術史無疑是前進了。對木齋學術探索的兩大成果，需要一個漫長的學術史接受過程，這是合情合理的——越是顛覆力度大的學說，就越難以被接受，這是規律。有學者認為：木齋的這兩項研究，是王國維、胡適以來文學史最為重要的兩大突破，這個評價也許過高，或是過早，但想想這兩大研究，為我們的學術界帶來了如此之多迥然不同的說法，確實值得思考和關注，而對其給予更多的深入批評和商榷，也許是更為有益的思考和關注的形式。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其論學著作《文史通義》中曾謂：「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不能不具此二途。」通讀木齋這些年來的學術專著，對章學誠所言，更感親切，故特引用，謹供學者參考。

　　以上文字，為筆者此前發表過的同題文章，發表於《中國韻文學刊》專門討論木齋新作的《中國詩體詞體起源發生研究》專欄。近日，欣聞臺灣麗文書局將要陸續推出「木齋研究叢書」問世，其中將包括木齋本人的學術專著、詩集、文集、自傳，以及海內外學者研究木齋的專著和論文，在此深表祝賀！木齋近期的學術研究，以《古詩論》系列論文的發表為標誌，將「古詩」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學術史階段，《社會科學研究》、《學習與探索》、《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江西師範大學》、《天中學刊》連同剛剛提及的《中國韻文學刊》等多家刊物先後為之開辦專欄，海峽兩岸以及其他海外專家學者為之撰寫論文討論，成為中國學術史值得關注的一件大事。因此，對於木齋的研究，也就同時成為必然的趨勢和應有的潮流——木齋為什麼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提出了如此之多具有顛覆性、原創性的學術見解，又是怎樣，或說是採用什麼樣的學術方法建構出來他獨特的學術體系大廈？這就不僅僅需要研究他的學術專著，也需要研究他的詩作、文作和傳記，從而尋求出規律性的東西，並昇華為新的學術理論，從而引領、推動中國學術的發展和進步。有感於此，在前文舊作基礎之上，補充這幾句未必成熟的話，謹供各位讀者參考。

傅璇琮 謹識 於北京 中華書局 西元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