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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獵犬號航海記(上)

小獵犬號航海記(上)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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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1831年,年輕的達爾文搭上英國皇家海軍船艦「小獵犬號」,展開為時五年的科學考察之旅。這場航行有兩個主要目,一是畫出巴塔哥尼亞和火地島海岸圖,二是帶回全球一連串有關時間的科學測定資料。這五年間,他三度橫渡大西洋,走遍南美大陸及其周邊(包括因他而成名的「加拉巴哥群島」)深入南太平洋,遠赴印度洋。「這次航行,不僅是達爾文人生的轉捩點,也是現代生物學的里程碑。」他在航程中所做的觀察和記錄,後來成為「物競天擇」理論的基礎。達爾文以非常優美的文字,精確的描度……讀來非常鮮活且充滿趣味,彷彿我們也跟著達爾文進行一趟環之旅。

 

導讀
達爾文的旅程——小獵犬號航海記
詹宏志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從英國樸立茅茨港(Plymouth)駛出一艘並不特別起眼的三桅帆船,全長不過九十呎,載重二百四十二噸,比起它即將創造的歷史聲名,它的外表可算是有點寒酸。

  這是一艘即將前往南美洲的科學考察船,名號為「小獵犬號」(HMS Beagle),隸屬於英國海軍的「水文測量局」(Hydrographer's Office),由雄心勃勃的年輕艦長羅伯.費茲洛伊(Robert FitzRoy, 1805-1865)所率領,探險考察的航程計畫是兩年,但等到「小獵犬號」再回到英國港口的時候已經是一八三六年十月二日,整整過了五十八個月。

  船上連艦長在內共有七十四人,除了各種職司的船員之外,還包括了不在編制內由艦長自掏腰包聘任的兩位雇員,一位是儀器工匠,一位則是畫家(他負責繪製沿途所歷所見,功能相當於今天的攝影師);還有三位順道返鄉來自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的土著(他們是前一次「小獵犬號」科學考察採集回來的「標本」),以及一位自願護送他們回家的傳教士;此外,船上還有另一位不速之客,那就是被艦長邀請上船與他相伴,自己必須負擔所有旅費的年輕自然學者:二十二歲的劍橋大學畢業生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即後來以《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一書改變全世界思想的作者。

  你可以說,「小獵犬號」因為載運了達爾文這位意外的乘客而名垂不朽,連帶這趟旅行也成了科學史上最著名的旅行;但你也可以說,因為達爾文上了「小獵犬號」,這趟旅行改變了他和他的思想,進而使他改變了全世界。總之,就像史蒂芬.杰.顧德(Stephen Jay Gould)在他著名的書名所暗示的,「自從達爾文以後」(ever since Darwin),世界就不再是同一個面目了。

  「小獵犬號」的艦長費茲洛伊為什麼要邀達爾文上船?因為前一任「小獵犬號」船長是自殺身亡的,而出身海軍世家的費茲洛伊,他的父執輩也有海上自殺的紀錄。維多利亞時代,海上階級森嚴,船員不能與艦長同桌吃飯,談話也有一定的禮儀和模式,艦長固然是海上的上帝,但卻道道地地是一位孤獨的上帝;費茲洛伊是上流社會出身的海軍菁英,擁有良好的科學知識與軍事訓練,他深知海上長期孤絕與精神沮喪的風險,遂想邀請一位出身與他相當的「紳士」(a gentleman),最好有相同的科學興趣,並能與他平起平坐,同桌進餐(但絕對,絕對不可以動他的儀器)。這個邀請透過劍橋大學的學術網絡,迅速來到達爾文的老師漢斯婁(John S. Henslow, 1796-1861)的手中,希望他能推薦一位合適的年輕人,漢斯婁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寫信給達爾文說:「我相信你是他們想要找的人。」

  但達爾文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的邀請,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上船(他光是買儀器就花了六百英鎊,那是他兩年在劍橋大學的全部費用)?這就要追溯到「科學考察旅行」的歷史了。

  比達爾文早一個世紀的科學考察航行,多半是出於軍事目的,譬如最著名的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 1728-1779)的三次環球航行,他本來是被派到大溪地島(Tahiti) 去測量金星的軌跡,這是典型的海軍測量,目的是要正確描繪海洋的航道。如果英國能夠掌握全世界海洋的水文資料,英國海軍就能有效地控制世界;科學知識、海軍實力、帝國主義在這裡加起來共同構成一個超強經濟霸權。庫克船長不僅在地理上有很大的發現與貢獻,也讓澳洲和紐西蘭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實質增強了英國的國力,也給這樣的科學考察旅行一個合理的投資報酬範例。然而在一七六八年庫克船長第一次航行時,「努力號」(Endeavour)上另有一位旅客,那就是自然學者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他隨船所採集的植物標本成為他重要的學術資產,後來做了四十二年的英國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會長,對後來有心學術的自然學者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比班克斯晚一代的自然學者都已經明白,「遠距旅行」是自然學者有效的學術晉身之階,因為遠離歐洲的地方提供了各形各色的奇花異草、眩人目光的珍禽異種,裡頭蘊藏無數可能的新分類和新啟發。和達爾文同世代的重要自然學者,幾乎都有他們自己的旅行,達爾文上了前往南美洲的「小獵犬號」,約瑟夫.虎克(Joseph D. Hooker, 1817-1911)則隨船參加了羅斯(James C. Ross, 1800-1862)的南極探險,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也上了考察澳洲的「響尾蛇號」(Rattlesnake),他們全是出門旅行的人。

  這也帶給旅行史上一個「新物種」:科學旅行家(scientific travellers)。從十九世紀開始,他們有意識地不斷發現新物種,為全世界的物種做清冊目錄,想把地球上的生物全貌掌握在手中,就像海軍孜孜不倦於繪製海圖一樣,他們行走世界各角落,努力把蒐羅來的物種納入林奈分類體系(Linnean system)裡頭,一種近乎重建《創世紀》的工作。

  這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可能是世紀初的德國科學旅行家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他以繼承的龐大財富資助自己五年的南美洲考察旅行,採集了無數前所未見的標本,寫下了三十卷的浩翰鉅著《新大陸赤道地區之旅》(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egions e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1807-1834);其中,第二十八到三十卷是所謂的《個人記述》(Personal Narrative),也就是遊記的部分,這是當時轟動歐洲、影響深遠的旅行書。達爾文的「小獵犬號之旅」,全程隨身帶著洪堡的書,他更在家書中讚歎說:「我從前欣佩洪堡,如今我簡直是仰慕他;一進入熱帶地區,所有你心中挑起的感受他幾乎都提到過。」

  這些記錄全世界物種的工作,在達爾文上船時,其實也即將盛極轉衰;林奈體系下物種的認識與分類,也已經到了尾聲,科學家下一步想知道的,不是「什麼」,而是「為什麼」,要有人能夠給這些龐大的新發現的全球物種資料,一個有意義的統合性解釋。而這件改變人類思想的工作,也將在達爾文下船後展開。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如果達爾文因為某種緣故沒有搭上「小獵犬號」,是否他還會發展出他的「通過自然選擇的演化論」,進而影響了全世界?(這個可能性是隨時存在的,一開始,達爾文的父親並不同意他上船,而達爾文也幾乎放棄了;出發之後他又暈船得厲害,船長費茲洛伊不得不答應,在第一個停泊港口就讓他回家。)是否另一位發展出「演化論」的自然學者亞爾佛德.羅素.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將是我們今天知道的「演化論」唯一發明者?

  但我們確實知道,上船前和下船後的達爾文幾乎是不同的兩個人。年輕的達爾文是一位活潑、貪玩、花錢無節制的「阿舍仔」(但對知識與大自然充滿毫不矯情的研究熱情);即使在上了「小獵犬號」之後,船上嚴厲殘酷而不人道的紀律(譬如鞭笞水手)多少嚇到了他,但並沒有改變太多他的性情,他在旅途中寫給家人與老師的信仍然洋溢著頑皮的口吻,他還在加拉巴哥群島上試騎著名的大海龜(他說騎起來很不穩),頑童的身影還躍然紙上。

  五年後下船的達爾文,或者更正確的說,已經形成「演化論」觀點的達爾文,卻是另一個終其一生努力不懈、不苟言笑嚴肅的達爾文。這個性格的大轉變是怎麼來的?「演化論」發現,眾多生物並不是如<聖經>所說的「各從其類」,相反地,它幾乎每一世代都在變;生物通常會產出超乎足以生存的下一代,而它們之間常有微小的差異(也就是所謂的「突變」),在變化多端的自然環境的考驗下,有些差異的物種會比它們的同種更容易適應生存,就使得帶有某種特質的物種被保存下來。達爾文雖然沒有直接說人類是否適用這項規律(他是刻意迴避這個爆炸性的敏感問題),但思想的巨彈已經投下了。

  寫下包含「演化論」草稿的達爾文,並沒有出版他的書或論文,反而把它藏在抽屜裡,旁邊還放了一筆錢,他要妻子以這筆錢把書出版,如果他生前未能見到的話。可見達爾文是完全明白自家理論的破壞性的,也許正因為他明白自己所發現的是劃時代的觀念,也明白它將帶給世界原有信仰的不安,使他晚年變得肅穆莊重,他不太為自己辯護,也沒有娛樂和社交,只是加倍沈默工作。我們也許可以稱這是達爾文「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沈重」。

  如果達爾文沒有登上「小獵犬號」,他也許不是影響世界的思想巨人,但他可能是比較輕鬆快樂的人。

編輯前言
詹宏志

探險家的事業

  探險家的事業並不是從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才開始的,至少,早在哥倫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大探險家法顯(319-414)就已經完成了一項轟轟烈烈的壯舉,書上記載說:「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編按:指今日的中印度),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遊歷,減三十國。」法顯旅行中所克服的困難並不比後代探險家稍有遜色,我們看他留下的「度沙河」(穿越戈壁沙漠)記錄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這個記載,又與一千五百年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穿越戈壁的記錄何其相似?從法顯,到玄奘,再到鄭和,探險旅行的大行動,本來中國人是不遑多讓的。

  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的探險旅行,多半是帶回知識與文化,改變了「自己」;但近代西方探險旅行卻是輸出了殖民和帝國,改變了「別人」。(中國歷史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例子,也許班超的「武裝使節團」就是一路結盟一路打,霸權行徑近乎近代的帝國主義。)何以中西探險文化態度有此根本差異,應該是旅行史上一個有趣的題目。

  哥倫布以降的近代探險旅行(所謂的「大發現」),是「強國」的事業,華人不與焉。使得一個對世界知識高速進步的時代,我們瞠乎其後;過去幾百年間,西方探險英雄行走八方,留下的「探險文獻」波瀾壯闊,我們徒然在這個「大行動」裡,成了靜態的「被觀看者」,無力起而觀看別人。又因為這「被觀看」的地位,讓我們在閱讀那些「發現者」的描述文章時,並不完全感到舒適(他們所說的蠻荒,有時就是我們的家鄉);現在,通過知識家的解構努力,我們終於知道使我們不舒適的其中一個解釋,就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說的「東方幻想」(Orientalism)。這可能是過去百年來,中文世界對「西方探險經典」譯介工作並不熱衷的原因吧?或者是因為透過異文化的眼睛,我們也看到頹唐的自己,情何以堪吧?

編輯人的志業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探險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大內容;不了解近兩百年的探險經典,就不容易體會西方文化中闖入、突破、征服的內在特質。而近兩百年的探險行動,也的確是人類活動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旅行被逼到極限時,許多人的能力、品性,都將以另種方式呈現,那個時候,我們也才知道,人的鄙下和高貴可以伸展到什麼地步。

  西方的旅行文學也不只是穿破、征服這一條路線,另一個在異文化觀照下逐步認識自己的「旅行文學」傳統,也是使我們值得重新認識西方旅行文學的理由。也許可以從金雷克(Alexander W. Kinglake, 1809-1891)的<日昇之處>(Eothen, 1844)開始起算,標示著一種謙卑觀看別人,悄悄了解自己的旅行文學的進展。這個傳統,一直也藏在某些品質獨特的旅行家身上,譬如流浪於阿拉伯沙漠,寫下不朽的<古沙國游記>(Arabia Deserta, 1888)的旅行家查爾士.道諦(Charles Doughty, 1843-1926),就是一位向沙漠民族學習的人。而當代的旅行探險家,更是深受這個傳統影響,「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旅行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現代旅行文學比起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深刻而豐富,因為積累已厚,了解遂深,載諸文字也就漸漸脫離了獵奇采風,進入意蘊無窮之境。」這些話,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被觀看者的苦楚情勢已變,輪到我們要去觀看別人了。且慢,在我們出發之前,我們知道過去那些鑿空探險的人曾經想過什麼嗎?我們知道那些善於行走、善於反省的旅行家們說過什麼嗎?現在,是輪到我們閱讀、我們思考、我們書寫的時候。

  在這樣的時候,是不是<旅行與探險經典>的工作已經成熟?是不是該有人把他讀了二十年的書整理出一條線索,就像前面的探險者為後來者畫地圖一樣?通過這個工作,一方面是知識,一方面是樂趣,讓我們都得以按圖索驥,安然穿越大漠?

  這當然是填補過去中文出版空白的工作,它的前驅性格也勢必帶來爭議。好在前行的編輯者已為我做好心理建設,旅行家艾瑞克.紐比(Eric Newby, 1919- )在編<旅行家故事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 1985)時,就轉引別人的話說:「別退卻,別解釋,把事做成,笑吠由他。」(Never retreat. Never explain. Get it done and let them howl.)

  這千萬字的編輯工作又何其漫長,我們必須擁有在大海上漂流的決心、堅信和堅忍,才能有一天重見陸地。讓我們每天都持續工作,一如哥倫布的航海日記所記:「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8278806
  • 叢書系列: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 規格:精裝 / 464頁 / 15 x 21 x 6.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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