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魔法：從Do Harvard到Do World的哈佛人領袖性教育民族誌

□導讀─潘英海
□自序

1哈佛大學三宇宙---民族誌的田野 19
明星宇宙 20
公司宇宙 25
聖戰宇宙 34
哈佛大學---三宇宙的交會處 40
觀察三層次---旅人、AIE、三宇宙 44

2日常生活---進入田野 47
學院 47
商議的意義 58
「領袖性」教育？ 64

3使命的面貌---三旅人各自抵達哈佛旅程的起點 77
約翰 79
黛君 87
茹絲 91
其他同學 98

4使命的面貌---第四位旅人進入哈佛 107
潔西卡與霍夫曼學校 107
哈佛零計畫 112
不同的美國藝術教育故事 118

5建構旅人的會合點（AIE） 133
AIE的萌芽 134
AIE的建立 136
AIE的維護與發展 145

6AIE人的核心課---精緻合體 151
S-300與S-301的意義 152
S-300s的課程規劃 156
哈佛的AIE 170

7核心課堂上的「領袖性」教育 183
9月17日與9月22日 185
9月24日 202
9月29日 207
10月1日 221
10月6日第一場JLB演講系列 235
小結 238

8核心課外的「領袖性」教育 241
個人性、多元性與商議的必要 241
商議現場 247
從「多元性大會」談起 253
「哈佛人」教育與「領袖性」教育 272

9四位旅人的領袖路 283
約翰（與菲麗斯） 285
黛君、茹絲（與瑪麗、比娜） 300
潔西卡 321

10有關AIE的文化詮釋與討論 333
哈佛魔法解密 334
哈佛與美國---指向未來的思考 348

□附件 356
表一、1996-1997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各種學位與單位架構 356
表二、1998-1999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各種學位與單位架構 362
表三、AIE1999屆上學期S-300「藝術在教育：課題與學校」課程架構與內容大要翻譯 368
表四、AIE1999屆下學期S-301「教育中的藝術：超越學校的圍牆」課程架構與內容大要翻譯 372
□學術性引用文獻 377

導讀

　　《哈佛魔法》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除了文字流暢、概念清晰之外，最主要的有三個理由，一是《哈佛魔法》讓我看見「宇宙」、「旅人」、「旅程」的概念，二是《哈佛魔法》所顯示的民族誌魔法，三是透過《哈佛魔法》所揭露的美國價值。

　　《哈佛魔法》的宇宙、旅程與旅人

　　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瞭解一下七○年代末的科幻電影《星際大戰》。我這麼說，是有原因的，因為我認為《星際大戰》是《哈佛魔法》書寫底層的美國喻涵架構（metaphor or metaphorical framework）。

　　我和袁汝儀是老朋友，八○年代，她和她的先生與我都留學於美國奧勒崗大學，雙方家庭交好，經常分享彼此的想法。記得有一次，我們再一起聊天，剛好聊到科幻電影，袁汝儀興致勃勃地告訴我：「潘英海，你一定要去看《星際大戰》，帶著老婆小孩一起去看。」接著，在我的詢問之下，她娓娓說了許多要去看的理由。晃眼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的細節已不復記憶，但是，我永遠記得當時她提到《星際大戰》時的興奮神情。我們一家去看了，都很喜歡，之後便也成了《星際大戰》的影迷。《星際大戰》這部電影，是描寫一個遙遠銀河系中各種旅人的旅程，也包括為了維護和平正義使命的絕地武士，穿梭於各種宇宙之間，與各種邪惡勢力鬥爭。

　　重點不在於去瞭解《星際大戰》，而在於《哈佛魔法》中四位旅人（約翰、黛君、茹絲、潔西卡）的旅程、他們的會合點（哈佛AIE機構）、以及揭露哈佛魔法的三個主要宇宙（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並藉此我們得以接近美國的宇宙觀、價值觀以及教育觀。我認為，如果要「閱讀」《哈佛魔法》，應該要先理解「宇宙」、「旅人」、「旅程」這幾個基本概念，這是具有理論性的「隱喻」。詮釋學大師保羅．里柯（Paul Ricouer）認為「隱喻」是「文本」解讀的最重要關鍵。1在「隱喻」與「文本」的辯證性過程中，借用人類學者葛茲（C. Geertz）的概念來說，讀者就可以深入瞭解作者的意圖，對「文本」進行「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2

　　《哈佛魔法》的民族誌魔法

　　解讀《哈佛魔法》，我想還要理解另一個魔法，那就是，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ethnographer's magic）。

　　袁汝儀的藝術教育研究，一直採用人類學的長期田野工作研究法。這是她第四本以人類學田野工作研究法，蒐集教育民族誌的資料。第一本是在她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時候，當時是以台北市的龍山寺為田野地點，企圖瞭解在地的美學觀。3第二本，是在一所小學裡進行的青少年次文化調查，4第三本，她踏上歐洲，探索荷蘭的藝術師資教育與制度。5第四本，就是這本以美國的哈佛大學為田野地點，研究哈佛的碩士級藝術教育。四次的長期田野研究，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老練。坦白地說，台灣的人類學者雖然有不少到異地研究的學者，但是還沒有像袁汝儀這樣，以歐美國家為田野地點，並進行長期研究者，我認為這點是特別值得肯定的！

　　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奠基者馬凌諾斯基（B. Malinowski）曾以民族誌工作者的魔法說明民族誌的魔法效應。6民族誌的魔法，是將田野工作者的異地體驗與瞭解，透過文字的敘述，帶領讀者穿梭於想像的時光隧道，進入陌生的異文化宇宙，開展異文化之旅。通常，民族誌的魔法只能讓我們體驗一個宇宙，但是《哈佛魔法》讓我們體驗哈佛大學的三個宇宙：公司宇宙、明星宇宙、聖戰宇宙。當我看完《哈佛魔法》的時候，我拍案叫絕，深有所感。

　　1996-1997年我在國科會補助之下，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前往哈佛。我一到哈佛，最深的感觸是哈佛的人文與學術揉和著濃濃的資本主義氣息。記憶中，哈佛旗下擁有超過460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以營利發展非營利的組織。如果我們不從「公司」的角度來理解哈佛的經營，我想我們無法理解資本主義下的哈佛。《哈佛魔法》的重要貢獻之一，我認為，就是透過民族誌的書寫揭露哈佛的「公司宇宙」。

　　其次，《哈佛魔法》的民族誌書寫，揭露了哈佛亮麗的「明星宇宙」。哈佛大學網羅了數不盡的諾貝爾獎的主，數不盡的各領域名師。哈佛，不僅只是一種學術品牌，更是學術界的好萊塢。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培育哈佛人特殊的領袖氣質，將哈佛人培養成一顆顆閃爍的明星。袁汝儀在AIE（Arts in Education）的研究，顯示「哈佛人」的形塑，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的整合；而「哈佛人」的明星氣質，還賴「領袖性」教育的薰陶，才能讓明星站在高處。

　　再者，做為一個「哈佛人」是有使命的，對人類要講貢獻的。每個「哈佛人」要面對各自的聖戰，也許是學術的、也許是世俗的、也許是人類文明的……。聖戰宇宙，不僅賦予「哈佛人」使命感，更是創造「哈佛人」認同感與歸屬感─不是單純的學校歸屬感而已，更是一種「聖戰宇宙」的人生價值觀。

　　《哈佛魔法》的美國價值

　　台灣的文化與價值觀，雖然是多元的，但是自從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一直深深地受到美國的影響。即使到今天，留學美國還是首選，政治經濟還是受美國左右，文化思想還是唯美國馬首是瞻。但是，我們對美國文化的價值真的瞭解了嗎？我認為，我們的瞭解仍流於瞎子摸象，特別，是對美國教育。

　　如同《哈佛魔法》在結論中所指出的，「哈佛人」的認同教育，是與哈佛人的「領袖性」教育，同步進行的。學生們入學前的個人聖戰，入學後，由「做哈佛」的聖戰，朝「做世界」的聖戰發展。而這種「追求」的故事，就是美國價值之展現。要之，文化認同，即為一種文化價值的呈現。《哈佛魔法》說明的，不只是一個哈佛的認同過程，也是美國文化價值的內涵及其形塑的歷程。

　　《哈佛魔法》可以談論的地方很多，個個都值得讀者借鏡、思考。以上三個要點的陳述，只是一種閱讀。閱讀的方式與角度很多，從詮釋學的觀點而言，作者完成「文本」之後，「讀者」最大，不同「讀者」的解讀與同一「讀者」不同情境下的解讀，都顯示「文本」理解的多元、多樣可能性，每一種可能性也都代表一種未來性。7更進一步，「文本」所隱藏的意圖，自有其自主性，與讀者的解讀產生辯證性的理解，帶領讀者進入各自的「旅程」。

　　《哈佛魔法》不僅只是寫給藝術教育的人看，對哈佛有興趣的人、對教育改革有興趣的人、對領袖教育有興趣的人、對民族誌書寫或教育民族誌有興趣的人，以及想要瞭解美國價值的人，我認為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好書。

潘英海

　　【導讀者簡介】

　　潘英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教育文化與生計發展中心主任、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生活與文化主題小組召集人、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人類學組召集人。潘教授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文化合成理論、族群研究（平埔族、畬族）、民俗知識、儀式研究、詮釋人類學、知識人類學、數位文化與資訊社會、物質文化研究。

作者序

　　1997年2月，我教書之外還兼任系主任，剛為我工作的單位：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藝術與藝術教育學系，完成一份申請設立藝術教育碩士班的文件，內容是靠參考各方文獻來編寫，拼拼湊湊的，雖及時送出，但自覺對於「藝術教育碩士級教育」的整個設計，所知實在太少，將來不論通過還是不通過，全案都必須再修訂，執行細節也需要思考。這些工作實際上要如何進行？我並沒有什麼概念，一切問題只能放在心裡。

　　同年寒假期間，我來到哈佛大學所在的美國麻塞諸塞州波士頓城郊的劍橋市，訪問我的好友，當時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做訪問學者的潘英海教授和他的家人。那時節，雪下得很大，亞熱帶來的我凍得受不了，躲在屋子裡一點也不想出去。到了快要離開前三天，天氣微晴，潘夫人陳淑花女士鼓勵我去哈佛大學看看，我不好意思推辭，決定披掛出門。出發前，因恐在雪地裡亂走太辛苦，先打了一個電話到哈佛大學的總機，問有沒有藝術教育方面的單位─當時就我的了解，哈佛是沒有這樣的單位，與總機人員聊天，純粹是碰碰運氣。哪知總機小姐竟說，一年前教育學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正好成立了一個相關的碩士學位單位，應該跟藝術教育有關，我一聽大喜，心想：看這個就行了，一方面對潘夫人有個交代，一方面也了解一下別人藝術教育碩士班是怎麼設計的，將來若需要重寫申請案的話，也可有個參考。

　　那天，我見了這個碩士班的主任潔西卡．霍夫曼．戴維斯（Jessica Hoffmann Davis），當我們坐下來說話時，卻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個碩士班叫一個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的名字：「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簡稱AIE）專班。儘管潔西卡很耐心地說明，說這個班不是從事「藝術教育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rt-education），不是「藝術教師的教育」，不是「藝術的教育」（education of art），更不是「教育的藝術」（art of education），而是「教育中的藝術」（arts in education）、是「一種藝術教育上的創新作法」。然後她又說，AIE提供的是「教育者，包括藝術教育者，的訓練」，但重點是教育，不只是藝術或藝術教育。我聽得一片糊塗，似乎我過去對藝術教育的一點概念，及對美國藝術教育的粗淺認識，都落在「不是……」的範圍內。

　　我知道"Art Education"是我的專業領域的名稱，有時候，為了突顯藝術教育的整合性以及專業性，藝術教育者會使用"Arts Education"這個詞；有時候，為了強調藝術教育的平民化、多元化特質，藝術教育者會使用小寫的"art education"或者複數的"arts education"；另外，藝術教育界還有"Education through art"或"Education in the arts"的說法，分別代表「環境論」與「本質論」的觀點，可就是沒聽過"Arts in Education"。再者，潔西卡又說AIE的碩士學生，不用寫碩士論文，修業一年即可獲得學位。如此短促的形式，學生豐富的內涵設計要如何才能稱得上是個碩士班？老師的教學重點是什麼？學生實際上又學到了什麼？有什麼我可以學習參考的地方？一連串的問題及懷疑，引出無窮的好奇心。在大約二十分鐘的會面時間結束前，我倆決定，由我申請來教育學院做訪問學者，若能通過學院的審核，就可以花一年的時間，好好弄個清楚。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此開啟的，是我和AIE長達十年的緣份。

　　我原初的研究動機非常簡單，我想了解這個所謂「教育中的藝術」的碩士班，到底是什麼？我想使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方法收集資料，用文化詮釋的概念分析資料，了解這個碩士班的藝術教育情形，以便決定AIE的設計，能如何有益於我自己的工作。1998年7月到1999年8月這一年，1我在AIE很努力地旁聽各種課程，積極地進行各種田野調查該做的工作，訪談、觀察、紀錄（日誌、筆記、錄音、錄音帶複製及轉拷）、攝影、蒐集文獻（包括各種文件、影音資料、書籍與期刊）等等，每天忙進忙出，晚上與週末則盡量用來繕打與整理資料，追蹤所有的線索。

　　在這一年年頭時，在臺灣的系裡，將我一年前提出的研究所設置案，略作修改後又提交出去，到了年尾，我聽說審查通過了，我的原始研究動機霎時消失了大半，然而新的研究動機，卻比之前還要強烈。一年下來，我的田野經驗和累積的資料，足夠我描述與討論AIE，可是我漸有理由相信，AIE不只是AIE，我看到的並不是「全貌」，AIE的教育內涵應不止於必修課堂與傳統所謂正式教育活動之所見，如果執意切割，則我所報告的絕非有意義的片段。

　　事實上，這一年的工作，讓我覺得整個研究的設想，應該從「以AIE為脈絡的核心」，修正為「在脈絡中的AIE」，也就是仍將AIE當作焦點，但是畫面大為擴大。這麼做的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AIE只有主任與助理共兩人，面對四十幾個學生的，就是這兩人，其他列名的教師只是學生們的選課教師，不參與AIE行政或決策，即使AIE的內部和外部顧問，一年也才見兩次面，這些加起來只有一小群人，不可抹煞的倒是AIE背後的龐大機構。第二、「哈佛」這個名字，對這個大學裡的所有人，和大學以外的人，具有出乎我意料的、強大的符號意義，我無法切割也不可能跳過這個因素，就算以我一人之力，並無可能徹底處理如此大的田野，至少我應該從中選擇一條突出的線索，做進一步的探究。後來我選擇的，就是各種哈佛文獻中不斷強調，而我手中已有的資料也顯示可能有意義的線索：「領袖性」教育。

　　再度重整之後的研究目標，仍維持以民族誌的方式，描述哈佛大學教育學研究院「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但是放在「領袖性」教育的眼光下觀看。所以，這份報告不是要評估AIE的成敗，而是要以「領袖性」教育的觀點，深入描述或詮釋一個藝術教育現象。

　　就這樣，我釐清了一些疑點，也開闢了新的研究方向，而海外研究一年的期限也已到達。接下來，我必須回到工作崗位，應付一面在臺灣教學、一面在美國做學術研究的現實。2001年暑期7月初到9月上旬，我又回到哈佛教育學院待了三個月，這次時間多花在探索AIE以外的學院行政與大學行政。2004年2月到9月，2趁教授休假期間，除了田野工作，開始一面進行一些院級與校級人員的訪談與資料蒐集，一面閱讀與分析資料、動手寫報告，此次正逢潔西卡退休，史帝夫．賽戴爾（Steve Seidel）繼任。2005年暑假，我除了繼續田野工作與寫作之外，主要是閱讀圖書館中收藏的文獻。2007年寒假重回田野3，主要工作是至各地追蹤旅人（journeyman）現況。2008年完成初稿，暑假來美，向重要研究對象報告研究狀況，補充文獻與田野資料，並就稿件內容向幾位我特別敬重的朋友請教。如此，田野工作約計二十八個月，文字報告重寫、重組無數次，整個研究斷續進行了十年。

　　研究哈佛AIE，可以說，是明確地挑戰了我的美國留學以及西式教育背景，讓我更加體會到：「跨文化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並非易事，聲稱在美國受過教育，與了解美國並因此而更了解自己，有很大的距離。十年來，我雖常苦於不斷停頓與再啟動，新的觀點與長期的田野工作，卻也幫助我理解了頭一年的田野資料以及後續的發展。時間是民族誌研究效度與信度的最佳保障，時間解決了研究關聯性的疑慮，也化解了我眾多的誤解、盲點與疑問，時間幫助我觀察到只有時間能篩選出來的文化元素，讓我親見變中的不變與不變中的變，並讓田野中的現象能自然地交互解釋，發展至較大週期與較高頻率模式的出現時刻，使田野工作能順勢抵達一個可以合理結束的終點。
將一個教育單位，當作一個文化機構，以文化觀的角度，切入其教育表象，了解其文化的傳承形貌，是教育民族誌的主要工作。這次我研究AIE，與之前研究臺北龍山寺寺廟參與人、臺北縣M國小五年級學生及荷蘭多德瑞克師範學校，比較起來，至少有兩個不同之處。首先，哈佛AIE的環境中，有很多學術性文獻，我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將學術文獻孤立看待的習慣，試著將這些學術文獻一體視為文化產物，不只是從個人的學術成就表徵這個角度，來看待學術報告，更注意這些文獻，在其文化脈絡中、從當事人（研究者、作者、解讀者、應用者、出版者與資助者……）的角度，領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後設與前設作用。這個經驗對我來說，是活化學術性文獻的意義，並領會文化觀的在啟發思考上的價值。其次，比起荷蘭的研究來，哈佛這個環境對英語表達的要求，較荷蘭為高，用字遣詞不輕鬆，為免訪談雙方負擔，正式的對話前，我會先準備問題，並要求錄音，其餘則盡力筆記。在田野初期，由於約會時間常嫌短促，我設計了一些幾乎不需要我多插嘴、但具有開放性的訪談架構，譬如說請受訪者圍繞著AIE，談談個人的AIE之前、之中、之後經驗與感受，不想，如此所得之內容十分珍貴，成為後續訪談很好的基礎，並促成最後研究報告，以旅人的隱喻開始切入撰寫，仍依之前、之中、之後的方式，劃分章節架構。

　　本書中人物身份的透露與否，有下列幾個原則。本書出版時已過世者、歷史人物或名人，用真名。在世者中，哈佛教師部分，除極少數是經同意全面使用真名外，一般教師之學術或專業身份不變，報導者身份隱藏，其餘人士則均使用假名。特殊情形下，會改變或隱藏人物特徵，或略過文獻出處，以避免暴露身份。機構名，無法隱藏者如哈佛大學、教育學院、AIE、零計畫等，予以保留，其餘，若無關緊要則可提，否則避過。批准我進行研究的教育學院，十分尊重我的研究工作，過程中僅由院長發信要求不得對外宣稱研究結果係獲該院認同，或代表該院的意見。

　　研究資料上，就跟所有的研究一般，僅限於許可之下可取得、可使用、可引用者，寫作也盡量兼顧研究目的與倫理原則。沒有作者、未公開出版或者非學術性資料，引用時在註腳中說明，並盡量顯示原文，學術性資料或公開出版資料，則在註腳中簡單顯示，詳細出版資訊則置於「參考資料」之中。資料量方面，直接與研究經費資源有關，故現有的，已是我可調度資源的極限。訪談資料，均事先請對方簽署同意書與授權書。旁聽課堂係先經教師同意，由教師告知學生，或由其邀我在課堂上做自我介紹，說明來意之後才開始。田野初期，在雙方互信尚未穩固之前，學生的訪談是由AIE安排，後來漸漸開放，但我的謹慎並未鬆懈。

　　資料整理與寫作是很大的挑戰。本書的寫作，是在沒有預設課題或結論的狀況下就開始動筆，寫作時心裡極為振奮，因寫作本身就能促進思考與分析，越寫越清晰，越寫越知道下一次田野中要問什麼、哪些資料還需補充等等，因此寫作與田野是同時並進的。大量的資料如何合理地依序呈現，並導向合理的結論也是挑戰，不論是章節的安排與定調、與研究對象的敘事距離、文字的風格、閱讀節奏的設定、讀者認知狀態的推斷，以及多元證據的逐漸呈現等等，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改寫中緩慢成形。經過一番雕鑿與汰換後的文稿，較能完全專注於結論的呈現，不將資料、分析與討論截然劃分，而是三者依序融合，以更貼近讀者的方式將我的發現寫出來。同時，為了閱讀順暢起見，我將所有的來源註及其他註釋都放在註腳中，僅保留部分原文，以助了解。

　　閱讀本報告時，有必要注意幾點。首先，本研究借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方法，以藝術教育為焦點，試圖了解研究對象團體（AIE）所展現的藝術教育現象，形成某種有限之文化詮釋，以及教育啟示，因此讀者宜抱持平常心與平等的態度，避免以「優良教育案例」、「教育評鑑報告」、「國外課程研究」等的心情閱讀本報告。其次，有關哈佛的研究、評論與大眾讀物，不計其數，我的最後文稿是從AIE著手，發現哈佛的「領袖性」教育實況，再回到對AIE藝術教育的理解，但主要是個有關人的研究，而不只是一個機構研究。再者，本研究中不特定人的第三人稱代名詞，採用「他∕她」，以維男女平等之精神。最後，本研究是秉文化人類學解讀文化的精神進行，研究對象與讀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文化距離，但中文世界的讀者仍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仍是地球村的一員，因此我和讀者之所以能透過文字，一起體會書中主人翁的旅程，乃是因為大家都共享著許多相通之處：文化的也好、超越文化的也好。

　　我在研究之初，以為哈佛終會是聰明、富貴、幸福、成功的總合，結果發現哈佛竟是受苦、負重的代名詞。這讓我意識到，即使在資訊發達的今日，我對這個時常出現在媒體與工作中的標籤之認識，仍是異常短淺，仍必須倚賴長時間累積的田野資料來重建。我分享此一珍貴的再認識過程，就是希望能呈現：哈佛教育學院的「教育中的藝術」碩士班，不只是一個培養藝術教育碩士的場域，同時是其師生在哈佛的明星宇宙、公司宇宙、聖戰宇宙中脫胎換骨旅程的發生地；田野資料顯示，這個碩士班具體而微地說明哈佛的教育魔法，不但建構了師生的「哈佛人」認同、滋養了師生的「領袖性」，並且，由於三宇宙對主體及其使命的特有淬煉，師生們「做哈佛」（操作哈佛的三宇宙）即如「做世界」（操作各人周圍的世界、改變哈佛以外的世界）之演練。

　　本書的第1章，先藉描述哈佛的三宇宙，來揭開哈佛魔法的序幕，並說明我的研究架構。第2章，將眼光投向教育學院的當下與過去，討論美國教育界與各大教育學院的浮動本質，點出商議的意義與重要性，並由對照「領袖」的教育、「教育領袖」的教育以及「領袖性」教育三者，來突出「領袖性」教育這個的研究焦點。第3章，主要是介紹四位主要人物之中的三位，描述他∕她們進入哈佛AIE之前的旅程，並以另外三位AIE同學為對照，建構AIE人進入哈佛之前的面貌。第4章，集中介紹第四位旅人，即潔西卡，並將她放在家庭、哈佛與美國藝術教育界的脈絡之中，開始窺見哈佛教育對個人的影響。AIE是四旅人旅程之會合點與共同起點，所以第5章，描述潔西卡創建AIE的歷程，討論此歷程為何可被視為成功的「做哈佛」案例。第6章，解析AIE人核心課的理路與特徵，也是顯示AIE教育是哈佛文化的產物。第7章，旁觀核心課實施的情況，看見旅人的互動以及其間的「領袖性」教育。第8章，觀察核心課外AIE學生與教育學院內其他學生的非正式學習歷程，顯示學生在哈佛的內在旅程，亦屬「做哈佛」過程，突顯「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之情形。第9章，追蹤四位旅人在哈佛會合後以及自哈佛畢業後的旅程，尋找十年間個別發展的情形，除再次顯示「哈佛人」認同教育與「領袖性」教育並行，並進一步顯示，師生畢業前的「做哈佛」與畢業後的「做世界」，兩者間有關聯性。最後一章，整合前面各章的發現，指出AIE不只是從事藝術教育，AIE的教育，是哈佛魔法般教育歷程的一部分，其深層的文化傳承有三：「哈佛人」認同教育、「領袖性」教育，以及由「做哈佛」邁向「做世界」的教育。本章結束前，並簡短討論未來應用此研究之可能。

　　本書的完成，要特別要感謝書中的幾位關鍵性的旅人，感謝他她們樂於助我完成我的研究，不介意我到處跟班發問、追蹤刺探，即使離開哈佛，仍繼續見面維持聯繫。「願意配合研究」這個條件，表面上看來也許消極，但想想他∕她們是歷經十年而不悔的被研究對象，就必須改變以為他 / 她們是消極的想法，並佩服他∕她們對我的耐心與愛護，或者對一個學術價值並不明確的工作的期許與肯定。

　　最後，我要感謝充滿藝術教育理想與熱情的AIE人（包括前後兩位主任、兩位行政助理及學生們），教育學院高瞻遠矚的五任院長、行政主管與行政人員，眾多哈佛教育及其他學院的教師與博、碩士生，極富知識服務精神的葛特曼圖書館（Monroe C. Gutman Library）歷任館長與館員，「哈佛零計畫」的多位研究員與工作者，慷慨容許我參與旁聽的教師與學生，照顧國際學生與學者的哈佛大學國際辦公室，關切中西文化發展的燕京學社、燕京圖書館、東亞中心及劍橋新語的各位師長，睿智的哈佛大學秘書長，令人敬佩的AIE外部顧問與演講系列的各位講員，美國藝術教育界多位前輩，關切旅外學人的駐波士頓辦事處官員與工作人員，幫助我在劍橋安頓下來的陳淑花女士，多位給我精闢回饋做我明鏡的學者：（以姓氏筆劃序）王雅各教授、呂金燮教授、李卉老師、黃慶祥教授、潘英海教授、閻鴻中教授，遠流出版公司寬弘的王榮文發行人與堅持品質的編輯團隊，我的助理侯淑鳳小姐、章敏小姐、林華鈴小姐，以及在背後鼓勵我、支持我的家人，您們對我的研究和我本人的幫助，均將永誌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