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如何讓更多後進國家成功發展經濟
這是一本很有趣很好讀的書，經濟學者包括筆者在內，多半沒能力寫出這麼通俗易讀的書。不過，這本書更重要的價值當然還是在於它的內容及所傳達的訊息。作者針對當今世界流行的經濟發展的政策處方，一一展開針鋒相對的批判，並提出相反的主張。既然它所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近二三十年來，早已隨著全球化自由化的風潮而深入人心，對其提出通俗易懂的批判，也是極為需要的工作，而這本書確實把這工作做得很好。
在國際經濟學界中，南韓出身的張夏準已是現今經濟發展領域中的重要學者之一。他在劍橋的博士論文是對產業政策理論很完整的整理，出版後即廣受注目並讓他在劍橋順利得到教職。其後他持續發揮無窮的精力，從各方面推展對主流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除了就當前重要理論議題進行論辯之外，更是聚焦於經濟發展相關的政策議題，參與各回合的重要論戰，企圖影響經濟政策以幫助後進國家的發展。再則，他積極進行推廣工作，譬如持續在劍橋舉辦非主流發展經濟學的年輕學者的夏令營等，並且勇於面對社會，廣泛參與媒體活動（讀者可在youtube上找到他的身影）。他也已經出版了數量驚人的理論性及通俗性的著作，可稱的上著作等身。
他這本書是處理一個重要的議題，即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討論主軸聚焦於當今主流的經濟思潮與政策處方，對其提出批判，並藉此推出另類方案。
最近二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成為世界主流，其認為市場越自由越好，政府干預則越少越好，這思潮配合著「全球化」的現象，好似成為必然的趨勢。正如凱因斯所強調，理論會有極大的影響力，當眾人都相信「市場越自由越好」，認為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時候，這對政策具有極大的推力，會高度影響經濟走向。
不過，不需要研究思想史，也會知道經濟思潮也會有流行，流行會有變化。只是在流行的當時，眾人會認為主流思潮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要瞭解思潮的變化，更必須瞭解這變化的來由，是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力量，影響了思潮的變化。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殖民地逐步取得政治上的獨立，獨立之後就面臨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在戰後初期二十多年間，冷戰局勢形成，美國成為市場經濟中的超強。美國當時國力極為雄厚，為了冷戰考量，就極力幫助西歐及日本恢復經濟，作為其盟友。同時，美國也對後進國家（尤其是具戰略價值的東亞）開放市場，並且給予後進國家採取保護政策的空間。
和這時期相配合的經濟理論，則是凱因斯學派及結構學派。凱因斯認為自由市場自我矯正的機制常會失靈，因而導致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同時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也困陷其中無法自拔。而當時居主流地位的經濟思潮，正是那認為市場機制永遠能夠自我矯正的自由放任理論，因而不能承認問題更無法解決問題。凱因斯因此發展出一套解釋市場為何無法自我矯正的理論，並提出可藉由政府政策調節總體需求，來維持總體經濟穩定的政策處方。凱因斯學派在戰後初期成為學界主流，配合著當時歐美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大資本與大工會的社會契約，造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戰後黃金二十年。
凱因斯學派適用於成熟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而對於後進國家如何發展經濟這部分，與其相配合的則是結構學派理論。這學派強調後進國家結構上的問題，即後進國家多缺乏完備的市場及配套制度，私人投資風險高，因而必須依賴政府干預，來將投資風險社會化，才能推動投資，因而推動發展。而政府干預則包括推動國內投資的產業政策，及保護國內產業的貿易及外資政策。因此，在這段時期，因為美國給予自主政策空間，且得到當時經濟理論的支持，後進國家如台灣得以保護國內市場，對外資給予各種限制，並且運用產業政策扶植國內產業。
不過到了一九七○年代，情況發生變化。美國越戰的失敗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了巨大影響，之前二十多年的黃金模式開始出問題，通貨膨脹加上成長停滯，使得凱因斯處方的效力逐步降低。因此一九七○年代成為左右派大爭論的時代，不過最終以右派全面勝利收場。這勝利同時表現在政治及主流經濟論述上，保守政治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從此又居領導地位。一九七九年英國柴契爾首相與一九八○年美國雷根總統的上台，開啟了在全球全面推動自由化的時代。國內政策方向包括減弱社會福利體制、私有化公營事業、壓抑工會、解除或放鬆管制，其中包括解除對金融事業（從經濟大恐慌之後開始施行）的管制。
這些思潮的變化對於後進國家也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歐美主流思潮仍然持續在引領著後進國家，至今仍是如此，因此新自由主義也隨著成為後進國家的主導思潮。再則，此次歐美先進國家開始對後進國家經濟政策進行高度干預。很多後進國不慎在一九七○年代借貸了過多石油美元貸款，在一九八○年代陷入外匯及外債危機，需要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到了一九八○年代，西歐及日本經濟不單早已恢復，甚至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領先位置，還記得那是「日本第一」還是話題的時代。此外東亞四小龍也已藉由出口到美國歐洲，而快速提升了所得水準，開始被認為是造成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禍首之一。因此，美國到了一九八○年代，不再是冷戰初期那個對後進國開放市場的超強霸權，而開始反過來要求後進國家對先進國開放市場。
一九八○年代因此以華盛頓共識的盛行著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對所有需要援助的後進國家，要求其採取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包括自由化（對外開放市場取消貿易保護、對內取消管制）、私有化公營事業、緊縮財政（取消對中下層的各種補貼）等。在貿易與投資方面，一方面美國加強運用其單邊強勢力量，採用三○一等條款做為政策工具，要求出口國家加速對其開放市場，尤其是要對美國的華爾街資本開放。另一方面，協同西歐開始加強原先既有的關貿總協，最終使其正式成立為世界貿易組織。雖說這世貿組織的宗旨，是要使得世界各國能在公平的貿易競爭平台上競爭，雖說對後進國家容許某些不同待遇，但仍然剝奪了後進國家諸多保護產業的政策空間。
不過，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是否能夠使得後進國家成功的發展經濟呢？就實際成果來看，答案恐是否定的。東亞國家的戰後發展成績最優，但其成功卻是依賴各種具高度干預性的產業政策，出口導向政策背後則是對其中間原料產業的保護與扶植，並配合著內銷貼補外銷的體制。拉丁美洲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度依從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其成長率不單遠不如東亞，甚至不如自己早期進口替代時期的成績。
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兩年的金融危機，更是帶來了對主流經濟理論的重大挑戰。中國崛起過程有國家高度的干預，並不是依靠自由放任，而他又在金融危機時，擔任起世界經濟火車頭的角色。而推動自由放任的美國，確實放任了他的金融產業危害全球經濟。這些最新發展當然削減了新自由主義的權威。
以上的敘述介紹了張夏準寫這本書的背景。他主要是針對當今關於經濟發展的各種迷思，一一提出批評。
首先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並非「必然」。要認識到其「非必然」，才能重新檢討經濟政策，進而改變自身的命運。在第二章中，他則回到歷史，指出先進國，尤其美國及英國，都曾在崛起階段採取貿易保護政策。而這樣的作法，實在是源於發展的鐵律，即後進國既然落後於先進者，其在發展產業之初，其產業必然是幼稚產業，需要在保護下才能走過學習階段，生產力提升後才能到國際市場競爭。先進國現在要求後進國不能進行保護，說是保護會帶來怠惰，這實在是一種先行者「踢開梯子」的不良作為。張夏準先前的一本書就是以「踢開梯子」為名，討論先進國早先運用保護政策的發展歷史。在第三章，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來呈現幼稚工業的邏輯。即他是否應該讓他六歲兒子找工作賺錢（盡早面對競爭不受呵護了），還是繼續求學（受保護下學習）。這也是這本書的長處，作者不斷以各種生動的比喻，來指陳新自由主義說法的謬誤。
作者基本認為要求先進國與後進國「公平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的要求，因為兩者的條件如此的不對等，生產力上的差距如此顯著。因此較為合理且「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應該是不對等的，意即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應主要適用於先進國之間，而不是先進與後進國之間，應該讓後進國家施行產業政策保護幼稚產業的空間。
第四章則討論外資的角色。流行的看法是外資會帶來進步。但作者引用各種歷史證據，顯示只有在地主國依據自身需要來規範外資的情況下，引進外資才會發揮正面作用，南韓與台灣當然是重要例證。第五章則檢討一般認為只有私營企業才會有效率的迷思。實際上，後進國家因為缺乏完善市場制度，越落後則對投資的干預越難以避免，國營事業確實曾在很多國家（包括現在先進國）發展歷史上發揮重要且正面的功能。同時管理國營事業的困難處，與管理大型私營企業有共通之處，並非其獨有。這當然並不表示國營事業不會出錯，而是不應認為民營化必然會比較好。
第六章則探討棘手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流行的說法當然是要保護智財權。只是若從歷史來看，先進國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擇手段去取得領先者的技術，可是極為普遍的現象。譬如十八世紀時，美法德各國想盡辦法偷取英國紡織技術，而英國則忙著頒佈禁止技術工人外移及機械出口的禁令。再則，即使就經濟理論而言，專利保護本就是折衷作法，既有的發明的傳播成本近乎零，而傳播可能帶來的好處遠大於零，限制傳播會犧牲傳播可能帶來的福利，只是為了提供發明者的報酬與發明誘因。作者關心後進國的經濟發展，從這角度看，如果一定要後進國完全遵守智財權，則是要求後進國來資助先進國的知識生產，這實在是說不通的道理啊。因此，他呼籲國際社會應允許開發中國家，採行比較弱的智財權保護制度。
作者在第七章檢討華盛頓共識中的「緊縮財政」要求。近來，或許配合著越來越強勢的金融產業的要求穩定的需求，壓低通貨膨脹率幾乎成為神聖的目標，因而普遍要求政府達到預算平衡，這就高度壓縮了政府的政策空間。惡性通膨當然不可取，但在其與近零通膨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這空間應可容許財政與產業政策發揮較多功能。更何況，先進國在要求後進國採緊縮財政之餘，自身也常作不到。
這也牽涉到民主的問題。低通膨的規律性要求，壓縮了政策空間。作者認為要求央行獨立於政治、採規律性作法（非選擇性作法），不也是否定「民主」的作用？亦即流行的新自由主義迷思，多強調應遵循經濟規律，政府不應隨便干預，那民主為何？在第八章中，作者正面討論貪污腐敗不民主的問題。近年來，新保守派提出的新說法是後進國家不發展，是因為他們貪污腐敗不民主，並用這理由來為新自由主義處方成績不佳作辯解。世界銀行也開始以貪污理由來終止一些計畫。作者在此章開頭就列了一個對比，莫布托的剛果和蘇哈托的印尼，政權都維持三十餘年，且都有嚴重的貪污，但是在其間前者的人均所得降低三倍，後者提高三倍。貪污對經濟的影響，要看貪污行為的型態與管道，結果可以有很大差異。同時回到歷史，譬如美國也曾有過貪污嚴重的階段。再則，新自由主義要求後進國家為避免貪污而加強依賴市場，常意味著公私部門更多的互動與貪污的機會。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更是個複雜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市場可促成民主，但作者認為他們的主張其實是「民主只有在不抵觸自由市場時才可被接受」。作者在書中指出民主一人一票與市場一元一票的基本矛盾，而這矛盾也可以說明為何先進國在發展過程中，選舉權以男性有財產者優先，再以很緩慢的速度擴散到其他人。
經濟發展不起來是否可歸因於文化問題？有些民族就是比較懶？作者在第九章討論敏感的文化因素論，這在文化衝突論盛行的今日也成為流行。不過，作者發揮他從歷史中找材料的長處，找到很多有趣的案例。譬如外國訪客在二十世紀初，認為日本人懶散容易滿足，英國訪客在十九世紀覺得德國人不老實、懶散且很情緒，這些當然和今日世人對日德文化的印象不符。其實，若認真察看歷史，就會理解所謂文化是會改變的，會在不同的制度下發揮不同的效能。把文化本質化就可能會得到危險不合理的答案。
作者的原書名為《壞撒瑪利亞人》，還是想到理念的力量，認為很多人會贊成新自由主義的說法與政策處方，是在認識上被誤導，誤以為這流行的思潮是真理。當眾人發現在理論上、在歷史與現實世界中，新自由主義並不合理，或許會改變想法，轉而贊成作者所提出的看法。因此作者才有努力寫書闡明道理的動力。筆者也希望此書作者的努力會得到他預期的作用，讓後進國多些自主發展的空間，讓更多的後進國家能夠像東亞一樣成功的發展經濟，這世界才有可能變得較為平等。對於已經脫離貧窮但尚未躋身先進國的台灣，重新溫習我們如何走過來，在這個升級轉型時刻，也是很重要的思想整理工作。
瞿宛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序
我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出生於韓國──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然而時至今日，這即便不是全世界最富裕，也算是相對較為富裕的國家。在我的一生中，韓國的人均收入以購買力來看，成長了大約十四倍。英國花了兩個世紀（十八世紀末期迄今），而美國也花了一個半世紀（一八六○年代迄今），才有相同的成就。在我這四十多年來所見到的物質進步情形，如果以英國來看，就彷彿我是喬治三世在位時就出生的退休人員；若以美國來看，則是在林肯總統在位時就出生的老爺爺。
我從出生到六歲，一直住在韓國首都首爾西北邊的房舍，這是一間（兩房）現代化的小房子，是政府以外援資金更新破舊屋舍的興建方案成果之一。房子的建材是水泥磚塊，幾乎沒有暖氣設施，一到冬天就十分酷寒──韓國冬天的氣溫會驟降到零下十五至二十度，當然也沒有沖水馬桶，那是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會有的配備。
然而，我家有一些奢侈品是其他人所沒有的，這一切都要感謝我的父親，他是財務部的菁英公務員，克勤克儉地省下在哈佛研習一年期間的獎學金。我們家有台黑白電視機，左鄰右舍總是在這台電視機的神奇魔力吸引之下聚到我家。我們家有位朋友是在聖瑪麗醫院（這是全國最大的醫院之一）服務前途無量的牙醫，每次電視有大型運動比賽轉播時，他總會撥時間找些好像和比賽完全沒有關係的藉口來我家拜訪。但時至今日的韓國，他卻在考慮要不要把臥室裡第二台家庭電視機升等為電漿螢幕。有個表兄從我父親的本籍城市光州剛搬到首爾之後，來我家拜訪，看到客廳裡一個奇怪的白色櫥櫃，便問我母親那是什麼？結果答案是我家的冰箱（因為廚房太小擺不下）。內人世英一九六六年生於光州，父親是個頗具聲望的醫生，她說鄰居經常將珍貴的肉品「存放」在母親的冰箱裡。彷彿她是瑞士某家民間銀行的經理一般。
小小的水泥磚塊屋、黑白電視機和電冰箱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但對我父母親那個世代而言，卻是美夢成真──他們歷經了最動盪和最貧困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一九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南北韓分裂（一九四八年）以及韓戰。每當我和妹妹永熙、弟弟海碩抱怨食物時，母親總說我們是被寵壞了的小孩。她在我們這個年紀時，那個世代的人有顆蛋吃就會覺得很幸運了。很多家庭根本連蛋都買不起；即便買得起蛋，家中只有父親或工作的哥哥們才吃得到。她回想起一段心碎的往事，韓戰期間她那總是捱餓的五歲小弟弟曾說，如果能捧著一個碗在手中，即使碗是空的，都會覺得好過一點。至於我那胃口很好、喜歡吃牛肉的父親，韓戰時期還是個中學生，僅僅靠著米，從美軍黑市取得的植物油、醬油和辣椒醬存活下來。在十歲的時候，他眼睜睜看著七歲的弟弟死於痢疾（痢疾在那時是種致命的疾病，但現在的韓國卻已不存在了），卻無能為力。
多年後，我於二○○三年自劍橋休假回到韓國。我帶著亦師亦友的約瑟夫．史迪格里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到首爾國家博物館參觀，適逢首爾一九五○年代末期至一九六○年代初期的攝影展，看到許多呈現首爾中產階級生活型態的美麗黑白照片，忠實呈現我記憶中的童年。站在我和約瑟夫身後的是兩名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其中一人驚呼：「這怎麼可能是韓國，看起來倒像是越南!」我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不到二十年，但對我而言，這麼熟悉的場景，在她看來卻完全像是異域。我轉身告訴約瑟夫，我身為發展經濟學家，歷經這樣的改變真是「何其有幸」。我感覺自己好像是親眼目睹黑斯廷斯戰役的中世紀英國歷史學家，或是航行回到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天文學家。
我們的下一個家（我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間的住所，當時正值韓國經濟奇蹟的高峰），不只有沖水馬桶，還有中央暖氣系統。不幸地，在我們剛搬進去不久，鍋爐就起火燃燒，還差點燒掉了房子。我並不是以抱怨的心情來述說此事，其實我們很幸運能擁有中央暖器系統──韓國大部份的房子都是以煤球取暖，每年冬天有數以千計的人因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但這個故事卻可以讓人深刻體會韓國在那個遙遠年代（其實還算相當近期）的科技狀態。
我在一九七○年開始上小學，那是一所二等的私立學校，每班有六十五名學生。我們還相當自豪，因為隔壁的公立學校一班有九十名學生。數年後，我在劍橋一場研討會上聽到演講者說，由於國際貨幣基金裁減預算，非洲好幾個國家到了一九八○年代，每班平均學生人數將由三十幾人增加到四十人以上。這個說法讓我突然了解，童年時期韓國的學校狀況有多麼糟糕。在那時，全國最頂尖的學校一班也有四十名學生，這足以讓每個人納悶：「他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有些都市區域成長快速，區內公立學校已達飽和，一個班級的學生人數多達一百名，老師們兩班制授課，有時甚至要三班制運作。基於這樣的條件，也難怪當時盛行打罵和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這種方式顯然有其缺點，但韓國自一九六○年代以來，幾乎每一個小孩至少都有受到六年的教育。
一九七二年，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操場突然成了軍人駐紮的營地，這是因為總統（前朴正熙將軍）施行戒嚴法，軍隊為防止學生示威，才會駐守在我們的學校。真是謝天謝地，他們不是為了抓我和我的朋友們而來。我們韓國小孩在學業上的早熟是眾所周知的事，但對於九歲的孩子而言，憲政是有點超過我們理解的範圍。我的學校緊鄰一所大學，叛逆的大學生正是這些軍人的目標。在整個軍事獨裁的黑暗年代裡，韓國大學生絕對是國家的良知，獨裁體制於一九八七年的終結，他們也扮演著領導的角色。
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將軍在一場政變中掌握大權後，轉以「一介平民」的身分連續贏得三屆選舉。他之所以得以贏得大選，主要是因為他啟動五年經濟發展計畫，成功奠定國家的經濟奇蹟，但是選舉的營私舞弊和齷齪的政治伎倆，也讓他穩坐權力的寶座。他的第三任任期（也是總統的最後任期）應在一九七四年結束，但是朴正熙總統就是不願交出政權。在第三任任期過了一半之際，他一手策動拉丁美洲人所謂的「自動政變」，像是解散國會和建立營私舞弊的選舉體系，以確保他終生的總統地位。他的藉口是國家可能無法承擔民主亂象，他告訴人民，國家必須自我防禦才能對抗北韓的共產黨，以及加速經濟的發展。他宣稱要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讓國家人均收入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但外界普遍認為這樣的目標過於雄心壯志、近乎妄想。
一九七三年，朴正熙總統啟動雄心勃勃的重化工產業化方案，第一座鋼鐵廠和第一個現代造船廠投入生產，而且第一批本土設計的汽車（大部分以進口零件組裝）出廠。電子、機械、化工和其他先進產業的新公司紛紛成立，在這段期間，國家人均收入成長驚人，以美元為單位來看，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翻升五倍以上。朴正熙總統希望人均收入在一九八一年以前能達到一千美元的目標，外界原以為是妄想，但事實上，這個夢想卻提前了四年實現。出口成長甚至更加快速，按美元計算，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間就增加了九倍之多。
國家對於經濟發展的執著也反映在教育上，政府教育大眾，看到有人抽外國香菸要勇於檢舉，這是愛國的責任。國家需要善用出口賺到的每一分外匯，以進口機器和各種發展工業的設備。這些珍貴的外幣都是我們國家工廠裡的「工業大軍」，從出口戰爭賺來的血汗錢。膽敢把錢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物上（譬如違法的外國香菸），這種人都是「叛徒」。我不相信我的朋友們真的會去舉發這種「叛國行為」，但是當小孩去朋友家看到外國香菸時，確實會引發閒言閒語。這位朋友的父親──幾乎只要是抽菸的男子──即使不是罪犯，也會飽受負面評論，被說成不愛國、不道德的人。
政府更規定，不得將外匯花費在任何不是發展產業必要的物品上，或透過進口禁令、高關稅和課稅等強烈手段（奢侈品消費稅）抑制這種行為。所謂的「奢侈品」甚至包括小汽車、威士忌或餅乾之類相當簡單的物品。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後期，丹麥餅乾在政府特許下運到韓國時，在國內掀起一波歡欣的熱潮。基於同樣的理由，政府也禁止人民海外旅遊，除非你有政府的許可才能出國洽公或留學。所以，儘管我在美國有不少的親戚，但是直到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三歲到劍橋攻讀研究所時才離開韓國。
這並不是說都沒有人抽外國香菸或吃違禁的餅乾，其實市面上有相當數量的非法和半合法的外國貨品流通。有一些是走私品，特別是來自日本，但大部分的貨品，是從國內幾個美軍基地以非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帶進來。打過韓戰的美國大兵可能都還記得，那些營養不良的韓國小孩跟在他們後頭乞討口香糖或巧克力。甚至在一九七○年代，韓國還是把美國的軍用物資視為奢侈品呢！越來越多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負擔得起從商店和流動商販處購買M&M's巧克力和Tang牌的果汁粉。經濟狀況沒那麼好的人可能會到大雜鍋的餐廳用餐，所謂的＃大雜鍋＆就是「美軍基地燉鍋」，是經典韓國＃泡菜鍋＆的廉價版本，使用泡菜（蒜頭和辣椒醃漬的高麗菜），其他像是五花肉這樣的重要食材，則改以比較便宜的肉品替代，譬如剩餘的培根肉、香腸和美軍基地夾帶出來的豬肉罐頭。
我一直渴望有機會試試美軍「C口糧」（戰時的罐頭和乾燥食物口糧）裡的豬肉罐頭、鹹牛肉、巧克力、餅乾，還有無數我甚至叫不出名字的東西。我的舅舅是韓國軍隊裡的將軍，他在與美國同僚聯合野地演習時，常常會將補給品收集起來當成小禮物送我。美國大兵會咒罵野戰口糧低劣的品質，但對我而言，他們就像是Fortnum & Mason（譯註：英國歷史悠久的知名百貨公司）。的野餐籃一般珍貴。那時我住在鄉下，鄉下的香草冰淇淋幾乎沒有添加香草，以致於我一直以為所謂的香草口味就是「無味」的意思，直到國中學了英文才知道香草真正的意思。我這樣中上階級的小孩吃得算是好的了，如果連我都是這種情況，其他孩子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送我一個卡西歐電子計算機，一個我做夢都想不到的禮物。那時候的價錢可能相當於服裝工廠工人半個月的薪資，對於不吝惜投資在我們教育上的父親而言，這都算是一筆很大的花費。大概二十年以後，由於電子科技快速發展以及韓國生活水平的提升，電子計算機數量大增，多到百貨公司會以此當作贈品，許多甚至淪為幼童的玩具（不！我不認為這是韓國小孩擅長數學的原因）。
韓國的經濟「奇蹟」當然也不是沒有黑暗面，很多鄉下貧窮家庭的女孩十二歲小學一畢業，便不得不去找工作──好讓家人「擺脫一張多餘的嘴」，並賺錢讓至少一個兄弟可以接受較高的教育。很多女孩最後成為都市中上階級家庭的女傭，以工作來換取食宿，如果她們夠幸運，還能有一點零用錢。其他的女孩，和一些運氣不好的男孩，則淪入條件惡劣的工廠裡飽受剝削，這些工廠會讓人想起十九世紀「黑暗的撒旦磨坊」，或今日大陸的血汗工廠。在主要出口產業──紡織品和成衣的生產工廠內，工人通常在危險、不健康的環境下，工作十二小時或更長的時間，而領取的酬勞又相當的微薄。有些工廠拒絕在食堂內提供肥皂，又惟恐工人要求額外上廁所的休息時間，可能令工廠微薄的利潤盡失。這樣的情況在最近新興的汽車、鋼鐵、化學、機械等的重工業中有了改善，但是總體而言，韓國的工人一星期平均五十三至五十四小時的工作時數，在當時比起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高。
城市湧現了貧民窟。因為通常聚集韓國景觀特有的低矮山坡上，在一九七○年代「月球鄰域」這個熱門的電視連續劇播出後，他們也獲得這樣的稱謂。五口或六口之家擠在一間小房間裡，數百人共用一間浴室和同一個自來水管。很多這種貧民窟最後都被警察強力清除，好為為數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興建新的公寓社區，原有居民只好轉往衛生環境更糟糕、道路更不通達的荒遠鄰區。如果窮人們不能儘快擺脫新的貧民窟（不過由於經濟發展和新工作機會的成長快速，至少脫離貧民窟還是有可能的事），都市向郊區擴張的現象很快就會趕上他們、圍捕他們，然後再一次將他們逼往更偏遠的地方，有些人最後就淪落到城市的主要垃圾場南麂島拾荒。二○○二年世界盃的舉辦場地首爾足球場讓人印象深刻，可是外國人通常不知道，足球場周遭美輪美奐的市立公園，以前是島上的垃圾掩埋場（現在卻是超現代化、環保的甲烷發電廠，充分利用當地掩埋的有機物質）。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還是個中學生，朴正熙總統的獨裁統治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民怨，加上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的經濟動盪，無預警地被他自己的情報局局長刺殺。在湧現的希望與民主中，緊接而來的是短暫的「首爾的春天」，但後來卻在全斗煥將軍繼起的軍事政府手中嘎然而止──於一九八○年五月的光州事件中，該軍事政府鎮壓人民長達兩星期的武裝起義，並因此取得政權。
儘管這樣嚴重的政治挫敗，一九八○年代早期，韓國已經是實質的中上等級收入的國家，和厄瓜多、模里西斯、哥斯大黎加並駕齊驅，但距離我們今日所知的繁榮國家仍然差距甚遠。高中生的圈子裡有個流行俚語是這樣說的：「我去過香港」，意指「我擁有這個世界以外的經驗」。甚至在今日，香港仍然比韓國富裕得多，不過這個說法反映出的事實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是我的國家三至四倍。
當我一九八二年上大學時，開始對智慧財產權感到興趣，這個議題即便在今日還是廣受爭論。不過在那個時候，韓國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仿製先進的產品，也有足夠的財力可以追求生活中更精緻的事物（音樂、時尚品、書籍）。但是，這個國家還沒有先進到可以提出原創的構思，然後去研發及擁有國際專利、版權和商標。
今日，韓國已是世界上最有「創造力的」國家之一，躋身美國專利局每年頒發專利件數排名前五名的國家之列。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前，韓國一直是靠「逆向工程」。我朋友會買小型工作室的「仿冒」電腦；這些小工作室把IBM的機器拆開，仿製零件之後再組裝起來。商標也是如此。在那個時期，韓國是世界「盜版首都」之一，大量製造假的耐吉球鞋和LV名牌包。那些稍微有點良知的人就做起幾近仿冒的商品，有的鞋子的商標看起來像「Nike」，但寫的其實是「Nice」；或者鞋子有著耐吉向上勾的商標，但上頭卻多了分叉。仿冒品通常不會被當成真品販售，消費者很清楚買的是贗品；他們要的是一種時尚宣言，而不是誤導。版權也是如此。今日，韓國出口大量的產權物品，而且數量持續增加（電影、電視連續劇、流行歌曲），但是那時候進口音樂（黑膠唱片）、影片（錄影帶）非常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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