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側論

序言 i

自序 v
《易林》作者作時問題重探 1
《詩經》的貴族性 37
上博楚竹書《孔子詩論》問題五則 63
《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鑑別 81
二戴《禮記》與《儀禮》的關係 113
介紹宋儒林之奇的〈大學〉改本 131
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
─以晁說之〈中庸傳〉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例 151

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 179
師法家法與守學改學
—漢代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考察 209

宋代經學的特殊性及其成因之探究 239
索 引 267

楊儒賓　乙酉夏於清華

　　有人引頸企盼，有人秋水望斷，葉國良教授的大作《經學側論》終於出版了，這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經」是四部之首，曾是華夏學術殿堂上最耀眼的冠冕。「經學」是繞著六經展開的學問，它也曾是此耀眼冠冕上最炫麗的珍珠。追溯歷史，六經是三代官學的主要內容，它是前代累世相傳的文化積澱之集結，因此，自然有重要的歷史參考作用。前代儒者如葉適、王陽明、章學誠不謀而合，皆表達過「六經皆史」之類的觀點。但六經在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意義，應該不是在它的歷史面相，而是它被視為「道」的載體。劉勰《文心雕龍》以〈原道〉、〈徵聖〉、〈宗經〉三篇冠首，視為「文」之樞紐。劉勰的論述固然可以視為他對文學史的客觀理解，但這樣的客觀理解其實也是瀰漫華夏文化意識的一種詮釋學意義的詮釋。《漢書?藝文志》說九流十家都是六經之「支與流裔」，馬一浮先生以六經統攝中國固有學術，甚至連外來學術亦可統攝在內。這些論述乍看之下，頗似天外飛來之語，但其語言背後確實有種理據，值得深思。對長期浸漬儒家文化的人而言，中國文化史幾乎可以被視為經學貫穿的歷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將秦漢之後的思想流變史，全打為「經學時代」，我們從經學代表的意義著眼，可以有較同情的理解。

　　但經學進入近代中國後，不免淪為「古道、西風、瘦馬」，氣勢極為衰颯。這樣的趨勢自然也是長期流變的結果，梁任公《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說到清代的經學不出「碎義逃難」四字。風雅一代的學術用簡單的幾個字概括之，自然不會公平。但經學越是在後人的心目中似乎越是維持著「碎義逃難」的姿態，這好像也符合我們一般的印象。梁任公論學術興衰之週期，有「生住異滅」之喻，經學走到梁任公時代，似乎已走入異滅末期，劫難常駐。以往被視為常道的經學在魯迅、吳虞等人的著作中，只堪成為嘲弄的對象。直至今日，經學下滑的趨勢似乎沒有減緩，在無底可探之後仍再探底。

　　經學是否已完成它的歷史使命，爾後它只能以史料的身分托身於冷僻學院中的冷僻學科之內？對關懷經學價值的人來說，這是個不忍問但又不能不問的問題。經學要恢復到近世前包山包海的盛況，大概不太有機會。但我們如果比較中西平行的例子，或許可以有較合理的期盼。經學在中國的地位類似神學與古典研究在西方的地位，這種類比如果不太離譜的話，那麼，我們期望站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可以和現代詮釋學相比的現代經學，或叫現代的經典詮釋學，這樣的願景應該不是太過分。

　　經學要有生機，它需要避免博物館化，發展出更有詮釋效應的論述，這大概是很難逃避的歷史命運。但在發展新論述的過程中，如何善用傳統的資源，如何避免入主出奴，如何「預流」於新出土文獻而又不一窩蜂的隨波逐流。簡言之，如何讓傳統資源成為具有創造力的「基磐」（fore-structure），使得新舊經學可以自然的轉化，並形成一種融合的視域，這當是今日經學極大的挑戰。

　　《經學側論》一書放在上述的脈絡來看，它的特色就很明顯的顯現出來了。此書的整體風格自然比較接近學院式的經學研究，而不是今日的詮釋學的路線。但此書的文風恰好和梁任公批判的昔日經學流弊「碎義逃難」、「繁衍叢脞」相反。此書的十篇文章的問題意識皆極清楚，行文多精簡潔淨，深得「屬辭比事」之《春秋》教。作者在這十篇文章中提出許多和時賢不一樣的論點，如論《詩經》的貴族性、《中庸》分經傳說之無據、出土文獻的價值不宜過度膨脹解釋等等，其說皆言之有理。筆者認為葉教授的質疑鏗鏘有力，相關研究者不能逃避他的質疑。

　　我1974年進入台大，其時葉教授是我系的助教。其時的助教多為研究生兼，助教的位階比較特別，其職級大概介於教師與學生之間。多年來，我和葉教授常有論學、共事的機會，每一晤聚，對於葉教授治學之嚴謹、斷語之老到、行文之內斂，總是由衷禮讚。葉教授學問承續屈翼鵬（屈萬里）先生，其行事作風亦神肖之，中文學界對此早有定評。在舉世學風處於非驢非馬、不中不西之際，葉教授能延續老台大「雕琢復樸」之學風於一線，這樣的堅持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顧炎武生平不替人寫序，怕虛言美譽，壞了學術。我不敢為《經學側論》寫序，則是怕世人或認為此書之白璧微瑕，惟在所序非人。但葉教授與我誼兼師友，葉教授有命，義不敢辭。所以雖明知難免佛頭著糞之譏，也只好戰戰兢兢，忝顏妄論了。

自序

葉國良

　　個人學術生涯，原從經學入手，就讀研究所時，承蒙屈翼鵬師指導，以其〈宋人疑經改經的風氣〉一文為藍圖，完成《宋人疑經改經考》碩士論文（1978），其間盡力翻閱宋人著作，稍窺治學門徑，至今銘感師恩。逮師辭世，遺命治宋人金石之學，遂從孔達生師習金石及《三禮》之學，亦從裴溥言師讀《詩經》，終撰成《宋代金石學研究》博士論文（1983）。嗣蒙孔師鼓勵：今人罕治石刻之學，可稍事之。其後論述遂以石刻為多，先後出版《石學蠡探》（1989）、《石學續探》（1999）二書；其間雖曾與同事夏長樸、李隆獻兩先生為空中大學課程合撰《經學通論》（1996），而經學論文之發表者屈指可數，雖非無故，然有負初衷矣。

　　個人教學餘暇，撰文多出隨緣，旁騖既多，不能成學，加以性不積極，或一念自喜，數載之後方事屬稿，或一文草成，擱置篋中者十餘年，以故論述遲遲不成統系；治學如此，唯有自責，以為日後之炯戒。雖然，昔曾受經於師，終不敢或忘，偶應師友之命，間亦有作，唯卑之無甚高論，不自珍惜。近者友人楊儒賓教授負責清華大學出版社編務，蒙其錯愛，三度索取有關經學之論述，擬結集出版。辭不獲已，歸蒐存稿，其勉強合題者，纔得十篇，編為本書，命名「經學側論」，以書中所論，多非正面詮解經文，僅是對經書之性質或經學上之問題作側面觀察耳。

　　本書所收十篇短論，與《易》相關者一篇，與《詩》相關者三篇，與《禮》相關者四篇，殿以論漢、宋經學史者各一篇。各篇之寫作，雖非依照計畫進行，然因囿於所學，所論終以《詩》、《禮》及漢、宋經學問題為主，故各篇亦間有相關可以呼應者。茲分述如下。

　　第壹篇論《易林》乃東漢初期涿群人崔篆所作。考《易林》一書雖不在經書之列，仍屬《易》學流亞，且為漢代同類書籍中唯一較完整保存至今者，頗可寶貴。本書所以收入本篇，乃因該書能反映若干漢人《詩》說，可用為三家《詩》說輯佚之資，而該書因作者作時問題歧見紛紜，影響該書所屬家數之論斷，故本文重予探究，主張該書乃崔篆所作。崔篆出身《齊詩》世家，故《易林》反映之《詩》說應以斷歸《齊詩》為宜。

　　第貳篇論《詩經》之內容所反映者為貴族之文化與生活，目的在破除百年來因社會主義興起而對《國風》一百六十篇詩歌所作之種種扭曲詮釋。本篇先探討「民歌說」之來源，指出其說不足採信，並依據西方學界對「民歌」所下之定義，否認《國風》為庶民所作或反映庶民生活。為支持筆者之論點，逐篇指陳《國風》一百六十篇詩作中述及貴族稱謂、貴族器物衣飾、貴族生活者，共一百三十三篇，而其餘二十七篇亦無描寫庶民文化或庶民生活之明顯痕跡。最後則舉證說明自強調《國風》出於民歌以來已引發極多誤解，迄今未止。

　　第參篇以劄記形式討論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之問題，凡五則。第一則論該文不應稱為「孔子詩論」或「詩序」，當稱「詩論」。第二則論該批竹簡使用墨節甚不謹嚴，不足為分篇斷章之充分依據。第三則論該文無法據以得出古代有以「頌」、「雅」、「風」為編序之《詩經》版本。第四則論第二十簡「幣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吝志必有以逾也。其言有所載而後納，或前之而後交。人不可干也」及第二十七簡「如此何？斯釂之矣。 其所愛，必曰：吾奚舍之？賓贈是也」，應依古籍所見賓贈之禮加以詮解。第五則論此篇述及《衛風》〈木瓜〉，《王風》〈采葛〉及〈大車〉，《鄭風》〈將仲〉，足破宋人所持「漢儒竄雜淫詩」之說。

　　第肆篇檢討宋代以來《詩》三家說之輯佚成就與鑒別方法，指出前人之歧見與方法之不謹嚴處，並提出重輯《詩》三家說之建議與應注意之問題。

　　第伍篇論二戴《禮記》與《儀禮》之關係。文中反對清代今文經學家所主《儀禮》乃孔子手訂完書之說，主張《儀禮》內容不完整，不敷漢帝國之使用，故《儀禮》博士取其他禮書編成二戴《禮記》，以為講學之資，故其內容有互補性，而篇第則零亂不整。至於唐代官定《五經》以《禮記》取代《儀禮》，乃因社會環境業已變遷，《儀禮》所載多不符後世需要所致。

　　第陸篇介紹宋儒林之奇之〈大學〉改本。該改本數百年來不為人知，而為筆者首先在林氏文集（四庫館臣輯佚本）中發現。該改本雖不見學者引述，但前承程顥、程頤二改本，後啟朱熹、董槐二改本，痕跡至為明顯，本篇因詳述其間曲折，並指出林氏改本之要義與其學術之心學傾向有關。

　　第柒篇以宋儒晁說之〈中庸傳〉為例，反省古禮書之研究方法。文中指出晁氏〈中庸傳〉本係為反對王安石新學新政而作，其說竟引發後世各種〈中庸〉改本，而此因緣為經學史家所忽略，學者因而誤入歧途者頗眾。文末又論晁氏據《大戴禮》曾子各篇與〈中庸〉而揭示曾子與子思之傳承關係，頗值得今人注意。

　　第捌篇論郭店所出戰國儒家竹書乃曾子、子思一系之學。本篇寫作宗旨在反對大陸若干學者對該批著作所屬學術譜系之認定，故除無異議者外，論定〈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五篇亦皆曾子、子思一系之學。論證之方式，先接受宋儒晁說之所主曾子、子思學術有傳承關係之說，取可信為曾子一系之學者《大戴禮》曾子十篇，及可信為子思一系之學者《禮記》〈中庸〉、〈緇衣〉、〈表記〉、〈坊記〉及融入《淮南子．繆稱》之〈累德〉五篇，從思想、內容、用詞等方面，以與郭店竹書相比較，從而得出上舉各該篇之言論並不偏離曾子、子思一系之學之結論，遂亦批駁子思之學出於子游之誤說。

　　第玖篇論漢代師法家法問題，主張該問題當從守學改學之角度加以詮釋。本篇先申明師法家法之問題並非漢代今文經學所獨有，亦不必將家法與博士、章句混為一談，且漢時對師法家法問題亦有四種不同立場，不宜過度相信清代今文經學家所持西漢人皆堅守師法家法之說。文末建議今後亦當從改學之觀點研究漢代經學史。

　　第拾篇討論宋代經學之特殊性及其成因。本篇前半為補充皮錫瑞《經學歷史》之說而作，其大意已曾於拙著《經學通論》第二編《經學簡史》中發表；後半則比較唐、宋兩代經學家之出身背景及其經學著作之書名，指出唐代經學家多出身北方門閥，宋代經學家則多為出身平民之南方新興階級，唐代經學著作命名多遵古法，宋代則強調「本義」、「新」、「古」，適可反映宋代「疑經」與「恢復古本」之風氣。

　　以上十篇，內容或有相關者，如：第壹篇討論《易林》作者作時，涉及《詩》三家說之輯佚問題，可與第肆篇〈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合觀。第柒篇〈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涉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學術譜系問題，可與第捌篇所論郭店儒家著作合觀。第陸篇介紹林之奇〈大學〉改本，第柒篇分析晁說之〈中庸傳〉，均可印證第拾篇宋代經學之疑改風氣。而第伍篇論二戴《禮記》與《儀禮》之關係，第玖篇論漢代師法家法之問題，第拾篇論宋代經學之特殊性，筆者均對清代今文經學家有所批評或補充，亦可反映筆者對清代今文經學之某種觀點，覽者察之。

　　最後，須聲明者有三：一、本書各篇均曾出版，故於各篇之末注明出版年月處所。二、此十篇發表時間前後相距二十五年，各篇寫作體例原本不一，茲以結集，已重加整理，使體例歸於一致。三、各該篇收入本書時，不無增刪，拙文若蒙讀者引用，幸以本書為準並賜教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