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的體系與精神︰以英美法為特別參照

上篇 原理論
第一章 證據學是一門法學嗎？
——以研究對象為中心的觀察與反思
引言
一、我國證據法學研究簡史
二、研究對象的重要性
三、研究資料的確定與處理
四、研究對象顯示的問題
五、方法論訓練的缺乏與學術能力的有限
六、他山之石:英美的經驗與成就
七、證據法學研究前瞻
結語
第二章 英美證據法的歷史與哲學考察
引言
一、英美證據法的起源
二、當代英美證據法的主要內容
三、英美證據法的形成機理
四、英美證據法的訴訟功能
五、英美證據法的未來
結語
第三章 證據規則的法典化
——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的制定及其對我國證據立法的啟示
引言
一、證據規則法典化的歷史淵源
二、可采性:《聯邦證據規則》的基本內容
三、形式化與理性化:《聯邦證據規則》的精彩呈現
四、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的實際影響
五、我國證據立法之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
六、證據規則法典化之路徑選擇
結語
中篇 可采性
第四章 證據可采性中的關聯性要件
——以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為分析對象
引言
一、關聯性的定義
二、關聯性與可采性之關系
三、基于公正和效率排除關聯證據
四、附條件關聯性與附條件可采性
五、有限關聯性與有限可采性
六、關聯性和可采性判斷的基本原則
七、關聯性規則運用的困難
結語
第五章 特免權規則:美國的制度與實踐
——兼論特免權規則的普遍性與差異性及中國語境下特免權規則的確立
引言
一、作證義務觀念與特免權豁免制度
二、反對自我歸罪的特免權
三、婚姻家庭特免權
四、職業特免權
五、政府特免權
六、特免權規則的普遍性與差異性
——兩大法系特免權規則之比較
七、特免權規則與我國相應制度之比較
結語
第六章 證人作證的一般規則及對證人證言的詰問與彈劾
引言
一、證人資格
二、證人的作證能力及證言範圍
三、證人可信度的加強
四、用于喚醒記憶的記錄
五、詰問證人的形式
六、對證人可信度的彈劾
結語
第七章 英美專家證言制度及其面臨的挑戰
引言
一、專家領域與常識領域的界線
二、專家所持理論的可靠性要求
三、專家證人的資格要求
四、專家意見的形成基礎
五、關于最終事實的意見
六、法庭任命的專家證人
七、對專家證言制度的批評與反思
結語
第八章 傳聞法則:歷史、規則、原理與發展趨勢
——兼對我國“傳聞法則移植論”之探討
引言
一、傳聞法則之歷史溯源
二、傳聞的排除及其基本原理
三、傳聞的豁免與例外
四、傳聞排除法則面臨的批評及其發展趨勢
五、對我國傳聞法則移植的討論
結語
第九章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引言
一、純粹品格證據的排除法則
二、不純粹品格證據的排除法則
三、原則上具有可采性的品格證據
四、品格的證明方法
五、品格證據排除法則的政策考量
六、品格證據排除法則的歷史、宗教與哲學詮釋
結語
下篇 證明論
第十章 英美法上證明責任的分配
引言
一、說服責任與提證責任
二、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原則
三、證明責任分配的一般理論
四、推定與證明責任的關系
五、常見推定與具體的證明責任
結語
第十一章 比較法視野下的證明標準
——以蓋然性為中心
引言
一、證明標準的概念與內涵
二、證明標準的表述
三、證明標準與蓋然性
四、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證明標準之比較
五、我國訴訟中證明標準問題之探討
結語
第十二章 英美證據法上的司法認知
——兼與我國司法認知制度之比較
引言
一、司法認知的基本含義
二、司法認知的效力模式
三、允許司法認知的具體事項
四、司法認知與個人知識
五、司法認知中的程序性事項
六、我國有關司法認知的規定及其辨析
結語:走向統一的證據法典
附錄
參考文獻
索引

一位哲人曾經說過:“要做一只好蛤蟆而非壞蛤蟆就匙淒活得令自已滿意，像一只蛤蟆。所謂好蛤蟆就是很有蛤蟆樣子的蛤蟆。”據此來看，證據法學顯然不是一門好法學，因為它很沒有法學的樣子。放眼整個中國的法學教育，證據法學可能是最不成體系的一個領域。在大學和研究機構，並沒有專門研究證據法的學孝和教師。因此，如果證據法這門課程是由研究刑享訴訟法的學者來教，通常會將這門課講成刑事訴訟法學；如果由研究民事訴訟法的學者來教，就會講成民事訴訟法學。從傳授知諷的角度而言，將證據法講成刑事訴訟法或民享訴訟法的做法不一定就有問題；但是從法學學科建設的角皮來看，這樣的證據法無論如何也成不了一門獨立的學科。

依附性並不是證據法學最大的問題。證據法學研究中更嚴重的問題是它的異化，即異化為自然科學。如果能將證據法學講成刑享訴訟法學或民事訴訟法學，也不失為一門關于法學的學問。不幸的是，一些兼職從事證據法學研究的學者誤將一些本屬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內容當成了證據法學，從而在其撰寫的教材或其他研究成果中將主要籮力集中于葦普洱定理、血型測定、指紋鑒別等犯罪偵查學或認知心理學的內容。這些內容堂而皇宅地登上法學院的課堂或著法學教材，其名稱日“大證據學”。在此情況下，證據法學尚未長成，就已經湮滅在所謂“大證據學”的洪流之中。

基于上述觀察，我于2005年春季以《證據學是一門法學嗎——以研究對象為中心的省察》為題，就證據法學研究作了一個理論上的反恩（論文發表于《政法論壇》2005年第3期）。論文的基本觀點是，綜合各種情況未看，我國大部分兼職研究證據法的學者並未找到適合于以建立一問獨立學科為目標的證椐法學研究對象，那些被認為屬于證據法學或證掂學研究的很多內容，實際上並不屬于法學的範疇，當然也就談不上什麼證據法學研究。文章還提出︰從英美法系證據法學的發展經驗來看，從建設獨立學科的角度出發，研究肘象的範圍不應當是大而全，而應當是小而精，因此，論文授出以可采性為證椐法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旁及證據法學的哲學基礎、有關證明的基本理論等。

當然，我並不反對犯罪偵查學專業人士從血型測定、指紋識別等自然科學的角度對證據進行研究，也不反對刑事訴訟法學者從證據收集的合法性要求入手對證據進行研究，更不反對民事訴訟法學著從舉證期限、證明責任的角皮對證據進行研究，甚至也不反對對證據問題從上述綜合的角度從事交叉學科的研究。我只是主張:證據法學者至少應當主要從證據法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在目前的形勢下，對于證據法學而言，當務之急是建立一門有著獨立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因為，只有在建立了有著獨立研究對象的、具有法學學術品格的學科之後，我們才可能對該學科領域展開深入的研究，才可能提出有理論價值的學術命題，才可能作出有知識含量的統一理論；在沒有建立證掂法學這個學科之前，我們盡管可以從自然科學、刑事訴訟法學、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取得對有關這些學科的很高的研究成就，但是我們無法在證據法學領域取得任何學術成就。

不過，將證據法學的研究對象界定為可采性勢必在研究和教學上存在兩大障礙:一是我國法律體系中並無相應規則，因此證據法學的研究將成無源之水；二是在此前提下勉強以可采性為中心迸行證據法學教育或琪腳為屠龍之術，對于學生將來的應用並無直接效益。對此，我的理解是，在一個暫無證據法典從而也沒有證據法學獨立體系的條件下，從比較法的角度對證椐法學展開研究應當是該學科發展的起點；在沒有進行這樣的基礎性工作的情況下所從事的任何有關證據法學的研究都有可能成為無本之木。另外，如果說講授他國法律規則對于學生將來之應用或許並無直接助益的話，則那些以自然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證據學對于培耒學生之法律思維將更是南轅北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