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的菁英分子

喬治‧布希第一次看到超市裡檢查顧客用的電子掃瞄器時的驚嘆，讓人們瞥見特權階級和國家其他階級之間的鴻溝。即使是在美國，特權階級也始終存在，但是它不曾和它的環境如此危險地隔絕。在十九世紀，富裕的家庭非常安土重遷，經常在某個地方住上好幾代。在一個流浪者的國家裡，居住的穩定性提供了某種永續性。古老的家族受到尊敬，特別是在濱海的老城裡，只因為他們放棄了移棲的習慣，而在那裡扎根。他們對於私有財產的尊嚴的堅持有一個原則的限制：私有權既非絕對亦非無條件的。財富是被理解為用來實踐公民義務的。圖書館、博物館、公園、管弦樂團、大學、醫院，以及其他公共設備，都成了上層階級博施濟眾的事蹟。

如此的慷慨無疑也有自私的一面：它可以炫耀有錢人的闊氣，招徠新的產業，幫助本地城市和其他競爭城市分庭抗禮。在城市渴望繁榮的激烈競爭的年代裡，市民振興主義（civic boosterism）（譯注1）不失為一種好生意。然而重要的是，慈善事業讓菁英們走進他們的鄰居以及下一代的生活裡。菁英們總會想要躲到他們封閉的世界裡，但是有個揮之不去的意識始終橫阻在前面（即使在極其墮落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某些團體裡也不曾中斷）（譯注2），也就是如霍拉斯‧曼（Horace Mann）（譯注3）於1846年所說的「我們皆得到先祖的澤被，」因此，「我們都有義務，也必須永矢弗諼地把那些恩澤加倍傳給子孫。」他認為，只是「躲在深宅大院裡離群索居……，而不和鄰居往來，」可是說是「絕對所有權的傲慢教條」，這不只是他的意見，也是許多老城市、新英格蘭（New England）以及西北地方（Old Northwest）的新英格蘭文化屬地的多數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