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容我對皇帝和帝國這個主題再提出最後一個一般性的論點。誠如丸山真男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歐洲是一個獨特的地域，因為除了拿破崙和希特勒短暫的統治之外，這個地區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個單一的核心所支配過。整個歐洲史的主題就是永無止境的競爭。此外，對歐洲境外地區的大征服恰好發生在歐洲大陸正被基督新教與舊教之間的恐怖鬥爭所撕裂之時。這意味著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君主的領地可以免於競爭者的覬覦而安然無事。馬德里兼併了葡萄牙帝國有八十年之久。阿姆斯特丹把葡萄牙人從東南亞趕走。倫敦和巴黎在北美和印度纏鬥不休。西屬美洲恆久處在英國海盜和皇家造船廠的威脅之下。到了後來，倫敦和伊斯坦堡在近東地區衝突，而維也納則在巴爾幹半島與伊斯坦堡競爭。●4

特別是到了十八世紀末，這樣的競爭反過來製造了一種它所特有的被害妄想症。北美洲的「英國」裔移民，以及愛爾蘭的英裔─愛爾蘭裔叛徒都向巴黎尋求軍事與政治援助。西屬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creoles）和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混血的後裔（mestizos）為了對抗馬德里而向盎格魯─薩克森裔的英格蘭以及前英屬十三個北美殖民地尋求類似的援助。讓帝國核心特別感到坐立難安的，是這些大半都成功了的叛亂都是由一般被認為是和母國人「同種類」的人所領導的──比方說，某種住在費城或都柏林的說英語的英格蘭人，或者某種住在加拉卡斯和布宜諾艾利斯的說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人。人類歷史上第一波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至少就其領導層來看──基本上是由（歐裔）海外移民所發動的。這個所謂（歐裔）「海外移民」和接收了福爾摩沙的「中國人」（移民）的意義完全如出一轍，而這個第一波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興起之際，恰好是最初的大規模法裔移民在皇室主導下入殖魁北克之時。

各歐洲帝國核心的母國人的這種（對海外移民的）恐懼，也擴散到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荷蘭人，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身上了。於是，事情變得很清楚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與共同的文化絕對無法保證從母國向海外移住的海外移民會繼續是效忠的臣民，也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和母國的敵人結盟。相反的，馬德里發現它在拉丁美洲最忠實的支持者，正是那些最怕歐裔移民和其混血後裔的部分印加貴族以及被解放了的農奴。在東印度群島，荷蘭人仰仗最深者，則是那些他們賜與無數榮銜，並且支付了高昂補貼的當地土王與貴族。很少有東印度群島出生的荷蘭人會得到深厚的信任。

在講完這段或許是太過冗長無聊的導論之後，我想換換話題，專注地討論日本帝國，以及──讓我感到非常緊張的──臺灣這個個案。

長州─薩摩聯盟之所以能夠在1868年，僅僅經過短暫的內戰，就成功推翻幕府，征服北日本，主要原因在於薩長聯盟的領導人從一個很會做生意的美國軍火商人手中，買到一大批才從最近的美國內戰當中剩餘下來的頂級槍砲。在前一年，華盛頓才從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手中買到阿拉斯加。稍早之前，巴黎已經奪得越南中、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並且在柬埔寨建立了保護國。英國人則掌握了整個下緬甸，並且正隨時準備揮師佔領整個馬來半島。北京自身在1860年的時候已經遭受過英法聯軍的劫掠。法國皇帝路易拿破崙依然維持著他腐敗的統治。正因為知道自己是靠著白人的協助才獲得政權，明治藩閥領袖們對於自身處境沒有任何幻想：如果歐洲人決定在1868年進軍東京和京都，沒有任何一支日本軍事力量能夠阻擋他們。

關於明治統治者們的處境，我們首先必須注意的一件事是：當他們取得國內的勝利之時，歐洲每一個獨立國家都是君主制國家──一堆國王和女王，還有不少皇帝。在國際上，君主制是正常而且完全受人敬重的。（但是等到一個世代之後，當中國人終於開始進行遲來的內部改革時，距離國際聯盟來臨的時代，相距不過十年了。）（美國是一個例外，不過在那個年代，美國的國際地位並不比今天的澳洲強多少。）時至1870年，法國帝制已經冰消瓦解，但是要等到1880年代，局勢才明朗化：如今任何現存型式的君主制都將一去不復返了。既然日本這個國家已經被強制性地踢進那個激烈競爭的十九世紀的「全球」體系，因此依照當時歐洲的慣例，她也得有一個君主制，而且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一個高級的皇帝。

透過強有力的仔細描述，歷史學家藤谷的那本了不起的著作●5告訴我們，明治統治菁英們是透過何等冷酷的馬基維利式的計畫，為日本發明了一個符合真正的政治意義的君主制。這些菁英的處境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們所賦予的權力範圍之外，君主是絕對沒有權力的。歷經多世紀以來，天皇一直是一個遙遠的宗教性人物，而這些明治菁英們很快地發現，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知道天皇的存在。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現代天皇制與其他十九世紀在荷蘭、比利時、希臘等國被創造出來的「新」君主制之間的平行關係。與此同時，明治藩閥統治者當中的知識分子透過荷蘭文，掌握了大量拿破崙軍事改革的知識，也學會了運用以克勞塞維茲──請注意，這是個波蘭式的名字！──為首的普魯士年輕世代的傑出軍事思想家的軍事思想。他們希望把他們的日本建設成一個真正的軍事強權，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必須將一般日本男性從個別的大名轄下解放出來，教育他們，並且對他們施予第一流的軍事訓練。可是想這麼做，得先向日本農民課征沉重的剝削性賦稅，並且同時要無情地鎮壓一切反抗。然而明治藩閥沒辦法以他們九州地方的名義來進行這一連串行動。於是，一個以天皇之名的官方民族主義遂成為絕對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