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急起直追的大樓群
的確，歐洲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出現第一批鑽入雲霄的大樓，包括：1952年奧古斯特•佩黑的亞眠大樓，1958年BBPR興建的米蘭維拉斯卡大樓（Torre Velasca），1960年《Domus》雜誌創辦人吉奧•龐帝（Gio Ponti）設計的皮雷利大樓（Pirelli Tower），1960年阿諾•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在哥本哈根興建的SAS皇家飯店（SAS Royal Hotel），以及阿爾貝、布瓦路和拉布戴特（Albert、Boileau and Labourdette）1961年竣工的巴黎庫勒巴伯大樓（Croulebarbe Tower）。

接著1966年在巴黎西邊，尚•德•馬伊（Jean de Mailly） 和賈克• 德普塞（Jacques Depussé）設計了諾貝爾大樓（Tour Nobel）—後來改名為Tour Initiale。其中一個立面是由尚•普維負責興建，那是拉德豐斯區的第一座大樓，至今仍擁有無與倫比的優雅、可靠和美麗。同一時間，與基座有關的爭議正在醞釀，直到最近才告平息。

像紐約那樣拔地而起的大樓，與城市融為一體，也因此融入城市生活。反之，巴黎那種興建在基座上的大樓，則像是與城市隔絕，並因而顯得不具人性。

解決問題還是製造問題？
如今，為了應付人口的爆炸成長和日益嚴重的都市密度問題（預計到了2020年，都市人口將達到五十億，鄉村總人口則只有三十億），高層建築已不只是一種功勳榮耀，而是必要之舉。就像在孟買和墨西哥市，我們必須興建高層建築來防堵都會蔓延，在北京、聖保羅、東京和金夏沙，這道理也一樣。

歐洲也逐漸和這點達成妥協，如同我們在倫敦、鹿特丹、維也納、華沙、馬德里和巴塞隆納所看到的。如今一切都已就緒，可以解決相關的結構、技術和材料問題。至於和功能、密度和混合問題，也可以在細部規劃中加以克服。

不過，今日的挑戰在其他地方。首先是不斷追高，但就像已經倒下的一連串骨牌那樣，這問題將伊於胡底。然後是生態問題，因為高層建築是消耗能源和製造二氧化碳的巨獸。當前的目標是要想辦法達到自給自足的水準，讓高層建築有能力生產部分耗能（甚至所有耗能），還要降低資金成本和管理費用。最後，我們也不能忽略建築的象徵意涵，畢竟建築還是得陳述或表達某種意義。

在這方面，不管是什麼樣的表現形式、語言和風格，或是多麼大膽的計畫，電腦和科技都有辦法達成。要證明這點，只消看看下面這些案例便可知曉：卡拉特拉瓦的馬爾默（Malmö）軟木塞開瓶器，哈蒂的杜拜芭蕾，波宗巴克的里耳摺角，李祖原台北101的「復興」風格，強生與柏吉（Johnson-Burgee）的馬德里傾斜1，佩侯的巴塞隆納心律不整2，藍天組的法蘭克福偽「雙塔」3，庫哈斯在北京對梅氏圈（Möbius strip）和約櫃所做的怪異詮釋4，佛斯特搞笑又驚人的倫敦「小黃瓜」，或是努維的巴塞隆納「飛彈」。

30位建築師與他們的代表作
MVRDV
2000年世界博覽會荷蘭館
Dutch Pavilion Expo 2000
德國漢諾威 Hanover，2000

不須尋找什麼自命不凡的縮寫，MVRDV純粹是由最初三位創立者的姓氏首字母所組成，三人分別是Winy Maas、Jacob Van Rijs和Nathalie De Vries。他們是當代建築界最有創意的團隊之一。

MVRDV幾位建築師最關心開發和密度問題，並已透過幾件住宅案示範了他們的做法；這兩個問題在荷蘭尤其重要，因為長久以來那裡的土地都是費盡辛苦爭來的。這種思考孕育出以未來為中心的結構，他們或許會採用非傳統的造形，但這幾位作者堅稱，那和藝術野心無關。不過⋯⋯
2000年漢諾威世博會的荷蘭館，就是這樣的範例之一，他們根據永續發展這個指定主題，把大廈和宣言合而為一：一棟用層層地形疊加而成的建築，從地洞到生態系統都包含在內。地面層是沙丘和洞窟地景，屋頂天台種了一株株風車，另外四個樓層分別獻給園藝活動、茂密的森林綠地和雨水。

這棟宛如「荷蘭漢堡」（Dutch hamburger）的建築，以最激進的手法提出土地開發問題。四方開敞的設計，完全沒有立面，而是用懸梯纏束。這座立方體的荷蘭館，把與主題相關的所有原則一網打盡，並以一種古怪的姿態擺盪著：一邊是營建的戲耍和無常本質，另一邊則是嚴肅迫切的開發密度和荷蘭人造土地問題。這是一棟最道地的政治建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