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風飄浮的種子
我的外祖母曾告訴我，外公是顆不安定的種子；有時掉落土裡，長出了根，就成了大樹；有時隨風飄揚，去了連自己都忘記來路的地方，就此歸落天涯。

外公生於一九 ○五年，日本明治時代後期。二二八事件，是他人生的分水嶺。之前，他以生為中國人為榮，之後以中國人為恥；之前，他的生命充滿了勇氣，之後他活於恐懼之中。二二八事件時，他才四十三歲，但事件闖入了他的生命，徹底改變了我的外公，也等於提早結束了他的人生。愛發議論的他，從此不言不語；呼朋引伴的他，落寞晚年。連斷氣的那一刻，都是孤伶一人，沒有親人相伴，頭點下，瞌眼，終結一個不幸時代知識份子的一生。

外公的家世太好，以致他過度浪漫，不知世道險惡。臺中自由路的老家，連樓梯木作都是福州師傅講究打造的。外婆常感慨，他一生沒有錢的概念，甚至忘卻自己有妻小這回事。

一九○五年出生的孩子，長到十五歲，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他先依父親指示，表面上買了船票到日本進修，沒多久即想盡辦法從日本再搭船到上海，﹁投奔祖國﹂修讀中文學校。我的外公，正如同一個世代的賴和、楊逵，不甘屈身於日本殖民地下當二等公民。二十歲的他，不只毫不遲疑地投靠﹁祖國﹂，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他富有的鹽商爸爸，知曉此事，發一份假訃聞電報，內容簡單無比：﹁爸爸死了，回家奔喪﹂。外公匆忙收拾行李，邊搭著船邊哭著下跪，望向臺中故鄉的方位。直到抵達基隆碼頭，接他的長工告知，才知曉這是父親製造的騙局。

我與外公並不親，他在我四歲時，一人孤獨地坐在椅子上，氣絕身亡。從二二八發生，蔣介石派廿一師至臺開始屠殺，外公避躲南投山區；至身亡斷氣，時間約莫長達十四年。這十四年裡，他最好的朋友楊逵入獄火燒島；他最疼愛的七弟，因著他的關係，擔任謝雪紅秘書，不過二十一歲的男孩，永別了父母家鄉，逃至大陸，終身音訊渺茫。外公躲過了一時屠殺浩劫，卻躲不過終生的自責與悲愴。晚年的外公夜裡哭喊弟弟的名字，有時則像發了瘋，大叫﹁有人要抓我﹂。白天他逃不過心裡的煎熬，經常大賭，賭到家裡數十萬現金，只剩不到一萬。

我的外婆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她無法理解大時代的殘酷。目睹家道一夕之間崩落，人生第一次憤怒地高聲責罵不負責任的丈夫。外公就在外婆的罵聲中肺病發作，吐了滿身的血，血噴滿地，染紅了這個家庭從此不祥之路。自此外公一個人住在客廳隔出的小屋裡，美其名避免傳染家人，實則是整個家對他的迴避。

在一個佔地兩百坪的日本式大宅子裡，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發生。接著我出生、搖搖擺擺地站起來；年幼開始有記憶之事，便是外公彎曲的背影。我出生的時候，外公幫我取了一個原名﹁陳文雪﹂，我弟弟出生時也是他取名﹁陳文逵﹂，一個紀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謝雪紅，一個紀念他坐牢的好友楊逵。我的媽媽雖是外公最疼愛的女兒，卻因從小家境太好，初高中已坐黑頭車上學，沒一丁點父親左派的遺傳；嫌棄﹁文雪﹂像﹁菜市場﹂的俗名，便從翻譯小說︽小婦人︾裡找了一個﹁茜﹂字；可惜不要說我怪，一九三四年我的外公（左）即展現吾家不走常規的模樣，原來我的頑皮與熱血皆遺傳了他。

此字看起來雖然時髦，但真念對的人少極。小時候，老師總念錯我的名字，成了﹁陳文西﹂，更土！

外公雖過世，我仍活在他的影子裡。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書桌上寫功課，磨老硯臺；或躲桌腳下，啃讀張愛玲小說。有時會聽到關於外公的閒言閒語，外婆從不說清。阿姨們曾說晚年外公曾拿菜刀警告他的女兒，﹁誰嫁給外省人，不如把她剁給豬吃了﹂。但外婆又說，他像神經病，老愛秀沒人聽得懂的上海腔國語。在我家裝藏古董的和室空間裡，有一只宋朝的青瓷碗，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裡裝著來自中國的銀製小盤、貝殼小魚、銅器古董、還有小時候我無法分辨好壞的捲軸國畫。外公獨佔的書房有中文書籍，中文雜誌；牆上掛著一幅李石樵人像畫，現在若留著，大概值數億吧！外婆說，李石樵每喊窮，外公即買一張畫，而誰來家裡喊喜歡了，就送誰。

楊逵晚年遇著我，聽著我是﹁何集璧﹂的外孫女，高興地抓著我的手，說起當年外公與朋友創辦臺灣第一本文學雜誌︽臺灣文藝︾時，外公力排眾議堅持非找楊逵當總編輯不可的過程；外公為此特地上山找著了砍柴的楊逵。楊逵說，沒有我的外公，就沒有︿送報伕﹀這些小說的發表。

我的外公何集璧，年輕時眉宇透露著無比的自信。惟一看得出他日後將走上悲傷之路的，是他感情豐厚的雙唇。

外公好友中，還有一位著名的醫師作家賴和。他們共同在︽臺灣文藝︾發表文章，外公天賦稍差，只寫隨筆，筆名﹁何光天﹂。我說外公文筆不夠好，少了朋友們的文采，楊逵卻替外公開脫，說他中、日文兼著學，壞了底子。

外公死了之後，我們家便無人從政。這是一個嘗盡政治冷暖的家庭，直到我二十歲參加黨外運動。疼愛我的二舅從美國飛回來怒責我，問我要走上外公的後路嗎？我陸續辭去律師事務所及中國時報主編工作，為林義雄太太等助選，一毛錢收入都沒有。母親痛責我，我回答她，﹁錢不重要﹂；結果除夕，我每吃一口肉，夾每一道菜，媽媽就諷刺，﹁妳不是說錢不重要嗎？若不是錢，這些食物打哪裡來？﹂第二天，媽媽上班，我找來搬運公司，收拾私人衣物，離開我與母親僅緣分不到五年的家；從此將近半年，斷絕母女關係。直至媽媽找了我的好同學徐履冰，上山看我住在一個十坪大的小套房，媽媽大哭，只說：﹁我不是趕妳走，我只恨妳為什麼參加黨外，妳不怕被關，像外公自己毀了妳的一生嗎？﹂

一九八六年我出國讀書，全家從此才鬆了口氣；一九九五年，我再回國從政，臺灣已走上民主，再也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業
的代價；我的家人，才與我和解，然後漸漸以我為榮。

在外公的家長大，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尋的答案。我博士論文原主題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殺，從二二八、南京大屠殺、左宗棠屠城回人、納粹大屠殺、接著以色列殺巴勒斯坦人 ︙︙，我的研究原本從恨開始，卻在寬恕中結束。當我閱讀越多歷史時，我發現屠殺是一個多麼容易不斷循環的悲劇；屠殺是歷史上國族統治者為統治利益創造殺人藉口的手段，歷史上層出不窮，根本無關族群。

我在外公所遺留的人生悲劇中，從此竟與他走上不同的路。我不願步他後塵，從一個民族主義，逃向另一個族群主義。於是，瞬間，我竟成了另一顆無法落根的種子。一九九五年底年施明德主張﹁族群大和解﹂，民進黨基層群情譁然。

我並非權力核心，事先不知情，在電視臺錄影時才被邱復生告知，邱還問我：﹁施明德是不是瘋了？﹂我笑一笑，沒回答。接著上了張雅琴主持的ＴＶＢＳ晚間新聞接受專訪，我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令民進黨群眾難以置信的談話，﹁我支持大和解；這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一群人恨著另一群人，二二八的屠殺是蔣介石及其部隊的責任，不是外省人的責任。﹂

一九四九年，
何家最後一張團圓照；
那一年大陸易幟，隔一年我外公的烏日紡織廠
被國民黨沒收。
何家從歡樂終於走向時代不可逃避的悲劇。

是的，我親愛的外公，我身上留著你的血液。你的偉大與你的潦倒，你的時代與你的痛苦，一一收在我的心中。我無法還給你具備尊嚴的晚年，但我同時願意繼承你獨特的熱情、慷慨與勇氣；我相信，愈愛你的人，瞭解時代愈深，也愈願意寬恕這一切。

我含著淚說著以上的話，腦海裡想著我那孤獨彎曲的外公身影。


外公過世後，我常常一個人在臺中大院裡轉來轉去，日本式的木條柵欄擋不住不幸一點一滴地侵蝕這個家庭。外公生前在院子種下仙人掌，蒼勁依舊，可是主人早已枯萎，不論他的軀殼還是生命毅力。另一棵夾竹桃，被二舅舅某個暑假狠狠砍了；他說這是一棵含毒的樹；好像說著外公正巧碰上的時代。他的人生種子落在明治後期，二戰期間，中國與全球的革命風潮改變了所有理想的知識青年。在人類時代的劇本裡，我的外公注定得扮演漂浮的種子，沒有早一步，也無法晚一步，剛巧遇上了往前往後都沒有退路的臺灣人命運，除非他願意出賣自己。

二二八時，他等於已經死了一次，但他逃掉了；接著，在一切的棄絕中，祖國、家庭、身分、情感， ︙︙所有的棄絕皆發生後，他的軀體棄絕了他。他死的時候五十七歲，只比現在的我大四歲。

外公悲愴的晚年，給了我從政時期奇特的啟示。當我覺得為了權力或生存已不忠於自己的心時，千萬不要逃，不要投降，不需躲避。該來的，讓它來；讓離去時，勇敢地離去；人生不用拖泥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