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援引的訪談資料，其報導人大多為中產階級原住民，訪談是由我的女性原住民研究助理挑選對象並執行。在此需聲明的是，訪談是在原住民／華人二分法的典範下進行。本章透過檢驗當代印尼原住民對於華人的共同刻板印象，來探討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種族化界線的維繫與存續。之所以聚焦於刻板印象，是因為刻板印象同時構築了種族界線及對差異的感知，且影響這些界線與感知。就像「種族」一樣，刻板印象基於「神話和對現實的無意識詆毀」，劃出一條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界線（Gilman 1985: 35）。

當代的刻板印象部分為歷史建構的產物。在前面的章節裡，我曾引述柯培爾的《危機中的印尼華人》裡所記載的刻板印象，來檢視在印尼的歷史脈絡中華人刻板印象的建構。柯培爾點出了原住民對於華人的常見刻板印象：他們是同質且不會改變的群體；他們剝削我們的經濟且是富有的；他們覺得優越且是排外的；他們對於印尼的忠誠讓人質疑；他們不情願被同化（1983: 5-27）。事實上，2004年對十六位原住民報導人所做的訪談，顯示出這些刻板印象大多依舊存在且深植人心。然而，由於刻板印象是「千變萬化而非僵硬的」（Gilman 1985: 18），那麼發現某些刻板印象與柯培爾1983年的研究相較已具有不同的意義便不足為奇了。蘇哈托下台之後，社會、政治、文化與經濟的種種轉變已產生相當的影響。柯培爾所記載的某些刻板印象，若非不再像從前一樣重要，就是因為新的「恐懼」與「威脅」的揚起而轉變為新的刻板印象（Gilman 1985: 18）。

例如，蘇哈托政權將共產主義塑造成在印尼人民眼中，1965年流產政變後與冷戰時期對印尼最大的威脅。在新秩序時期，華人被污名化為親中（共）傾向。然而，從冷戰結束後，「華人等同於共產黨」的刻板印象已經消失（Heryanto 1998a）。此外，後蘇哈托時期華人文化的解放，使得華人文化的意義增添了新的刻板印象。許多原住民報導人傾向於將華人文化與文化展示（如大紅燈籠與舞龍舞獅）連結在一起，並假設接受這些文化展示就等於接受華人文化差異在印尼的存在。這樣的「接受」其實是有疑問的，例如某些報導人表示他們欣賞舞龍舞獅，但卻不喜歡印尼華裔說華語。

霍爾認為「嚴重的權力不平等存在時，刻板印象便容易產生」（Hall 1997: 258）。他主張我們不能只將這種權力關係理解為「經濟上的剝削與身體上的強制」，也應該將它視為文化與象徵權力透過再現的運作。這讓我們不禁想要詢問：如果再現與貼標籤的權力屬於「掌權者」，那麼我們該如何判定誰是有權力的人？顯而易見的是國家與軍方握有權力，但當我們考量到私部門經濟的擁有權時，就很難將華人視為「無權者」。相較於在第二章裡，我將敘述、解釋的聲音賦予印尼歷史中受害的「無權」華人，本章就某種程度來說是反其道而行：讓原住民從屬者發言（Spivak 1988）。

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既複雜又多變。一方面，當「原住民」一詞自我本質化為同質的種族集合體—含納其中的多樣性（如階級、性別、族群、語言與文化），並假定自己是印尼人口中相較於華人少數族群的主流集合體—原住民通常就享有再現華人的權力。另一方面，華人在階級與種族階層中的優越性使他們被視為較有權力，因為外界普遍認為華人富有，而且有著比深膚色更受歡迎的較淡膚色。安息亞斯與尤瓦—戴維斯指出：「儘管種族與階級在分析上是不同的兩種概念，但我們不能將之視為兩套不同的關係架構，兩者在某些基本層面上是互相連結的。」（Anthias and Yuval-Davis 1992: 5）雖然原住民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有再現華人的權力，但他們在經濟層面上通常必須屈服於華人，因為華人控制絕大部分的私部門經濟。這或多或少造成了原住民對於華人的矛盾心態。他們讚揚華人在商業成就上的能力，但卻也怨恨華人「獨霸地」佔據（和支配）商業領域。

就此而論，階級上的「優越性」相似於華人在族群和種族上的「優越性」。換言之，原住民總是認為華人不但比較有錢，而且有著比原住民更高的階級地位。因此，階級鬥爭有時候會轉變為種族鬥爭，就像各種排華暴力事件所呈現的情節。例如，像柯培爾所言，

諸如1994年發生於棉蘭、針對華人雇主的暴力事件，或許應該視為一則抗議事件，針對的是剝削性的勞動條件，以及籌組自由工會以爭取更佳工作條件的權利；但官方發現將此事件呈現為種族因素所致是很有用的。（Coppel 2002: 19）

這促使我們必須討論另一個形塑華人刻板印象的關鍵因素：政府。在之前的章節裡，我們已經討論過新秩序時期的印尼政府，透過官方的文化政策及強力的報章與媒體工具來操控華人的族群性。儘管某些對於華人的刻板印象已經改變並轉移，但大部分關於階級與經濟支配的刻板印象依舊發揮著重大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