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中美人 The Bell Jar

導讀◎紀大偉

認識憂鬱：閱讀普拉絲與《瓶中美人》

　　我在大四的時候，首次聽聞希薇亞．普拉絲（Sylvia Plat）這個名字。那時候，「美國文學史」是大學英文系畢業前最後的必修課，時數苦短。教授拚命趕課，幾乎無暇顧及較近文本──但我們竟然還是讀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位古怪女詩人，作為大學四年的句點。她是文學課程不容疏漏的人物，自然具有經典地位，她就是普拉絲。

　　普拉絲的詩作充溢女兒對父親的愛恨情結；如〈爹地〉（Daddy）中居然寫「爹地，我早就該殺死你的。你在我來得及殺死你之前就死去──」，追思與詛咒合而為一。不過，我們為了更有效率地消化文學作品，只好為她匆匆貼上一張方便歸檔的標籤，將她視為反抗父權的叛逆女詩人。

　　大四那一年，同時也是人心惶惶的時刻。女生們忙著申請學校或打聽工作市場，男生們只能坐以待斃等著畢業入伍，要不然就拚命考各種研究所藉此延長學生時光。在集體焦慮的精神狀態下，我也將報考英文研究所當作唯一的救贖，又不經意看了幾回普拉絲。在準備考試前後，我聽了一些耳語。聽說某朋友勤於尋求心理輔，有人甚至出入醫院的精神科。也在那時首次聽聞憂鬱症藥物百憂解（Prpzac），據傳是一種可以改善心情、調整性格的心理藥物。此外，也有幾位朋友像無蒼蠅亂竄，老是嚷著要自殺。對於這些傳言，我大抵一笑置之，以為大家只要寬心就可以熬過畢業情結。但我們終究不是自己的主宰──我的一位摯友在自殺未遂數次之後，終於成功跳樓身，化為晚報一角的鉛字。初聞她的死訊，我只覺得荒唐好笑；但是在的告別式現場，看見她埋在花朵裡的粉白臉孔時，我幾乎崩潰，根本不像想像中的那般強韌。

　　她為什麼非走不可？我不確知，只能攀附一些流言敘述。其他遭受折磨的諸多朋友們遇上何等困境，我也不甚了然。後來才逐漸了悟，原來我們一直欠缺合宜的語言文字來呈現這些苦難者，所以才無法認識苦難。當苦難者在自我陳述的時候，可能會運用「心情不好，沒有鬥志，不想社交，想要自殺」之類的詞語，但是這些詞語未能換取體諒和協，卻可能引起誤會和嘲笑。一般人誤以為，只要樂觀、進取、自立自強、立下生活目標，就可以充分解除上述魔咒。如果無法自救，一定是因為軟弱。苦難者的心理困境也會浮現在身上，例如化為反覆出現的感冒、失眠和頭痛，但這些症狀大抵被人簡化為現代人的流行病，也不會得到正視。有些苦難者具備不錯的學歷甚或中上的社經地位，因而被人指責為溫室之花，他們的呼喊被解讀為無病呻吟。他們被視為撒嬌的林黛玉。

　　後來「憂鬱症」這個詞語開始在我們身邊出現。

　　憂鬱症並不只是心理困擾，更是生理苦痛。終於可以用這個詞語來描述一些朋友，這個詞彙仍舊帶來誤解。就字面上來說，這詞語不像「癌症」「肝炎」「骨折」之類一樣駭人，也因此得不到尊重，反而遭人訕笑。在英文中，depression則讓人想起「經濟蕭條」，旁人未必理解憂鬱人士的苦難。大多數人對憂鬱症所知其少，卻又經常自以為是，以（有偏見的）常識來訓斥憂鬱症受難者（例如，勸阻他們看心理醫生，不准他們吃安眠藥，強迫他們參加社交生活），反而惡化憂鬱的處境。現今仍然很難透過語言文字充分認識「憂鬱症」所指稱的人口，雖然我們經常從新聞媒體看見、聽見，又有憂鬱症人士自殺身亡的消息──那些外島軍人、家庭主婦、獨居老人、年輕作家、高薪工程師，甚至醫師本身，爭先凋零，彷彿趕赴另一個世界的盛宴。也因為語言文字未能妥地呈現憂鬱，人們在漠視憂鬱症人士之餘，極多數的憂鬱症人士也不知道自己身受憂鬱症之苦，因而未曾尋求協助，或者救助之後遭人嘲笑軟弱，只得繼續躲在家裡吃偷偷蒐集的安眠藥。

　　語言文字究竟是必要之惡──唯有練習述說憂鬱症，我們才有機會認識憂鬱。《神奇百憂解》（Listening to Prozac; by Peter D. Kramer）、《躁鬱之心》（An Unquiet Mind; by Kay R. Jamison；但此書談論「憂鬱症」，和「憂鬱症」略有不同）、《超越百憂解》（Beyond Prozac; by Michael J. Norden）等書展示了鬱的詞典，李安的電影《冰風暴》顯現出憂鬱的身影，但我們還需要更綿長的文字生命史。於此，憂鬱症守護女神普拉絲的作品絕對不能絕席。普拉絲是美國當代詩壇的代表人物，不過她唯一的長篇小說《瓶中美人》對憂鬱症著墨甚，比她繁多的詩篇更具影響力。書名「鐘形瓶」形象，已經成為憂症的代名詞：《瓶中美人》第十五章寫過，「我坐在同一個玻璃鐘形瓶下面，在我自己的酸苦之氣中慢燉慢熬，自作自受。」

　　重新識普拉絲，是在大四生涯多年之後。《瓶中美人》是以大學生活為題材，而我在閱讀過程中也另眼重見大四當。普拉絲的大學生活曾如此憂鬱？當然，小說文本和作者生平之間的關係必定迷離，不宜對號入座，但一般認為普拉絲的小說（甚到她所有的文字創作）充盈著自傳色彩。閱讀普拉絲，或許也可以同時辨識出你我擦肩而過的幢幢人影。

　　普拉絲於一九三二年生於美國麻省，父親是波士頓大學著名的蜜蜂專家；她八歲就會寫詩；獲獎學金進入麻省史密斯學院，這是當時最大的女校；她在暑假前往紐約「Mademoiselle」雜誌擔任實習編輯，只有才女才能享有這份榮譽；她得富爾萊特伯獎金赴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在英國結識後來的丈夫泰德．修斯（Ted Hughes）──修斯就是後來享譽甚隆的英國桂冠詩人；婚後她並參加著名詩人勞勃．羅威爾（Robert Lowell）的寫作課，另一位詩人謝歌絲登（Anne Sexton）是她的同學。

　　普拉絲美麗聰明又幸運，是惹人嫉羡的模範生，而她拚命讓自己符合主流價值。但事實恐怕不盡如此。父親在她年幼時過世，成為她終其一生的傷痛。她在大學期間飽受失眠之苦，在紐約擔任見習生的經驗又讓她心力交瘁。之後，她陷入嚴重憂鬱，曾經割腕、服食過量安眠藥，後來輾轉於幾家精神療院之間，並接受多次電擊治療。好強的她卻又回校完成學業，並以卓越成績爭取到赴英獎學金。旅英期間她倍感苦悶，但寄給母親的家書卻佯裝樂觀進取；後來隨丈夫遷居鄉村，心靈煎熬更甚，可是她依舊在家書上說謊，自稱無憂。

　　普拉絲的瘋狂太過彰顯，她一開口便無法住嘴，一有錢便浮誇消費，旁人再也不相信她沒病；她的丈夫開始外遇，母親雇人照普拉絲的小孩。這正切合普拉絲心意，她有餘暇研究魔法，向不忠的丈夫下咒。在生命最後一年，她獨自帶了兩個小孩蝸居倫敦，身無分文，感冒纏身。生活困頓，她只好熬寫詩賺錢，並且將十年前的大學記憶寫成《瓶中美人》書內人物都採化名，作者也以筆名示人，不過還是詳述了普拉絲從客居紐約到接受電擊治療的過程──那是從天堂重重跌落的一條路。普拉絲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以瓦斯自盡，時年三十歲。她的老同學謝歌絲登也在十年後自盡。

　　書外的普拉絲為何毀滅──以及，書裡的女大學生為何崩潰──至少可以引出三種解釋空間。一，文本內外的女詩人身為女性：她們（我不想輕易地將普拉絲和女大學生視為同一人）的作者可解讀為針對性別歧視社會的抗議，而她們則被視為女性主義英雄；二，她們身為詩人，符合瘋狂詩人的既有形象，任憑文學創作的死慾驅策；三，她們身為憂鬱症受難者，言行光怪陸離，只不過是想要摸索出一條得以倖存的曲折路。誠然，三種身分都是她們身上的元素，化約任何一種身份都無法全然解釋。不過，在此時空，我卻寧願強調她們的第三種身分：憂鬱症受難者。現實情境中，早已有太多人的生命被政治的口號召喚（如被拱為女性主義先驅），或為了藝術的理由犧牲（如被尊為藝術鬥士）──憂鬱症受難者躲在家裡圖個清靜，難道我們還要以外在世界的喧囂來捉弄人？如何正視憂鬱症受難者的苦楚，比送上光環更有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