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張釗維
從有記憶以來，父親就常常不在家。他是個進出口商，每隔兩三個禮拜就需要出遠門去談生意、做交際。但每次他回來，總會從沉重的行李相當中拉出一些小東西，讓我們感到驚喜。在記憶中，他回家的那個晚上是最開心的時光，就像聖誕老公公降臨，一下子是泰國的人偶、一下子是英國的火柴盒小汽車、一下子是荷蘭的小木鞋、一下子是日本的甜點…
我想，父親是個喜歡旅行的人。
1970年代末，冷戰結構中的台灣歷經了第一波的經濟成長與石油危機，中小企業在美援與政府政策的帶動下，已經站穩了腳步；台灣的小資社會正在形成，國民的自主意識逐漸在滋長，許多原本戒嚴時期對於市民生活的限制，漸漸在撤退。那時候，政府開放觀光護照的申請，父親利用這個機會，跟著旅行團展開一次環遊世界的旅程。在出發之前，他問我：「你想要什麼禮物？」
我那時候是國小六年級，從教科書或課外書上聽說過一些國外的名勝古蹟；但是對於環遊世界這檔事，其實沒什麼概念。不知怎麼地，我回答說：
「我想要石頭。你到的每一個地方的一塊小石頭。」
父親答應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大約在我考完兩次月考之後，他繞完地球一週，回來了，照樣拉著沉重的行李上樓。在點著60瓦燈泡、全家聚集的臥室裡，父親打開行李，「這個要給大伯…這個要給舅舅…這個要給姑媽…」這樣地分配禮物；但不管怎麼分，行李箱的空間似乎並未減少多少。最後，他從衣服底下拉出十幾個塑膠袋：「這是釗維要的石頭。」行李箱一下子空出一大片，而全家人眼睛都亮了…
我是個拘謹的小孩，不會「摟著爸爸歡叫」之類的動作；只會喜吱吱地抱著這一大堆石頭，放到自己的書桌上，仔細的觀看。父親在略事休息之後，過來跟我說：「這是從金字塔下撿的…這是希臘神殿的…這是比薩斜塔的…這是倫敦大英博物館台階上的石頭…這是紐約自由女神像底下的石頭…這是大峽谷的…」我跟著用小塑膠袋，一個一個放進去，並標上地點；然後，找個小盒子裝著，收在書桌底下。家人一直在嘟囔：「真不知道這個小孩，要這些石頭做什麼？真奇怪。」
我那時並不意識到自己的奇怪，不時還會把幾十顆石頭拿出來摸摸看看；每一顆都不太一樣。現在我還記得，金字塔底下的那顆比較嶙峋、偏黃；神殿那一顆，比較白、有光滑的觸感；比薩斜塔那一顆，烏灰色、圓圓的、像常見的鵝卵石、但又比較潤澤；大英博物館那一顆，四四方方、沒什麼特色、有點無聊；大峽谷的，是一套當地的礦石標本，硫磺、青磷、赭鐵、石英…，斑斕多彩；還有另一套，有五六個印地安人的石製箭簇，看著鋒利的石質箭刃，最引人遐思。但無論是哪一顆，都跟台灣的石頭不太一樣；把玩這些，就可以讓一個小男孩消磨掉一個週末下午的時光。
如果說，因為這些石頭，我就可以盡情懷想關於這些名勝古蹟的種種情狀，進而透過這奠定世界文明基礎的材質，來捕捉世界的風貌，那就太神奇了。這些石頭並不是阿拉丁的神燈，我在撫摸它們時，並不會有一個Dr. Know跑出來，告訴我每一顆石頭背後的故事。我只是單純地感受它們，稍稍想一下，它所曾經在的那裡，大致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企圖把手上的這塊石頭，跟那個巍峨神聖的文明建築意象連結起來，如此而已。
於今想起來，如果真要說有什麼意義的話，我現在漸漸可以體會到，當時的我，不經意地，或者說，下意識地，渴望透過對於實體物質的肌膚接觸，來認知、感受外在未知的世界，而不僅僅是透過課本、課外書，或是影像。而這實體物質，是經過人的巧手精心雕琢過的。
石頭正是這樣一種媒材。父親帶回來的這些，是在千百年前，由那些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工匠，一刀一斧敲出來的。然後再把它，以及它千千萬萬的兄弟姊妹，一一親手嵌入一道牆、一條步道、一座地基，或是，放在箭頭上。今天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金字塔、希臘神殿、比薩斜塔、大英博物館…的種種形象，也很容易可以聽得到它們所被傳誦的、詮釋的種種悲歡離合的故事：英雄美人、君主奴僕，效忠或背叛、愛情或仇恨。而建構起這些形象，收納這些故事的容器，正是由這些石頭所構成的。一顆顆石頭像是一粒粒原子，有了千千萬萬的它們作為基本單元，一個個文明的生態體系，或大或小，或輝煌或平凡，於焉被建構、被展開、被包容。
在後來我學習與拍片的生涯中，有幸遊歷了不少地方。面對那些容納無數歲月與人事的文明象徵，都會忍不住伸出手去撫摸，以肉體的實感去體會人與這文明呈載體的關係。不管是蘇格蘭城堡、日本城堡，陜西土房、德國土房，排灣石板屋、雲南石板屋，荷蘭風車、西班牙風車…；它們或者粗礫，或者溫潤，或者因為風沙的消磨而剝蝕、因雨水的打淋而褪色，但仍然可以感受到，當年創建這些文明承載體的工匠，如何雕琢這些材料，讓它們可以彼此神妙地契合在一起，共同渡過千百年的時光。而當曾經在裡頭上演的歷史大戲、家國糾葛等種種分分合合，終因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在這空間當中，留下一片空無；但那些石塊、木板、土方，乃至屋瓦、窗架、門板，依然歷歷健在。
只不過，後世的人們記住的，多半是在那空氣中看不見摸不著的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乃至那些關乎忠孝節義、族群與道德的微言大義；至於承載了這些主角靈魂與義理氣味的實體空間，以及當年辛苦構築這空間紋理的工匠，即使可能近在眼前、伸手可及，但多半不會對它們有太多細膩的認知。
我想像我所從事的紀錄影片工作也是如此。我們一如撫摸石頭般地親歷現場，接觸社會、文化與歷史變遷的真實肌理，把玩、認知其流變的動量與形貌，還有這一段時光與那一段時光相互嫁接的來龍去脈，然後以一種工匠的技藝，將影像素材一一琢磨、建構起來，然後最終，就如建築物一般，成為一種詮釋。而對我來說，僅僅去掌握那詮釋是不夠的，我更想進一步掌握那物質性的肌理。
上了國中之後，有一次老師要同學們一一上台，選一個自己喜歡的題目作口頭報告。那時候，我正著迷於看各種戰史，常常跑圖書館去借軍事的書籍來看，我報告的題目是，1944年6月6日的諾曼地登陸戰。現在還依稀記得，為了準備這篇報告，我還好好地研究了當天諾曼地海灘的狀況；我站在台上，半緊張、半興奮地講了個半天，也不管底下的同學跟老師懂不懂。後來我在想，那一陣子K的課外書，恐怕種下了往後我成為一個歷史癖的遠因。
但我喜歡讀戰史，還有一個物質性的因素。剛上國中不久，在同學的引誘之下，我迷上軍事模型。製作那些嬌小的、塑膠原料的戰車、士兵、大砲與飛機，成為我課餘最大的娛樂。我甚至還企圖DIY、土法煉鋼地造出一個戰場的地景，但是由於草皮的製造一直無法得到解決，因此成果並不是太令人滿意﹙當時現成的模型草皮太貴了，我捨不得買﹚。而僅僅作模型還不夠，漸漸地，我開始迷上各種關於戰爭歷史的書籍，乃至注意電視上的戰爭影片。
玩模型的經驗，使得歷史對我來說，從一開始就不只是文字的知識，而是包含著圖像與實體之間的相互映照，以及在組裝過程當中，所需要的一種組合的邏輯、細心的巧手，以及完成一個彷如承載了歷史意涵之實體模型的滿足感；就好像一面把玩那些石頭，一面懷想，一個文明如何從這樣一些不起眼的零件，積沙成塔地在歷史時空當中矗立起來。於是，文化與社會的觸感，便無法僅僅由文字語言產生；它們之被實體化、具像化，被真正感知到，還要來自那些親歷、親手、親眼的過程。而在這些過程裡頭，所有的工匠都站在第一線上，但，他們始終不被後人看見。
這種不被看見，就如同我在多年的紀錄片工作之後，終於又想起那些因為多次搬家，而不知被收藏到哪裡去的石頭。回憶起當初拿到石頭的快樂，突然之間，我開始想到一個問題：當年遠遊的父親，在那些名勝古蹟底下一一撿起它們，小心地放進行李箱，上機下機、出關入關，飛行十幾個國家、繞了地球一週之後，終於交到我手上，對他來說，這個小兒子的交代，到底，有多沉重？
但，令我永遠遺憾的是，如今我已經錯失了詢問父親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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