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CIA--罪與罰的六十年》記錄中央情報局六十年歷史，縷述西方文明史上最強大的國家，何以未能建立第一流的諜報機關，此種失敗構成美國國家安全上的一大危機。
情報工作是一種祕密活動，目的是為了瞭解或改變國外形勢，艾森豪總統形容為「很討人厭，但極為必要」。一個國家要將力量投諸疆外就得高瞻遠矚，以便瞭解大勢、預防人民受到攻擊。少了強大、精明、敏銳的情報機關，總統和將領們將可能有目如盲，蹎躓難行。然而，縱觀美國歷史，身為超級強國，偏就沒有這麼樣的情報機關。
吉朋（Edward Gibbon）在《羅馬帝國衰亡史》裡寫道，歷史「不過是記錄人類的罪行、蠢事與不幸」罷了。中情局的編年史在記錄英勇與狡智行徑之餘，也充斥著蠢事與不幸。史料裡盡是在海外短暫的成功和永遠的失敗，在在凸顯國內的政治交鋒和權力鬥爭。中情局的成就救了些要人與財貨，中情局的失誤卻是造成人財兩失。事實證明這些失誤對美軍和海外工作人員造成極大傷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紐約、華盛頓和賓州約有三千人喪生；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至今，已有三千餘名美軍送命。沒有能力執行「告知總統世界情勢」這個核心任務，乃是中情局永難磨滅的罪愆。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的時候，美國沒有情報機關可言，終戰後的幾個星期也只是聊備一格。如火如荼的解甲復員之後，只剩區區幾百名在特勤界有點經驗的人員和些許繼續對抗新敵人的意志。一九四五年八月，戰時的「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指揮官唐諾文（William J. Donovan）將軍提醒杜魯門總統：「除了美國，主要強權國家都有歷史悠久的常設性全球情報機關，直接對政府最高層負責。在此次戰爭之前，美國沒有海外祕密情報機關。以前沒有，現在也沒有一個統合的情報組織。」可悲的是，直到今天美國仍付之闕如。
中情局原本是要成為這種組織的，可惜該局的設計藍圖失之草率，治不了美國的老毛病：隱密和欺瞞終究非所長。大英帝國瓦解後，美國成為對抗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唯一力量，拚命地瞭解這些敵人，事到臨頭時方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中情局最主要的任務乃事先提醒總統防範奇襲，避免重蹈珍珠港事變的覆轍。
一九五○年代的中情局，員額數千人，都是愛國之士，其中不乏勇士和歷經戰爭淬煉之士，也有些才智之士，但真正瞭解敵人者幾希。總統在缺乏瞭解的情況下，下令中情局透過祕密行動來改變歷史進程。當時擔任中情局歐洲祕密行動主任的米勒（Gerald Miller）寫道：「和平時期的政治與心戰行為，乃是一門新技術，有些技巧我們雖已知道，卻仍欠缺理論和經驗。」中情局的祕密行動大致上是摸黑瞎搞，唯一的辦法是邊做邊學，在試誤中學習，於是向甘迺迪和艾森豪總統謊報，隱瞞在海外的種種失敗。它靠這些謊言來保住自身在華府的地位。冷戰時期老練的站長葛瑞格（Don Gregg）說，中情局的勢力如日中天，固然盛名在外，實績卻是慘不忍睹。
越戰期間，如同美國大眾一般，中情局對自身的風險莫衷一是。中情局發現自己也和美國媒體一樣，若是匯報的內容與總統先入之見不符，便會遭到駁斥。中情局屢受詹森、尼克森、福特和卡特這幾位總統的責難與嘲諷。他們都不瞭解中情局的運作情況。前中情局副局長寇爾（Richard J. Kerr）指出，他們在位時「不是期望中情局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就是認為它什麼事都做不好，接著又持相反的看法。於是，他們一安頓下來便蛇鼠兩端，游移不定」。
作為一個華府機關，中情局要生存就得先贏得總統的注意；但它很快便發覺，盡對總統說些他不想聽的話實在很危險。中情局分析人員於是學會蕭規曹隨，因循守舊。他們誤解敵人的意圖和能力、誤算共產主義的勢力、誤判恐怖主義的感脅。
冷戰時期中情局的最高目標是吸收間諜竊取蘇聯機密，但它始終無法掌握到可以深入瞭解克里姆林宮運作的人。握有重要情報可向美方透露的蘇聯間諜，屈指可數，他們都是出於自願，並不是美方吸收而來，且這些人都送了命，全遭莫斯科當局逮捕和處死。在雷根和老布希總統時期，這些人幾乎都是被中情局蘇聯情報處的內奸出賣而葬送性命。雷根時期的中情局啟動一項規畫不周的第三世界任務，即販售軍火給伊朗「革命衛隊」，再把所得挹注在中美洲的戰爭，不但違法犯紀，更把僅餘的一絲信譽消耗殆盡。更可嘆的是，中情局漏掉了主要大敵最致命的弱點。
瞭解敵方的重責大任落在「機器」上，而不是由「人」肩負。偵測科技無遠弗屆，中情局的目光卻越來越短淺。偵察衛星使得中情局有能力計算出蘇聯的武器數量，卻無法提供共產主義行將崩解的重要情報。中情局的頂尖專家在冷戰結束後才看到敵人。中情局投下數十億美元的武器，協助阿富汗抵抗紅軍占領勢力，讓蘇聯大失血，這是殊堪嘉許的成就。然而，它既未能預見自己所支持的伊斯蘭戰士會把矛頭轉向美國，驀然憬悟後又未能採取行動，這是極嚴重的挫敗。
冷戰時期維繫中情局的單一目標，在一九九○年代柯林頓主政時開始鬆動。中情局還是有些人很努力地想要認清世局，可惜人微言輕；雖不乏有才幹的官員致力於在海外為美國效力，只是人數太少了。聯邦調查局單在紐約的探員，就比中情局駐外官員還要多。二十世紀接近尾聲時，中情局已稱不上是機能完整的獨立情報機關了。它成了五角大廈的二級分局，盡是替一些無中生有的戰爭做些戰術評估，而不是著重眼前戰鬥力的戰略，難怪它會無力防止珍珠港事變再現。
紐約與華盛頓遭受恐怖攻擊後，中情局派出一些老練的祕密行動幹部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追捕基地組織（al Qaeda，或稱蓋達組織）領導人。然後，中情局向白宮提交「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假報告，致使它作為可靠機密情報來源的地位蕩然無存。它根據些許微不足道的情資，提出大量的匯報。緊接著，小布希總統和政府又濫用當年他父親管理良善的中情局，使它在海外變成了準軍事化的警力，在總部則成了癱瘓的官僚機構。當二○○四年小布希說出中情局對伊拉克戰事的評估「純屬臆測」，等於是不經意地就宣判中情局政治死刑。歷任總統從未那樣公開責難中情局。
中情局在美國政府中的核心地位，隨著二○○五年中央情報總監一職的撤除而告終，現在若想救亡圖存就得改組重建，而這勢必要花上好幾年工夫。瞭解國際現勢一直是三個世代的中情局官員的首要之務，但新世代官員中能?熟外國的錯綜複雜者卻不多見，能掌握華府政治文化的更是少之又少。於是自一九六○年代以降，每一任總統、每一屆國會和每一位中情局長，幾乎都不瞭解中情局的機制。這些人大半都只會讓中情局每下愈況。他們的失敗等於留給後世「灰燼的遺產」--以艾森豪的話來說。美國已回復六十年前中情局草創時期的混亂狀態。
本書旨在陳述，美國何以如今竟無一個未來所需的情報機關。書中引用國家安全機構檔案中所臚列的話語、理念和行為。檔案記錄了美國領導人把力量投射到海外時真正的說法、希望和做法。本書立基於作者閱覽五萬多份中情局、白宮和國務院的文件檔案；二千多份美國情報官員、軍人和外交官的口述歷史；以及三百多份自一九八七年開始進行中情局官員與退休人員的訪談（包括十位中情局長在內）。
書中所言斑斑可考，沒有匿名消息、沒有盲目引述，更沒有道聽塗說，堪稱是第一本完全由第一手報告和原始檔案編纂而成的中情局史。然而，沒有哪一個總統或中情局局長能知道局內所有事情，局外人更是難以掌握全貌；我在書中所寫的雖然不是所有的事實，但已盡我最大能力做到所說的全部屬實。
但願這本書可以作為殷鑑。歷史上沒有一個共和國能享祚超過三百年。美國除非找回看清世局真相的耳目，否則可能無法久享強權的地位。這正是中情局原本的任務。
導讀
向全世界展示醜陋美國的中情局∕林博文
一九四七年成立的中央情報局（CIA），是美國建國以來最臭名昭彰的聯邦機構之一，也是最具爭論性、最受詬病的特工單位。六十多年來，中情局這三個字已變成「無法無天」的代名詞，一個難以駕馭的「兇野的離群象」（rogue elephant）、一個人人討厭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
違反美國立國原則
中情局在海外的所作所為，從進行滲透、顛覆、破壞、政變、暗殺、散播謠言、擾亂社會和人心，無一不是和美國立國原則背道而馳。美國開國先賢和歷代碩彥標榜民主、自由、幸福、人權、法治和尊嚴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精神，並迭次或軟或硬地向海外推銷所謂「美式民主」（入侵伊拉克即為最新一例）；但中情局的為非作歹，卻完完全全違反了美國的建國精神與立國原則。杜魯門時代的國務卿艾奇遜即曾質疑中情局的鬼鬼祟祟與美式民主的開放性大相逕庭；他警告杜魯門：到時候，連總統、國安會和任何人都無從知悉中情局在做什麼，亦無從控制它。中情局即是在杜魯門時代成立，而艾奇遜的預言與警告，皆不幸言中。
一九九二年春天，台灣國家安全局局長宋心濂在立法院報告有關國安局法制化問題時，曾特別介紹中情局的組織型態，可供國安局借鏡，彷彿中情局是他頗為心儀的情報機構。軍人出身的宋心濂也許不知道他口中的中情局，早已陷入士氣低落、效率不彰、大權旁落、浪費民脂民膏、受當政者（以白宮為主）擺布，以及在後冷戰時代角色不清、任務不明的谷底。
中情局已無可救藥
九○年代初，老布希時代的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M. Gates，二○○六年年底應小布希之召，從德州農工大學校長轉任國防部長），上台伊始即任命十二個小組研究中情局病在哪裡？並要求他們提供改革之道。當時即有專家認為中情局已無可救藥、已病入膏肓，下什麼猛藥都救不起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一名老外交官投書《紐約時報》說：「有一個單位，平常是沒有必要的，經常是令人討厭的，這個單位就是中情局。」這位老外交官並以親身經驗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新加坡在五○年代末期獨立後，中情局即在該國活動，其任務不是在蒐集情報，而是在想辦法把李光耀趕下台。老外交官又說，李光耀年輕時以左翼運動起家，中情局即擔心他會赤化星洲。
二次大戰期間的美國情報頭子唐諾文（William Donovan）喜歡找常春藤盟校畢業的秀異之才或是華爾街的幹練律師當海外特工。他說：「你找一個平庸的小偷當特務，只能使他變成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小偷；如果你找一個律師、銀行家或教授當特務，那成果就不一樣。」因此，他所領導的戰略情報局（OSS）即不乏名校出身的高材生。二戰結束後，戰略情報處的大批特工投閒置散，有的重返華爾街，有的到大學教書。其中有四個特工緬懷特務生活，不願改行，偷偷成立了一個祕密反間組織「政策協調處」（OPC）。中情局成立後，政策協調處即被納入該局，專事負責對共黨國家的滲透和顛覆工作，在冷戰時代到處進行不擇手段的破壞活動，以阻止赤禍蔓延。這四個資深特工的言行為中情局塑造了令人側目的「特務文化」。
四大特工開創惡例
然而，他們的自大、傲慢和盲動，不但沒有幫美國和中情局打一場漂亮的勝仗，且開創了中情局在海外從事暗殺、政變的惡例。更可哀的是，他們自己亦都走上悲劇之路。這四名悲劇特工是法蘭克．魏斯納（Frank Wisner），維吉尼亞大學法學士；戴斯蒙．費茲傑羅（Desmond FitzGerald），哈佛法學士；崔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哈佛法學士；李察．畢塞爾（Richard Bissell），耶魯學士、倫敦政經學院碩士、耶魯教授。其中與海峽兩岸關係最深的是費茲傑羅，二戰時在滇緬邊區當情報員，與戴笠的部下並肩作戰，一起對付日本人、一起吃猴腦。中情局成立後，主管遠東業務，在台灣、金門、中國大陸、西藏、滇緬泰越菲寮和日本、南韓大張旗鼓，對中共發動一波又一波的諜報攻勢。中情局出身、與台灣關係甚佳的李潔明（James Lilley），就是他的部下。
介入西藏抗共活動
費茲傑羅的兩大傑作是五○年代初期利用中情局所控制的民航公司（CAT），空運武器支援緬甸境內的國軍李彌部隊，騷擾雲南一帶，效果極微。另外就是五○年代後期策動藏胞武裝抗共，從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中情局空投十噸軍火支援反共藏胞，並暗中空運好鬥的康巴族戰士至美國科羅拉多州山谷受訓。藏胞與中共進行武裝衝突時，西藏境內始終有中情局特工在地面指揮突襲行動。
二○○八年春天，「世界屋脊」西藏又發生動亂，北京奧運聖火隊在雅典、倫敦、巴黎和舊金山等地傳遞，屢受反中共和支持藏胞人士抗議，殊不知中情局與西藏問題關係極深。
魏斯納是中情局第一任祕密行動處處長，五○年代初期在塞班島訓練「第三勢力」游擊隊，二百多名游擊隊員空降中國東北，不是被殺就是被俘，無一倖免。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點燃抗暴怒火，即與中情局所屬的「自由歐洲電台」廣播煽動性言論有關，而魏斯納即為中情局處理匈牙利抗暴的主要負責人。
巴恩斯在二戰時深入納粹敵後，加盟中情局後則在拉丁美洲一帶從事顛覆活動。
豬灣登陸遺臭千古
四名老特工中頭腦最好的是畢塞爾，他是戰後歐洲經濟復元工作（即馬歇爾計畫）的設計人之一；陳懷生所駕駛的高空偵察機U-2就是他構想出來的。畢塞爾號稱「華盛頓最聰明的人」，但他卻幹了一樁讓中情局遺臭萬年的蠢事，他為了要推翻古巴卡斯楚政權，設計了所謂豬灣登陸計畫，由中情局祕密訓練一千多名古巴流亡反卡人士。一九六一年四月這批人登陸豬灣，試圖光復古巴，結果全軍覆沒，使剛上台的甘迺迪總統大失顏面、臉上無光。不久，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被迫辭職，畢塞爾和巴恩斯亦跟著倒楣。
巴恩斯的妻子珍妮說：「他們這批聰明之士，為什麼竟如此愚蠢呢？」他們並不笨，而是自以為是，他們認為唯有進行地下工作才能保護美國和保佑自由世界。他們所付出的代價是；魏斯納自殺、畢塞爾和巴恩斯被撤職，四個人中只有一個活到六十二歲。四個老特務的下場，標誌了中情局黯淡無光的歷史。
大錯不斷失誤連連
六十多年來，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從事傷天害理的「海外奧步」工作，許多國家和許多政客蒙受其害，從越南到智利、從伊朗到瓜地馬拉，中情局特工都留下了血跡與災難。季辛吉於一九七一年祕訪北京時即對周恩來說：「不必高估中情局，他們沒外面所說的那麼厲害。」一九七九年德黑蘭群眾劫持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當伊朗革命分子發現中情局德黑蘭站長竟連波斯話（伊朗國語）亦不會說時，感到奇恥大辱：中情局怎麼會派這樣一個人來伊朗當特工？
儘管中情局充斥了常春藤盟校畢業的「一時俊彥」（the very best man），但中情局卻大錯不斷，失誤連連。情報工作最重要的是防範於未然，要盡早知道敵方的意圖，中情局在這方面的成績，幾乎是鴨蛋。
中情局在一九四九年沒有預測到蘇聯會試爆原子彈，亦沒有猜到一九五○年的韓戰和五○年代的東歐抗暴。六○年代初，他們沒有偵察到蘇聯在古巴部署飛彈，亦未偵測到中共於一九六四年試爆核彈；更未想到中蘇會分裂、文革會爆發、林彪會叛逃。他們拿不到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發表的清算史達林祕密演說稿，只得花錢向以色列情報局購買。他們未看到一九七三年中東會爆發戰事，一九七九年蘇聯侵略阿富汗亦未預料到；更未想到一九八九年蘇聯共黨帝國會崩潰、一九九○年伊拉克會入侵科威特、一九八九年印度會試爆核彈，更遑論賓拉登的門徒二○○一年駕機襲擊美國本土。甚至連伊拉克有沒有核∕生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亦一無所知，只會亂猜。
歷任總統糟蹋特工
中情局對外無能，對內亦粗手粗腳，該局頭號反間頭子傑姆士．安格頓（James J. Angleton），曾在六、七○年代瘋狂地進行內部整肅，懷疑一百二十名特工是蘇聯臥底間諜，導致中情局大量失血、元氣大傷。中情局亦曾在六、七○年代在美國國內採取祕密非法手段對付反戰人士和團體，竊聽電話、偷拆信件、以藥物對付反戰學生。而美國歷屆總統，從甘迺迪、詹森、尼克森以至今天的布希，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蹂躝中情局，把它當私人政爭工具。
披露醜史榮登金榜
六十多年來，有關中情局的著作多如恆河沙數，其中不乏可讀性很高的好書。曾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記者提姆．韋納（Tim Weiner）閱讀五萬多份中情局、白宮和國務院祕檔，兩百份口述歷史，並進行三百多次採訪而寫成的中情局失敗史：《灰燼的遺產》（Legacy of Ashes，中譯本書名為：《CIA--罪與罰的六十年》），可說是一部瞭解中情局恥辱史的最佳著作。資料詳贍、文筆流暢、發人深省，很少中情局專書可與之相比。二○○七年秋冬，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非小說類評審小組在評審入選著作時，經過熱烈討論，終於決定韋納的新書獲獎。韋納在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領獎時感慨地說，儘管美式民主問題很多，不過至少還能開放到讓我們瞧一瞧我們在海外所做的一些壞事。
二○○八年四月中旬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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