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我要接受專訪了！
《時代週報》（Die Zeit）
亞當．索波欽斯基專訪、闕旭玲譯
▲人物專訪，這到底是啥？一堆不全是事實的內容，加上偶爾觀察到的現象，最後再來個妄加評論？這就是許多受訪者常有的感想，他們會懊惱不已地拍桌立誓：這輩子再也不跟記者打交道！但是丹尼爾．凱曼決定再淌一次渾水，結果就是您面前這份人物特寫！▲
做人物專訪的人，通常有強烈的寄生性。首先，他得去見一個深受大眾關注的人物。然後藉此專訪，希望自己也能獲得一些重視。所以答應接受專訪的人簡直像與魔鬼打交道；不只因為上述原因，還因為採訪者對自己的獨家觀察，具有不容反駁的絕對權力；採訪者可根據受訪者某個揮手、某次咳痰或發脾氣妄下論斷。受訪者對此完全莫可奈何。
用這種方式寫出來的專訪當然有瑕疵，但本來嘛，這本來就只是一種偽造，一種相較於本人根本不可能十全十美的複製。採訪者站在相對立場上，更想挖掘的★當然是★受訪者的生命缺口或人生挫敗，這樣的主題才能成為重點嘛！慘痛的參戰經驗；偉大的失戀；落魄的從前和揚眉吐氣的過程；還有現在的成功，成功改變了一切，改變了過往；而成名，受訪者正為成名所累？或根本不受影響？沒有一份人物專訪不經過加工，甚至還可能捏造出與事實不符的情節。採訪者慣用的伎倆還有：盡可能把主詞「我」剔除。只要通篇充斥「有人說」或被動語態，就能營造出客觀又不自以為是的氣氛──雖然事實上是既主觀又自以為是。
要做這篇專訪可不容易。「凱曼先生近期不接受採訪。」公關部小姐的聲音聽起來並沒有不友善，我趕緊祭出纏功：不會占用他很多時間，凱曼先生不是常要去各地舉辦朗讀會？等火車的時間一起在火車站喝杯咖啡，很快拍張照，凱曼先生只需要……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當時《丈量世界》還在排行榜上熱賣，而今銷售量更突破了兩百萬冊。
這是一本雙傳式小說，由不愛出門的數學家兼天文學家高斯，以及為了探索大自然遠赴拉丁美洲的洪堡交織而成。這兩位德國科學家乃威瑪古典主義興盛期的代表人物。高斯，一位脾氣暴躁、凡事吹毛求疵的老先生，其純粹的精神被困在可恥的孱弱身軀裡。另一位是洪堡，視跳蚤寄生於腳趾及女人騷擾為屈辱，歷經奧利諾科河上的滂沱大雨，全身溼透卻還堅持一身普魯士軍服。
德國哲學家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曾寫道，所有人都會在某一刻化身為「自己的漫畫」：當他想透過語言把自己的內心表達出來時，勢必牴觸到身體的侷限，牴觸到有限的表達可能，其形象會變得扭曲而破碎；此狀態，乃所有漫畫的創作基礎，乃漫畫之直觀。《丈量世界》想傳達的也正是這樣的思想，甚至是此思想的最佳美學例證。此外，這本書還對市民階級教養做了一番發人深省的冷嘲熱諷，但這樣的題材竟意想不到地好賣！
專訪德語界最成功的作家──這樣的人物專訪放在《時代週報》裡應該再適合不過。重點當然是：成功後帶來的改變？眾人的期待有沒有帶來極大的壓力？甚至讓他陷入低潮？書店裡擺滿了他的書，到處可見封面上的火山，還有火山上那飄浮在半空中的幾何圖形。
我用電子郵件寫了封長信。不必現在就接受採訪，可以從長計議！可將重點放在新書上：想必閣下已開始構思新書了！我會專程從柏林到維也納採訪他，可以一起在維也納內城區散個步，或找間咖啡館坐下來用餐，吃維也納著名的炸豬排或燉牛肉，全數由《時代週報》買單。
凱曼提議在十字山碰面，那裡是他第二個家。一個月後，初夏艷陽在柏林沙彌索廣場上射出幢幢清晰影子。下午時分，在一個安靜典雅的角落，整體而言充滿上流氣氛：推著娃娃車的爸爸們，一間間精緻、可惜卻禁菸的咖啡館，還有我們約好要碰面的義大利餐廳「綠魚」。凱曼有些遲到，只見他疾步朝著人行道旁舖著紅白格子桌布的餐桌走來，先親切地跟我問聲好，然後脫掉皮夾克，坐下，他邊看菜單邊說，很高興這次採訪能事先規畫，做這種專訪其實該多花點時間好好進行。正因為我的慎重，所以他在深思熟慮後決定答應。他太常讀到那種才碰一次面就出爐的人物專訪，在那種專訪文裡，所有微不足道的東西都要被誇大，是啊，要說成充滿象徵意義：比方說他那天吃了什麼。但又能怎麼辦呢！
凱曼吃得津津有味。裹著帕瑪火腿的豬排，淋上摻了瑪莎拉白葡萄酒的醬汁，搭配香烤玉米餅。他心滿意足說：「太好吃了！」接著又說，朋友建議他這陣子別接受採訪，朋友說常上報不好，所以最近他很少曝光。不過他一直很關注有關他的報導，總是讀得很仔細，可惜總一再讀到從沒改過來的說法。報導上說他是個「神童」，是位早慧的「青年新星」。凱曼皺起眉頭，繼續用力嚼。可是，他都三十二歲了！如果沒記錯的的話，三十二歲時耶穌都發表《登山寶訓》了！但從沒有人稱耶穌為「青年先知」。神童的形象絕對是誤導，因為他有好長一段時間根本與成功沾不上邊。他的作家生涯曾非常困頓潦倒，現在大家全忘了。他常想起鈞特．葛拉斯跟他說的話；一年前在齊格飛．藍茨的生日派對上，葛拉斯一臉慈祥對他說：「現在起，你將邁入『每個人對你的了解都比你自己多』的階段。」
回顧過往，或許只能用「冥冥中自有定數」來看待人生發展──凱曼引用叔本華的觀念補充。前塵往事，似乎沒有一件是偶然，一切都順理成章。就好像當初他之所以跨進作家這行，如今之所以這麼成功，全都是理所當然。
他的第一本書《貝爾宏姆的想像》（Beerholms Vorstellung）由維也納一家小出版社德意迪克（Deuticke）出版。當時凱曼才二十二歲，內容是描述一位混淆了虛幻與真實的魔術師，結果一本也賣不掉。他的第二本書散文集《陽光下》（Unter der Sonne）同樣乏人問津。但這兩本書卻受到托爾斯騰．阿倫德（Thorsten Ahrend）青睞，當時他是大出版社書亢（Suhrkamp）的審稿人。不久後，凱曼就收到一份簽名極工整、字體奇小、署名為齊格飛．溫賽德（Siegfried Unseld，書亢當時的老闆）的合約，打算簽下他的新書《馬勒的時間》（Mahlers Zeit）。這本書描寫一位狂人，一位物理學家，自以為解開了時間的秘密，但他的行徑卻讓人分不清，他到底是真有驚人發現，還是根本瘋了，精神錯亂了。拜大出版社書亢之賜，這本書還舉辦了朗讀會。「空蕩蕩的圖書館內，書店的人沒來，書商的人也沒來。」作家望著台下空蕩蕩的座椅，只有幾位臨時被主辦人叩來充數的親朋好友，他們坐得離講台遠遠的，極不耐煩地聽他演講。
《馬勒的時間》出版，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慘。出乎意料之外：因為九年前，也就是這本小說出版時，正值年輕作家竄起之際，多本處女作接連大賣，新銳作家一個個荷包滿滿。唯獨凱曼，他那跨越真實與虛幻，主題圍繞著天才之瘋狂與哲學之荒謬的小說，顯得那麼不合時宜。當時是流行文學的天下，內容傾向迎合淺顯的消費市場，風格類似柏林酒吧裡那股頹廢調調。於是，凱曼在同行中，在一堆新竄起的文學明星中成了異類。不但擁有可悲的高學歷，還飽覽群書，乃具有專業素養之文學與哲學碩士，中斷的博士課程專攻康德，還寫了三本找不到讀者的書。
再試一次：《極遙之地》（Der fernster Ort），凱曼最大膽的作品之一，故事環繞著保險從業人員朱利安的生活。但小說一開始就描寫朱利安在游泳時發生意外，接下來整本書也沒再提起，讀者根本無從判斷主人翁是人還是鬼。小說默默擺在書店的偏僻角落，直到被撤走，好像根本從沒被寫出來過。凱曼笑著說：那段日子，他真的睡不好。
侍者撤走餐具，凱曼點了杯義式濃縮咖啡，為午餐畫下完美句點。他頷首微笑，既友善又有禮貌地等我提問。凱曼予人的印象真的是有教養，又完全沒架子、不傲慢，非但如此，還有點害羞，長手長腳讓他偶爾顯得有些笨拙，但就是這樣的不完美更令人覺得舒服、真誠。他說起話來完全沒有咄咄逼人的斬釘截鐵，而是一臉認真的像在思索，像在自我探究。可一旦提到他深感興趣的字眼，或某段他極為認同的話，他又會立刻容光煥發、神采飛揚。
有次我們碰面時，單是「不好」（ungut）這個字就讓他思考了半天。他問，為什麼「不好」這個字聽起來比「糟糕」（schlecht）還奇怪？還有一次，他為了一段話又探究良久，那段話是美國知名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一次活動上向他提到的。當天兩個人聊到時下文學作品崇尚的簡潔風，此風格導致了原本深刻的意義完全隱沒在字裡行間，乍看之下像偉大的藝術，但全面使用短句描述日常觀察，無疑是模仿海明威和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梅勒無奈地說，蹩腳的模仿將成為文學主流，接著又感慨地補上一句：People make too much of a simple style──大家對簡潔風的推崇已言過其實。
至於那天在十字山的聚會，占據凱曼思緒的是「成功」。成功能改寫過去，能把過去美化成展翅高飛前的必要階段。但並不見得好：「大家總是人云亦云地說，失敗令人謙卑，成功叫人狂妄。」但事實剛好相反。失敗令人痛苦、難過、傲慢、聰慧而敏銳。相反的，成功令人溫和、寬容，讓急切的心得以平靜，憤怒得以止息，卻也讓人變得虛榮。
二○○四年底，凱曼完成了《丈量世界》。「從那時候起到現在，有超過兩年半的時間我沒寫出自認為成功的東西。」但他一點也不緊張，依舊對寫作充滿信心。尤其這幾天，他覺得有些地方寫得相當不錯；故事的情節開始彼此交織，發展出全新的、令人滿意之物。
我很好奇，他幫新書取好名字了嗎？通常書名就能一窺全書梗概。他有點勉強地把視線從桌面上移開，抬起頭來說：《名．聲》（Ruhm）。
凱曼第一本獲得市場肯定的作品，是二○○三年出版的《我與康明斯基》，時間上比《丈量世界》早了兩年。素有德國書評教皇之稱的拉尼奇，在海登萊希主持的文學節目中公開稱讚《我與康明斯基》，此舉大大助長了銷量。書中主人翁是一位名叫車爾諾的記者，他打算為老畫家康明斯基立傳，並無所不用其極地想挖掘老畫家生平不為人知的情史與秘辛。同樣的主題，在凱曼的新書裡將再次層層審視。不過，這次不是立傳而是人物專訪；《時代週報》打算為書中主人翁做一次人物專訪，哈，顯然發生在我這篇凱曼專訪之前。那篇人物專訪大致如下：「有本雜誌想專訪里奧．李希特，篇幅八頁，加上兩大張照片，甚至想拿他當那期的封面人物。他毫不猶豫答應了，但一答應就後悔了。」
里奧是位作家，凱曼新書《名．聲》的主人翁。凱曼說，這個構想產生於維也納的一家咖啡館內，亦即約瑟夫城區的艾莉斯咖啡，也就是我們約好第二次碰面，要一起吃燉牛肉的地方。
年邁的侍者走起路來已經有點不穩，但完全不影響他散發出來的威嚴。雖然有點駝，但他一次總端好幾瓶飲料和好幾個杯子全場穿梭，穿梭在眾人的吞雲吐霧中，穿梭在擺滿桌椅、連角落都有座位的餐館內，放眼望去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男士大多穿著吊帶褲，習慣以沾濕的手指翻報，一個個表情莊重，另外還有個頭髮染成紫色、高高挽起的老婦人，她正在小聲地自言自語，似乎有些不悅。凱曼的小狗努雪奇，一隻混血狗，湊近老侍者的褲管，邊嗅邊發出低沉的悶吼。老先生不動聲色將汽水和咖啡慢慢放到桌上，然後，步伐雖小，卻加快速度朝其他桌而去。
凱曼說，他之所以把狗帶來，因為牠很適合出現在專訪裡！老是吃吃喝喝，多條狗畫面應該會活潑一點。努雪奇是隻孤犬，在西班牙撿到的。西班牙？喔，他有時候會去，純屬私人行程。這沒什麼好探究的，他也不需要將所有事公諸大眾。重要的是在西班牙收養了這隻狗。
努雪奇發出低低的咕嚕聲。當時是二○○八年一月，凱曼的心情極佳，他表示，新書寫得很順利，應該很快能完成，這本書他自己很喜歡。接下來，凱曼將依約細數家族史：擁有導演父親、演員母親的凱曼，出生於一個充滿藝術家氣息的奧地利望族。
凱曼的祖父愛德華是猶太人，任職於維也納電信局的高階公務員，公務之餘還出版了兩本未受矚目的表現主義小說，兩本書各有一個奇怪的名字，一是《從鮑立到棕枝主日》（Von Pauli bis Palmarum），一是《法蘭西斯科．洪德先生的故事》（Der Roman des Herrn Franziskus Hondl）。納粹主政期間，家族透過賄賂和偽造證件得以倖免於難；他們宣稱自己只有一半的猶太血統。凱曼的父親，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導演麥可．凱曼（Michael Kehlmann）向兒子提起過，當時鄰居們是如何大張旗鼓、肆無忌憚地反猶太：為表達對「猶太人」的不屑，他們甚至拉著猶太人的頭去撞牆。但今天大家竟然說，這樣的場景不適合出現在電影裡！當時麥可與奧地利反對人士時有來往。有天晚上他們正在聚會，卻被當局查獲。麥可當場被捕，並關進了附屬於毛特豪森集中營的監獄；不過大戰結束前，家人早一步透過賄賂將他營救出來。
身為兒子的凱曼回憶道，其實父親很少提到那段日子，但肯定是因為這些發生在維也納的往事才讓父親決定前往德國，去德國的電視台任職。
很遺憾，凱曼說，父親無法親自感受到《丈量世界》的成功。最後那幾年他罹患了老人癡呆症，並於二○○五年十二月去世。凱曼是透過父親才得以進入文學世界：父親常手拿劇本，坐在那兒大聲唸給兒子聽。他非常熱情，交遊廣闊，熱愛群眾，喜歡上台，一點也不害羞，在餐館裡只要菜不好吃，就會立刻喊侍者來要他端回去。丹尼爾在某些方面跟父親恰好相反。他很容易害羞，不管要他當眾朗讀或跟人討價還價，他都得先克服心理障礙。
一九八一年，他們再次回到維也納。父親麥可接下主持約瑟夫城區劇院的工作。身為兒子的凱曼義憤填膺地說，因為某些人勾結和厚顏無恥的詭計，父親最後並沒有上任。雖然合約都簽了，白紙黑字，他們還是有辦法把父親硬生生擠下那位置。
麥可曾是風光一時的大導演，將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的小說《拉德茨基進行曲》（Radetzkymarsch）搬上大螢幕更讓他全球聞名。但後來，不但在舞台劇圈子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為他堅持要忠於原著，所以被視為手法過時，連在電視圈也無法立足，因為他最擅長拍高難度的電視電影，把當時的舞台劇改拍成電影，而這種節目根本沒人要看了。
凱曼說：父親的例子告訴他，一旦時代精神遠離了這個人，成功也就隨之而去。接著他忍不住一陣牢騷，慷慨激昂地罵維也納，罵奧地利，罵這個國家不斷敗壞的社會風氣，大家都滿肚子壞水、陰險狡詐，真是沒見過市面的鄉巴佬性格。他才不管人家怎麼說，說他罵的這些話是陳腔濫調也罷，說愛批評是他們這些奧地利作家的專長也罷，總之他不在乎。天性使然，凱曼又說，《丈量世界》在奧地利之所以不像其他國家賣得那麼好，真是奧地利人的天性使然！
（括弧裡這一段，我要先插播一件距當時還有五個月的事，亦即歐洲盃足球賽。比賽期間我們又在一家餐館碰面，不過這次是在柏林市中心。為了幫專訪找適當的橋段，我建議一起看奧地利對德國那場。觀賽時他肯定會發表些意見，我剛好可以引用。那天我們約在奧拉寧堡大街上的舊郵政局碰面，裡頭有一間俱樂部，我們坐在郵政局的拱頂下，碩大的螢幕就直接搭在壯觀拱頂下。那天現場擠滿了人，許多人揮舞著小旗幟，興致高昂地拿著啤酒直灌。比賽無聊到爆，最後德國隊終於射進一球，比賽結束。凱曼激動地說：「這樣不行！讓奧地利一比零輕鬆輸掉，幾年後他們一定會自認為今天是他們贏！」過一會兒，凱曼轉頭向我：「請務必把這句話寫進去。」比賽結束，亞歷山大．奧桑（Alexander Osang），《明鏡週刊》的紅牌記者碰巧也在，他朝凱曼走來，微微欠身後與凱曼握手。現場應該還有很多其他記者，他們應該都是跟著奧桑一起來觀賽的。）
那天的維也納之聚在生啤酒堆中結束，我們去的是一間以深色木板為裝潢主調的酒館。凱曼介紹兩個朋友給我認識，那是他從大學時代起認識到現在的好哥兒們。物以類聚，他們跟凱曼一樣很有禮貌、開朗親切。他們一個在奧地利標準局工作，負責測量，一個是程式設計師。凱曼的好友……一起成長的哥兒們，肯定知道不少他不為人知的趣事，引用他們的話肯定能把凱曼的個人形象勾勒得更清晰鮮明。
頭一個問題當然是：成功後凱曼有什麼改變？程式設計師不知所以地望著大家，然後說：「完全沒變。」另一個做測量的朋友聞言大笑：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當凱曼的朋友這麼久了，有沒有發生什麼印象深刻的趣事？兩人交談了幾句，又想了一下，程式設計師回答：「沒有。」
從事測量的朋友終於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他跟凱曼臨時起意，決定要到附近的山上爬山，但怎麼開就是找不到路，於是他們在農莊前停車，凱曼搖下車窗問站在路邊的農夫。農夫正想回答時，有一隻蒼蠅不偏不倚飛進他的嘴巴裡。
隔天我造訪了凱曼位於第一區的住處。凱曼住在維也納市中心一棟相當特殊的建築物裡，一棟充滿一九三○年代新客觀主義風格的十二層建築物。屋內布置得簡單樸素，不過工作室裡有一組好大的電腦。凱曼說，好友的傑作！此話一出立刻讓我想到：前一晚那兩個朋友的口才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或許因為太熟，他們早視一切為當然。凱曼手裡端著一杯茶，為了解酒，解昨晚的生啤酒。另一頭是堆滿紙箱的走道，努雪奇在那裡很不安分地跑來跑去。許多大型紙箱堆疊在一起，好壯觀，簡直像座小山。
我半開玩笑問：裡頭藏的是什麼啊？凱曼說：這個啊，《丈量世界》的贈書啊，每次再版，出版社就會依約寄來一定的冊數。這些書，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幾個月後，凱曼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他在奧格斯堡劇院將有一場演講，內容將會相當大膽。「奧格斯堡布萊希特系列活動」的主辦人劇作家阿爾貝特．奧斯特邁爾（Albert Ostermaier）邀請他七月底去演講。
一場聲勢浩大的盛會，除邀請德國流行樂天王赫伯特．格內麥爾（Herbert Gronemeyer）透過衛星電視連線演唱布萊希特的作品外，還將舉辦無數場朗讀會與座談會，並安排一位美籍女士從美國專程飛來奧格斯堡擔任意外嘉賓，並擔綱一場朗讀表演，許多政治人物將蒞臨致詞。至於凱曼，他負責開幕演講。非去不可，因為他已經答應了。這種文化活動，無一例外叫人難受，而且還浪費時間，政府出錢讓所有人出來排排站「共襄盛舉」，很典型的德國作風，作家們只好乖乖配合。
開始致詞。奧格斯堡市長目光炯炯望著台下滿座，一片鴉雀無聲中他揮舞雙臂，慷慨激昂地說：奧格斯堡乃文化之堡壘，布萊希特，奧格斯堡之子，是他們最具觀光價值的寶藏！接著上台的是奧斯特邁爾，詩人兼此次活動的主辦者，其人高挑清瘦，渾身散發存在主義者的氣質，他充滿感性的娓娓道出對這次活動的犧牲奉獻，甚至殫精竭力住進了醫院。簡直生死交關！但此刻，他又站在這裡！即時康復！為了奧格斯堡！為了布萊希特！為了戲劇！綠黨官員克勞蒂亞．羅特（Claudia Roth）代替不克出席的德國足協主席特奧．茨旺奇格（Theo Zwanziger）唸了一份賀詞。賀詞上寫著：足球與布萊希特之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共通性，前者在草地上表演，後者在舞台上表演。
就這樣，一小時過去了，開幕致詞剛結束。接下來輪到丹尼爾．凱曼，穿著黑西裝的他走上舞台，一臉自信卻表情嚴肅，他望著台下觀眾，語氣堅定地說：首先他想提醒，布萊希特乃殺人魔王史達林的信徒。在此我們真該慶幸，世界沒有變成布萊希特期望的模樣，因為在他期望的世界裡，不存在選擇自由與言論自由。布萊希特──簡直是在暗指這次活動──可不能等同於文學界的切．格瓦拉流行衫。凱曼語氣強悍到像在質問觀眾：為何時至今日，身為民主信徒依舊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掌聲如雷，久久不墜，接著歡呼聲四起。坐在第一排的奧斯特邁爾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面向觀眾，臉上堆滿笑容拚命鼓掌，一位女士從觀眾席中衝上舞台，獻給凱曼一大束花。緊接著是中場休息，凱曼被劇場人員和觀眾團團包圍。許多人帶著書來請他簽名，但更多人圍著他是為了恭賀他演說成功。凱曼充滿自諷意味，半開玩笑說：真高興，如今文化界再也不可能有人言行失當，就連想製造點驚世駭俗的醜聞也不可能了。真是一片祥和啊！果不其然，突然有人抓住他的手臂，是位聲音洪亮的老先生。他說：我是奧格斯堡人！是布萊希特的崇拜者！是凱曼先生您的崇拜者！好棒的演說！比我預期的還精采……
凱曼的新書《名．聲》終於完稿，副標為「一本小說，九個故事」，九個各自獨立又互相關聯的故事：作家里奧．李希特在國外進行令他痛苦萬分的巡迴演講。另一則故事的主角是里奧筆下的一位女士，她竟然跟自己的創造者，也就是作家討價還價，要求修改劇情。這本書簡直鬼影幢幢：主人翁們都快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活在哪個世界了，但隱約中似乎又了然於心：他們正在跨越既定界線。一下子是能主導故事的神，一下子又恢復成書中角色，淪為任人擺布的傀儡。
凱曼不只一次說過，他其實不喜歡德國戰後文學，因為戰後文學的重點總擺盪在社會運動和聲韻詩上。凱曼想突破的不是句法，而是真實性，就像以卡夫卡為依歸的南美作家一樣，比方說波赫士或馬奎斯，他們想取消白晝與黑夜的界線，清醒與夢境間那壁壘分明的真實性。
《名．聲》是一部結構上極其天馬行空，又兼具娛樂性的書。作者從意想不到的牽連中交織出全書整體結構，建構出一個與本書主題「名聲」同樣脆弱的世界。一個享譽國際的大明星，有一天他的影迷竟然不認識他了；一名到遙遠亞洲旅行的女作家竟然無故消失了。當然還有最後的幸福時刻。無論是在凱曼的小說裡，或里奧的小說裡，我們都能讀到：當主人翁終於放下永無止境的野心時，幸福就在眼前。
「到處充斥著這樣的虛榮；奮鬥不懈只為虛榮，腐朽敗壞只為虛榮。」凱曼在《馬勒的時間》裡寫道，「人應該懂得適時放棄。成就一切的關鍵在於適時放棄。」《我與康明斯基》裡被虛榮心驅使的記者車爾諾，在故事最後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他若有所悟地望著大海：「天空低沉，但遼闊。浪花漸漸沖散了我的足跡。要漲潮了。」
第一次在十字山的綠魚餐廳見面時，凱曼就說：除非看待成名能像看待失敗一樣，皆待以沉著的平常心，否則成名將變得難以忍受。或許這正是默默貫穿其新作的核心思想。這麼說雖然有點荒謬，但這本書彷彿是本老年之作，一本閃耀著智慧光芒、令人讚嘆不已的晚年之作，他在書裡終於放下了年輕時的野心，戰勝了心底的恐懼，只不過這次是藉書中人物之口，以他們的觀點來旁敲側擊。主人翁里奧是位作家，女友要求他：「別拿我當範本。別把我寫進故事裡。」
「但那本來就不是妳，」他反駁道。
「就是我。即使不是我，卻依然是我。你心知肚明。」
亞當．索波欽斯基（Adam Soboczynski）
一九七五年出生於波蘭。在波昂、加州柏克萊、蘇格蘭聖安祖修讀德語文學與哲學，二○○五年以研究克萊斯特獲得博士學位，二○○七年起擔任《時代週報》編輯。曾獲得Axel-Springer記者獎與德國波蘭裔傑出記者獎，出版過兩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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