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戮的艱難

死刑是一種誘惑。 有正義感的人， 多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一種實現正義的方式…… 　　我們心裡都有一把尺，衡量罪惡與正義。 　　但是當我們執行了死刑，我們還能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嗎？ 　　始於法務部長王清峰下台，2010年死刑議題自此開始延燒，媒體與大眾輿論在殺與不殺之間擺盪。作者張娟芬親身採訪死刑犯，讓大眾看見死囚在罪刑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並於此書回溯沸沸揚揚的2010年，剖析台灣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上尚存在的缺失與不健全，讓大家深思以暴制暴之下暗藏的問題。本書提供一個空間更寬廣的思考平台，讓社會大眾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衡量生命的重量。 　　本書分為三部分，開闢這個議題更寬廣的思考路徑： 　　第一部 思考 　　死刑議題不是非黑即白。它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也牽動深刻的情緒。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從作者自己的對死刑議題的深刻思考，到與一位只想知道何謂愛的真諦的死刑犯，作者讓我們看到死刑議題最不為知的一面，讓死刑與廢死之間的思考空間舒展開來。 　　第二部 行動 　　2010年是關鍵的一年，法務部長因堅決不執行死刑而下台，國內死刑議題於是以前所未有的討論熱度浮上檯面：在這槍聲響起的時刻，作者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換上來的是與時間賽跑的急切......作者在一整年中，緊緊跟隨著一連串發燒的新聞議題的脈動與發展，寫出了一篇篇發人省思的文章。 　　第三部 見證 　　死刑令在下達之前，經過了哪些程序？是否每一個案子都真的被好好地對待？媒體是否有中立、如實地處理這些案件？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在對死刑思考的同時，作者也提供她的細膩觀察，把法律與媒體的現實呈現在我們面前。 　　司法制度與媒體，都是與民眾每日生活密不可分的角色，人民的生活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一方面也受到媒體的觀點所影響。影響一環扣著一環，作者細說了目前司法制度在執行死刑這件事上仍有的缺失，也透過豐富的資料蒐集，詳實剖析了媒體對死刑議題的觀點，讓社會大眾能看清媒體所建構出來的死刑輪廓，並對死刑的看法更加明確與清晰。 作者簡介 張娟芬 　　丹麥阿胡斯大學與德國漢堡大學聯合授與新聞學碩士。參與社會運動多年，因為蘇建和案的因緣，關注司法改革等人權議題。 　　作品曾獲中國時報十大好書、聯合報年度選書、台灣文學獎。現專職寫作，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等書。

　　張文貞（台大法律系副教授）
　　張妙如（作家）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錢建榮（桃園地院法官）
　　顏厥安（台大法律系教授）
　　蘇友辰（「蘇建和案」義務辯護律師）
　　顧玉玲（社運工作者）
　　顧立雄（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律師）

　　聯合推薦

　　「我們要讓殺人犯知道用殺來解決事情是錯的，但為什麼我們也用殺來解決他們？這本書值得你換另一個角度思考。」

—張 妙如（作家）

　　「民主化二十多年，我們太需要重新理解人權、正義與罪惡到底是什麼，太需要認真反思『人』的意義。尤其在『殺戮的艱難』之外，在台灣還有『討論死刑的艱難』。還好，我們有娟芬一路堅定地用清晰的思考與動人的文字，跟我們說故事，講道理。」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新新聞週刊副總編輯）

推薦序 〈不殺人難嗎？〉     李念祖律師
自序

第一部  理念
殺戮的艱難
繞著死刑走一圈
我只願意為妳朗讀

第二部  行動
被害人保護與死刑爭議
無罪推定原則不能讓步
暫停死刑執行才能避免錯殺
檢察官與法官犯錯，全民埋單？
莫忘林瓊嘉！
從制度面支持被害者家屬
馬政府的聖經
大法官的成長
廢死聯盟致台灣的公開信
飄洋過海來看你
從「受害者」到「反抗者」
盧正你在嗎？
湯英伸案的意義

第三部  見證
廢死釋憲的折返跑
媒體的廢死觀點

跋

謝誌

自序

1

　　曾經，我對死刑沒有定論。因為寫《無彩青春》，我認識了一些司改會的朋友，他們邀我去參加一個關於死刑的讀書會。我知道他們反對死刑，所以事先聲明：「我還沒決定喔。」他們說：「沒關係。」

　　那時候他們叫做「替代死刑推動聯盟」，簡稱「替死聯盟」；讀書會，順理成章的叫做「替死讀書會」。

　　有一次我們看《鐵案疑雲》。那電影是說幾個反死刑的運動者，密謀策劃了一件假的謀殺。凱文史貝西假裝姦殺了他的女性朋友，他們把犯案過程錄下來，證據也都齊全，果然被判死刑。執行了以後，錄影帶的另一部份才被寄到一位記者手上，原來那名女子是自殺的，凱文史貝西並不是兇手，但他已經被當作兇手處決了。真相是：那位女子已經癌症末期，死期可待；而凱文史貝西因為被學生誣告而丟了教職、家庭破碎。這兩位反對死刑的戰友，各自有不想活的理由，遂把自己剩餘的生命捐出來，告訴大家「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而且等到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不及了。

　　參加讀書會的人未必彼此熟識，但顯然大家都過得不錯，看了《鐵案疑雲》，人人面面相覷，「反死刑要反到那樣啊……？？？」我們發現我們都不願意「替死」，所以開玩笑扯來扯去，讀書會就改名叫做「怕死讀書會」了。

　　「怕死讀書會」教了我很多事。我對死刑有疑問，但我對於反對死刑也有疑問；而「怕死讀書會」最難得的，就是提供一個友善而開闊的思考空間。沒有人催促我趕快選邊站，也沒有人責怪我怎麼政治不正確；大家就真的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拋出來，互相聽一聽，自己想一想。在這樣的滋養與激盪中，我寫出這本文集裡的第一篇〈殺戮的艱難〉（2005年）。

2

　　寫了〈殺戮的艱難〉以後，更進階的問題冒出來了：理念歸理念，那現實呢？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案子在台灣被判死刑？我訪問了一個死刑犯人，寫成了這本文集的第二篇〈繞著死刑走一圈〉（2006年）。

　　為什麼是鄧武功？我挑了他，只因為他不要協助，要死。我挑他也因為我不想刻意挑一個惡性特別重或特別輕的；就只是隨機地，挑一個。沒想到那訪談裡頭卻藏著某種很有力道的東西，我回來簡直下筆不能自休。我寫東西向來慢，通常要像擠牙膏一樣，而且還是那種根本已經用完了的牙膏。跟鄧武功談過以後卻竟然不是，想法奔騰流瀉而出，成為一個少見而珍貴的寫作體驗。

　　我不認識他但是我卻很有感覺。大約是見證了一個人把他的人生弄壞了，如此真實。日後雖更深刻地感受到死刑議題的力道，但是這個力道的初體驗，是鄧武功。

3

　　這個訪談經驗，後來不時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呼應，例如《為愛朗讀》。那是一個法律學者麥克與納粹戰犯韓娜之間的故事。麥克年少時巧遇中年女子韓娜並發展戀情，多年以後在法庭上，他赫然發現她曾經在納粹集中營裡擔任守衛。年輕的法律學者迷惘了，過去的愛戀他還記得，可是她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呢？他在小說裡喃喃地獨白，他想要譴責她，卻也想要理解她，但這兩件事情互相衝突。

　　這樣的兩難，我了解。我清楚的記得，當我想到死囚處境的艱困與孤寂時，我感到同情；但這個同情隨後受到理性的控管，我覺得如果我對罪犯有過量的同情，就是對於受害者的不敬。與《為愛朗讀》裡的麥克一樣，我想要尋找一種符合正義觀的方式去理解罪犯。不是不帶價值判斷；他們犯了罪殺了人，我面對他們的時候，不願意有一時半刻假裝沒有這回事。我帶著一定程度的價值判斷，但亦留存一定的空間，想知道他怎麼了。理解不是為他脫罪，不是為他申辯；是看看能不能在訪談中稍微靠近他一點，把他心裡深一點的感受表達出來。

　　納粹罪犯韓娜最後誠心悔過，選擇自殺，然而她的醒悟，來自獲得知識啟蒙之後的內心譴責，而不是外加的重刑。這個故事犀利地呈現出刑罰與審判的有限性。於是我寫了〈我只願意為妳朗讀〉（2009年）。

　　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寫在死刑爭議爆發之前，而其論述形式，或多或少都有著迴旋往復的辯證，如同舞蹈一般。我覺得這個議題就該這樣談——它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選邊站的遊戲。死刑議題牽涉到深層的價值選擇、正義觀、人性論，也牽動深刻的情緒。討論死刑，需要比其他議題更大的思考空間，以及更長的醞釀時間。誠懇而開放的討論態度，更不可少。

4

　　2010年，對於廢死運動來說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第二部分的文章，就寫於這個巨變之中：在執行壓力高張的時刻、在名嘴喊殺的時刻、在槍聲響起的時刻、在釋憲不受理的時刻。這一系列短文明顯有著介入社會對話、影響公共政策的企圖；不再有舞蹈一般的舒緩了，倒常見與時間賽跑的急切。

　　在2010之前，死刑始終是個冷門議題，廢死聯盟辦了兩屆「殺人影展」、出小冊子、在報紙上投書、做網站。這些與大眾對話的企圖，雖然一步一步地進行著，但還是淹沒在資訊的海洋裡。這種感覺，所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應該都很熟悉：最草根的那些努力，是不會被看見的，因為媒體不會報導。

　　2010年，死刑議題忽然像火山爆發一般炸開了。報紙頭版（甚至連續好幾個版）、電視新聞（每個小時，同一件事情說了又說）、談話性節目，都是死刑議題；大街小巷裡，隨便坐下來吃個飯，都會聽到隔桌在討論死刑。

　　這個議題得到關注，我們求之不得；但是，關於死刑的討論空間，卻急速地壓縮。支持死刑的聲音是民意的主流，這並不意外，輿論偏向死刑也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現行的死刑制度還有很多缺失，媒體全不報導，社會大眾也不在意。令我擔憂的不只是媒體傳遞的片面訊息，更是台灣社會全面保守化的趨向：一時之間，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

　　在2010年，「慈悲」是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庶民」對國家的信任，也臻於頂點。

　　2010年，因此成為這本文集的分水嶺。第一部份在山那頭，我是一個思考者：我提出對死刑的質疑，期待這樣的擾動可以促成讀者的進一步思考。我並不急於抵達某個思考的終點，也不以為我已經擁有終極的答案。第二部分在山這頭，我是一個行動者，我看到現行的死刑制度違背正義，但是執行卻已經箭在弦上；殺了一批以後，還打算殺下一批。作為一個民主政體裡的公民，我有無法迴避的道德義務，要大聲疾呼：慢點殺！

5

　　我還有第三個角色，就是記錄與見證。

　　死刑的爭議，到了五月底大法官會議不受理廢死釋憲，差不多大勢底定。兵荒馬亂的忙了一場，我們有太多話來不及說，太多事情來不及解釋，日子就在搶救、搶救、搶救之中過去。我當初參與的「替死聯盟」，已經改名為「廢死聯盟」；我也從一個游離分子，變得越來越涉入。在廢死聯盟最被妖魔化的時刻，除了並肩作戰以外，實沒有別的選擇。謾罵攻訐，我們可以靜待群眾冷靜下來；但更多更根本的誤解，例如把聲請釋憲當作是「傲慢」、「不尊重民意」，則是需要釐清的大是大非。因此我寫〈廢死釋憲的折返跑〉，回顧廢死聯盟如何透過釋憲，提出對台灣死刑制度的總體檢。

　　媒體在這裡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我寫〈媒體的廢死觀點〉，用新聞學的「框架理論」來分析，這段時間媒體報導著重什麼、忽略什麼。這兩篇長文，寫於死刑風波稍歇之時，細細記錄廢死運動的足跡，以為歷史見證。這是文集的第三部分。

　　新聞淡了，成為歷史。但是曾經燃燒的生命，不會只留下灰燼。2010是轟轟烈烈的一年，或許您我都曾經隨著媒體的激情報導，而情緒起伏。於年末出版這一冊小書，不只是要留住燃燒時發出的光與熱，更希望台灣社會對死刑的思考不要停滯。

　　對於一個嚮往正義的人，死刑多少構成一種誘惑。如果您還沒決定要支持還是反對死刑，如果您心裡還是有七個支持與八個反對死刑的理由，老實說，我覺得很正常。但是下次輿論又喊殺的時候，我們至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 。

1 湯英伸還是王文孝？

出了《無彩青春》以後，第一場演講就有人問我：「妳對死刑有什麼看法？」我心裡「唉呀」一聲，感覺好像作業還沒寫完，就被老師點到名了。

提問的確實是一位老師。那是一個為國中國小老師舉辦的人權營。

我知道反對死刑才是政治正確的。先進國家都已經不執行或正式廢除了死刑，而且我認同的多數社運人士都這麼主張。理由之一是：許多死刑其實是誤判。理由之二是：生命無價，不能以任何理由剝奪。理由之三是：將人處死只是無意義的報復，使人悔悟豈不更好。理由之四是：犯罪有那麼多遠因、近因，為什麼罪責卻僅由罪犯承擔？理由之五是：死刑並未嚇阻犯罪，更沒有解決問題。理由之六是……。

一定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的，但是我想了想，抬起頭來對「老師」說：「我不知道。」

有一些時刻我是希望有死刑的。有一個朋友借我一本古怪的攝影集。或者說，是一本照片簿子。那是五○年代的一個美國警探，不知為什麼蒐集了好多死亡照片，做成一本剪貼簿，裡面全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死像。上吊的，開槍自殺的，生怪病死的。當然也有很多被謀殺的。

每一幀照片旁邊，怪警探會用老式打字機註記簡單的案情。有幾張照片看過就不會忘記。其一是一個女人被大卸八塊，手臂從關節處裁下來、胸腹中間整個剖開、陰部被割下、鼠蹊與膝關節處都切開了。兇手是個廚師，典型「傑克開膛手」那種恨女人、殺妓女的犯案手法。其二是一個亞裔女人的臉部特寫，右眼還睜著，左眼及以上的頭殼已經被打爛了。兇手是她先生。其三是一個女人肚破腸流、面目全非。警探的註記說明，她先生因懷疑她不忠，當著她母親的面殺她，她尚未死絕，他便已動手分屍，並用絞肉機重擊她的臉。

我得很努力才能提醒自己：年代久遠，當初的辦案技術想必粗糙，裡面應該有很多「兇手」其實也是被冤枉的。即使如此，看到那些嫌犯無罪開釋的案子，我還是感到餘怒未消。我從來沒有這麼期待死刑。

有一些時刻，我找不到理由說：「不要處死刑」。例如，就說王文孝吧。看過了吳銘漢夫婦命案的現場照片，也看過他們的頭顱骨，那刀痕，下手的力道，歷歷在目。我自問，假如王文孝還沒執行死刑，那我會怎麼說？殺？不殺？

王文孝是個沒人疼愛的小孩，關於他的悲劇，想必在血案發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經開始了。他被槍決以後，他的父親甚至拒絕收屍。我對於他的人生未必沒有同情，但是我也想到他最後所寫的那份覆判狀。先前他至少承認他是主謀、他提議去吳銘漢家偷東西；在覆判狀裡他忽然改口說蘇建和才是主謀，他只是「無意間」提供了作案地點。先前他至少承認他因為驚醒了吳銘漢，一時慌張便下手砍殺；現在他忽然改口說是吳銘漢先向他衝過來的，他只是為了自衛，所以希望改判「過失殺人」。

王文孝沒有悔過。他殺死了人，還誣賴說是死者先動手；他沒有誠懇的面對自己的錯，沒有負起責任，對那些被他傷害的人，也沒有感到歉意。這怎麼原諒？

得先有一句真誠的「對不起」，然後才可能有一聲寬容的「沒關係」。那叫做原諒。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揚長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對自己咕噥說：「就當作是被兒子打了」，那不叫原諒，那叫阿Q。當罪犯還在諉過卸責，我們要從何原諒起呢？

我也記得湯英伸的案子，雖然已經快二十年了。原住民青年隻身到台北找工作，職業介紹所讓他到洗衣店幫忙。他做了九天覺得太累，打算索回他的身份證與九天的工資，不幹了。結算工資時才發現薪水還不到職業介紹所承諾的一半，而且洗衣店老闆說，他可是付了仲介費給介紹所的，湯英伸才做九天，得賠償他的仲介費。算起來，湯英伸倒欠了一筆錢，所以老闆不肯還他身份證。兩人爭執、扭打，湯英伸隨手拿拔釘器重擊老闆，以及聞聲前來的老闆娘與小女兒。三個人都死了。

湯英伸是個力爭上游的原住民青年，出身於部落裡受敬重的家族。他英俊，聰明，人緣好；會寫歌，彈吉他，撐竿跳。殺人是一時衝動的偶然，原漢的不義結構卻是存在已久的必然。這是一齣再典型的不過的悲劇，而湯英伸再貼切不過的詮釋了悲劇英雄的角色。

他被判死刑。許多社會人士高呼「槍下留人」，但救援失敗。他的痛悔，現在看來仍然那麼真切：「我不奢望會得到法律什麼寬容的制裁？甚至那極惡毒的制裁，我也應當接受。」「一切後悔已經太遲了，但我仍然希望，在雙親的心目中，我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縱使這是全然不可能了。」

湯英伸是死刑犯裡的模範生。王文孝則是死刑犯裡的不肖子。反對湯英伸的死刑大概是比較沒問題的，至少我反對；但我們反對王文孝的死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