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看見我：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早年回憶 Minnena ser mig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唯一回憶錄 特朗斯特羅默是詩人的詩人——馬悅然 　　托馬斯的寫作不存在進步與否的問題——他一出場就已達到了頂峰……——北島 　　對於托馬斯來說，想到「我的一生」這幾個字，就彷彿看到一顆彗星。如今年逾八十歲的他，位在彗星的尾端；而彗星的頭代表著童年和青春期，也就是決定了生命最重要特徵的階段。這本書，托馬斯回溯過往，就是要說出這段至今引領他繼續走向未來的過去。 　　從博物館、小學、戰爭、圖書館、初中、驅邪、拉丁文這幾個主題，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在早年生活的閱讀的興趣、憂鬱症的狀況、遭受罷凌的經驗等。這些標定生命重點的回憶片段，應當都夾帶著無比強烈的情緒，但作者寫來異常冷冽，讓這本「回憶錄」，讀來更像夢境。 　　本書譯者馬悅然為著名漢學家，亦為諾貝爾獎評審委員，除了讓這本托馬斯的經典著作首次完整問世，並且於附錄撰寫〈托馬斯最早的詩〉，協助讀者理解這段歷史如何銜接上托馬斯後來的詩人生涯，文中並譯出托馬斯第一本詩集出版前所寫的九篇詩作，是理解這位大師最重要的一手資料。 作者簡介 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Tomas Transtromer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31年出生於瑞典，23歲時發表首部作品《詩十七首》，轟動了整個瑞典文學界。 　　托馬斯的創作圍繞死亡、歷史、記憶和大自然等主題，作品的特色在於獨特的隱喻，詩人最有名的隱喻之一為：「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 　　1990年，因中風而幾乎失去說話能力且右半身癱瘓，但他仍持續創作並用左手彈琴，1996年發表作品《悲傷的鳳尾船》，2004年再推出新作《巨大的謎語》。 　　2011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得獎原因是：「因為透過他那簡練、透通的意象，我們以嶄新的方式體驗現實。」（“Because, through his condensed, translucent images, he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 　　托馬斯一共發表了十二部詩集：《詩十七首》（1954）；《路上的秘密》（1954）；《未完成的天》（1962）；《鐘聲與足跡》（1966）；《黑暗中的視覺》（1970）；《小徑》（1973）；《東海》（1974）；《真理的障礙》（1978）；《狂暴的廣場》（1983）；《為生者與活者》（1989）；《悲傷的鳳尾船》（1996）與《巨大的謎語》（2004）。詩作已被譯成六十多種語言。

記憶看見我
博物館
小學
戰爭
圖書館
初中
驅邪
拉丁文
托馬斯最早的詩

譯者序
馬悅然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自傳性的文本《記憶看見我》，雖然出版於一九九三年，但是肯定完成於托馬斯一九九○年中風之前。《記憶看見我》八個篇章中，托馬斯敘述他最早的零星記憶，素描他母親與他最親愛的朋友、比他大七十一歲的外公，和小學、初中與高中同學、老師的畫像。托馬斯引領讀者進入他熱愛的博物館與圖書館，也讓讀者體會到十幾歲的他如何憎恨戰爭威脅歐洲文化的殘忍力量。這些快樂時光的記述，也伴隨著暗淡悲慘的絕望。

　　托馬斯讀高中的最後兩年，開始對文學，尤其是詩歌很感興趣。那時正是瑞典現代詩的黃金時代：自由詩替代傳統的格律詩。可是托馬斯選擇了他自己的路。他閱讀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詩時，精通了形式對詩歌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托馬斯的詩作經常借用自古代希臘與羅馬的格律。

　　托馬斯高中畢業三年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17 dikter)。他就讀高中時所寫的詩沒有選入《詩十七首》，因此我將這些詩譯成中文，列在《記憶看見我》正文之後作為參考。

M i n n e n 記憶

「我的一生。」想到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看見面前一道光線。仔細看，那光線真像一顆有頭有尾的彗星。彗星的頭，其最明亮的一端，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決定生命最重要特徵的幼年。我努力回憶，努力鑽進那時代。可是在這濃密的地區中移動很難，很危險，我感覺到我會接近死亡。再往後，彗星越來越稀疏，有越來越寬的尾巴。我現在處於尾巴的後端。寫這回憶錄時，我已六十歲了。

最早的記憶多半是抓不到的。僅是敘述的複述，記憶的記憶與突然的高潮所引起的情緒。
我最早的記憶是一種感覺，一種驕傲的感覺。我剛滿三歲，有人告訴我這很重要，說我現在長大了。我躺在一間很明亮的屋子裡的床上，然後起床在地板上走幾步，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我正在長大了。我有一個布偶娃娃，我給她取了我所能想像的最美麗的名字：卡琳．斯品納。我對待她一點都不像一個母親對待孩子。她更像一個朋友，或者我愛上的一位姑娘。

我們住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我們的地址是史威登堡街(Swedenborgsgatan)三十三號(現在改名為籬笆門大街︹Grindsgatan︺)。爸爸還是我們的家長，可他很快要離開我們。我們的家庭是相當「現代」的—從小我對父母就用「你」這個稱呼。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附近，在布萊金厄街(Blekingegatan)，轉彎就到。

我的外公，卡爾．黑爾默．魏斯特白格(Ca rl Helmer Westerberg)，生於一八六○年。他是一位領航員，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比我大七十一歲。奇特的是，他跟自己的外公的年齡差別是相同的，他的外公生於一七八九年：巴黎的居民猛烈攻進巴士底，瑞典貴族反叛國王的兵變失敗了，莫札特寫著他的單簧管五重奏。人類歷史上相等的兩步，漫長的兩步，可並不太長。我們搆得著歷史。

外公講的是十九世紀的語言。他很多的表達方式，今天的人聽起來會認為是非常過時的古怪。可是對我來說，外公講的話聽起來很自然。外公的個子不高；他有一對雪白的八字鬚和一副相當大而稍微彎曲的鼻子—「真像個土耳其人」，他自己這麼說。他的性情是比較活躍的，他有時候會生氣。但是沒人把他的發作當作一回事，馬上就過去了。他簡直不會嘔氣。其實他多麼願意和解的樣子，會讓人認為他是個三心二意的人。要是有人地裡談論別人的壞話，外公老會替那人辯護。

「爸爸，你當然必得同意那人是個壞蛋！」

「那我倒沒聽說過。」

父母離婚以後，媽媽跟我搬到福爾孔街(Folkunga gat an)五十七號。那座大樓容納、混雜著一群屬於底層中產階級的人。我對那大樓與其房客的回憶有一點像一場三○年代或者四○年代的電影。可愛的看門人的妻子和她那不愛說話且身體很壯的丈夫。我欽佩那看門人的一個原因是他曾被煤氣毒害過—那暗示他英雄般地接近過很危險的機器。

除了房客，很少人出入那大樓的大門。偶然會有醉漢在樓梯上睡覺。每星期會有乞丐按我們的門鈴兒。他們嘰哩咕嚕地站在樓梯平台。媽媽給他們塗上奶油的麵包，不給他們錢。

我們住的是五層樓。最高一層。除了到頂樓的門，樓梯平台上還有四道門。一道門上寫著「娥爾克，新聞攝影師」。作為一個新聞攝影師的鄰居，真給我一種時髦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