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１
既有全球視野，也跨文化：閱讀William H. McNeill的幾種方法
說到有關威尼斯的作品，你會想到什麼，一般人會想到的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我則聯想到英國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那本當代書寫威尼斯的經典之作《威尼斯》。但這不是一本歷史書，也不是一本旅遊指南，更不算是報導文學。它更偏向主觀、浪漫、印象派及作者的經歷；而不是以都市為主體的寫作。少有人會想到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
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麥克尼爾的大名，既熟悉又陌生，原因即在於他的著作豐碩，至今已經有三十幾部書。其中譯成中文的不超過五部，大家耳熟能詳的還是他的《西方的興起》和《瘟疫與人》，以及近來和他那研究環境史的兒子小麥克尼爾(J. R. McNeill)合著的《文明之網》。然而，我們對於他的瞭解其實相當有限。在中文學界裡，知道他曾經寫過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樣主題的一本書的人應當不多。更何況，《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本書出版在一九七四年，距今已經將近快四十年了。
本書不是麥克尼爾最知名的作品，卻是對於想要更進一步理解他日後史學著作理念的人不可或缺的一本書。要瞭解《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或許將它放在全球史寫作的光譜上來檢視，是個不錯的選擇。
全球史的出版在這十年間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關的研究討論與論文也正不斷地關注這段時間的史學變化。伊格爾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一書中，認為冷戰之後的歷史書寫有以下幾點變化：第一、文化轉向及語言學轉向導致了所謂的「新文化史」的興起；第二、婦女史與性別史的持續擴大；第三、在後現代主義批判的基礎上，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建立起新的聯盟；第四、對國別史研究的挑戰；第五、世界史與全球史的興起。這五個研究方向的轉變，其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響最為顯著。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史學界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對世界史與全球史的關注的不斷加強。
一九九零年代之後，世界史的寫作有兩個不同的走向。一個是開始較早，約在一九七零到一九八零年代，以佛蘭克(Andre Gunder Frank), 沃夫(Eric Wolf), 及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會科學家以及關心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產生影響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開端。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則代表第二種取向。他對經濟和政治因素的興趣不大，研究也不從歐洲中心論出發，而是樂於將更早年代的歷史涵蓋在內。直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後，「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這個名詞才變得較為流行。
這十年來，歐美史學界有關全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研究有增多的趨勢。這方面的著作有：索格納(Solvi Sogner)編的《理解全球史》(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霍普金斯(A. G. Hopkins)編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本德(Thomas Bender)編的《全球時代中的美國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曼寧(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過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cans Create a Global Past)；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 及艾律耶(Akira Iriye)合編的《全球史讀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除了史家作品外，也納入人類學及發展研究的文章；霍普金斯編的《全球史：世界與地方間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al and the Local,)； 吉爾斯(Barry K. Gills)和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編的《全球化與全球史》(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譯本見廣場出版，2012)。馬茲利什的《新全球史》( The New Global History)；史登斯(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剛出版的是薩克森麥爾(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視野下的全球史》(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ro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上述書籍的出版或許正可以反映當前西方史學的「全球轉向(global turn)」，而這種「全球轉向」的特色之一，即在於史學作品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或者說是史學跨越民族國家的領土疆界，朝著區域、大陸及半球等空間發展。
已有越來越多的史家開始撰寫全球化的歷史。這種興趣的轉變反映我們所處時代的是個變動的世界。如果說這種改變的動力大多是來自學術社群，那需求則來自新世代的年輕學子，他們漸漸為不受民族國家的歷史形式所束縛。霍普金斯更認為全球史的課題相當有潛力，因為它吸引了所有歷史學的次學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新的主題如汙染、疾病及醫藥都是熱門話題；而舊的課題如帝國也能重新檢視。
讓人更為期待的是，這是多年來首次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伙伴學科的重新連結。國際關係理論已經由新現實主義轉變到探索機構與想法。新經濟史則涵蓋了有關財產權、競租行為、交易價值、種族淵源、暴力，以及在政治不穩定的各種情況的重要論辯。
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教授歐布萊恩(Patrick O’Brien)則認為全球史符合我們當代的需求。他於二零零六年曾幫新發行的期刊《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寫過一篇長序〈歷史學的傳統與全球史回歸的當代必要性〉。這篇文章首先描述全球史研究的兩個取向：連結(connexion)與比較(comparisons)。而後觀察當歐洲的地緣政治超越了世界所有地區成為霸權時，早期歐洲與其他歷史傳統的中心書寫的特色。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所有的歷史學傳統對於西方的興起大多採取歌功頌德或回應的態度。全球史的回歸所影響的歷史敘事使得學界能夠有普世性的世界觀，並符合我們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我們目前所見到的全球史的發展目前仍是進行式，相較於其它史學領域的發展，它的資歷尚淺。在目前可見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大致歸納出幾點全球史的發展趨勢。首先，它挑戰了過去民族國家史的書寫限制，將視野擴展到地方、區域、國家、半球之間的彼此聯繫。其次，全球史的研究已經跳脫以往建立宏大體系與理論的框框，許多兼具有宏觀及微觀的文章開始受到重視。復次，全球史讓研究者帶有一種全球視野的角度看問題，因此類似上一波史學的「文化轉向」，促使了史學的各次學科有了新的研究取向，舉凡環境史、社會史、性別史、經濟史、外交史、教育史、醫療史都紛紛強調全球視野下的研究角度。 第四，研究者多為跨學科的學者，不限於史學家的專利，像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及地理學。第五，全球史專業學術期刊的出現，例如《全球史期刊》。最後，專門全球史研究機構的紛紛成立。
「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亦是近來學界關注的重點。這種研究兼顧了新文化史與全球史的研究特色。新文化史研究中有關「文化邊界」（cultural frontiers）與「文化相遇」的概念是近來研究文化交流常被討論的觀點。有關這個課題，近來台大教授陳慧宏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論」：評析中歐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視野〉一文有深入的討論。
陳慧宏提出兩個分析方向，一是關於「他者」（the other）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形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歐文化接觸的研究中，並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陳慧宏提出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歐文化相遇的研究，在過去與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不可避免地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之取徑來做理解。例如二○○七年柏克(Peter Burke)與夏伯嘉合編的近代早期歐洲文化史著作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便是將焦點集中在「轉譯」（translation）的課題上。在交往互動與溝通妥協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詞退居到較不顯著的位置。
此外，陳慧宏提醒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文化結構的定義是以文本為指標。她不認同某些學者所說的：「資訊的傳遞除了文本的形式，還包括地圖、各種物品和文化習慣等，但分析中心仍是文本，因為文本是留存下來的最重要資料。陳慧宏認為我們應當要參考夏提葉(Roger Chartier)的研究，要特別留意「文化產品」（cultural product）如書籍、圖畫和觀念等物質文化的材料。此外，她認為「相遇」一詞的深遠含意，應該是指向一種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間的接觸，以及意識性與隨機性的跨文化互動，而這也應是我們對整體跨文化交流歷史研究開發的期許。
有了對上述全球視野與文化轉向的研究取向的認識，我們就比較清楚該如何看待《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本書。就我個人而言，《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雖然不像近來的全球史著作，已經標舉出全球史這樣的史學旗號，但卻初步已經有了全球的視野，也關注到文化相遇的課題。
《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描述的時間長達七百年，從十一世紀到十八世紀。他選擇一般史家所忽略的東歐及南歐歷史。他認為這個地區的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永遠不會停止，而且還是歷史變遷的主要動力。而本書的主角威尼斯就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他們不僅是重要媒介，也是領導者。打從中世紀起，威尼斯人依賴貿易通商，他們就是拉丁世界連結希臘、斯拉夫和土耳其地區最根深蒂固的中間人。麥克尼爾在此書充分展現他過往寫《西方的興起》的功力，信手拈來就將羅馬語、希臘語、斯拉夫語及土耳其語的材料拼湊出一幅完整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或說是威尼斯帝國興衰過程的歷史圖像。
透過此書，我們終於可以弄清楚，為何如此一個小巧邦國，得以從一開始享有拜占庭帝國的特權地位，而在爾後幾百年間，透這些小型淡水湖中的一連串島嶼，憑靠位於亞得里亞海邊的優越位置，壟斷了地中海利潤豐厚的海外貿易。所以我們知道了許多相當精彩的威尼斯故事：威尼斯貿易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建立著名的國營造船廠；結合了拜占庭國家政策與義大利企業這兩個因素，使得帝國的遠距海上商業落入了義大利人手中。至於為何義大利人能夠長期佔據各種領導地位呢？一是低政治軍事開銷，二是義大利貿易城市的調動資源的方式。
在關注威尼斯的政經制度特色的同時，《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也將歷史場景拉到威尼斯以外的地去，注意到在一四八一年之後，鄂圖曼帝國已經儼然成為新秩序的強權國家，此處麥克尼爾已經提出了日後他另外一本重要著作《火藥帝國的時代》中，莫斯科大公國、西班牙君主國、伊朗薩菲王朝、印度蒙兀兒等海外帝國藉由火藥來支配世界的概念。然而，相較全球的軍事技術革命，地中海的海事革命，或許只是地區性的發展，但威尼斯依然是一股不可輕忽的力量。
在書中，麥克尼爾也從文化同化與排斥模式來看，在一二八二—一四八一年間，明顯受到威尼斯文化影響的歐洲區域。此時，歐洲有三種高度文化彼此競爭：哥德式、拜占庭式及蒙古---突厥式複合文化。到了一四八一—一六六九，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的情勢則開始走下坡。此一時期，歐陸勢力板塊移動，威尼斯不再是鄂圖曼帝國的對手。然而，最終重創威尼斯的因素，主要還是因為商船技術的落後、資源及食物短缺、行政體系的僵化、瘟疫的侵襲、艦隊失去優勢等等。
最後，到了一六六九年，歐洲創造力最為活躍的中心已經移到阿爾卑斯山北部，威尼斯人在海外的發展大幅縮減。城市的活動範圍也縮小至地方活動。此時的威尼斯已成為落後地區，活在過去的城市。然而，值得讚賞的是，儘管政經轉變如此巨大，威尼斯的文化力量仍處於顛峰。
由於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由盛而衰的過程中，都牽涉周邊其他國家的發展，因此各個階段的歷史面貌極其複雜，因此《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在閱讀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內容、敘事手法及格式，都非針對一般讀者而寫。也因為如此，本書對於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的歷史事實較過往許多文學作品有更多的描繪，相當適合對歷史典故有深度考據癖好的讀者深入閱讀。
有了《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中文譯本的問世，我想，威尼斯不再僅是一座平面的水上之都，也不是面具、貢多拉、猶太商人等名詞的集合體；而是一座擁有七百年歷史的活生生城市。正如同麥克尼爾在本書目錄之前的引文所說的：「她曾經掌握迷人的東方之境，也曾是西方的屏障門戶。她從未貶低自己高貴的身價。威尼斯，自由的長女。」
《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一書的翻譯出版，正提供了我們一個閱讀威尼斯的興衰歷史的最好選擇。
蔣竹山
(本文作者現職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２
威尼斯的經驗
作為芝加哥大學的校友，能夠為這本書寫一些心得是我莫大的榮幸。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而此一區域文明的傳播和發揚緣於對海洋的運用。從人類有記載的海權史來看，克里特（Crete，公元前二五零零—一二零零年）是地中海最強大與最早期的海權國家之一。克里特人口密集且成長迅速，由於該島多山，又剛好位於東地中海海上交通的樞紐地位，在戰略位置上有利於向外發展商業，同時又有利於攻擊與限制競爭者的商業活動。所以克里特人很早就向海洋發展以求生存。
腓尼基人（Phoenicians，公元前二零零零—三零零年）是第二批登上地中海海權舞台的民族。他們擅長海上貿易，航行到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在腓尼基人尋求新的貿易對象和新的原料來源之際，他們成為西方第一流的偉大航海者。在地中海沿岸以及一些島嶼上，他們所設立的通商據點紛紛成為新興的文化中心。迦太基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威尼斯是地中海海權國家的翹楚。因為威尼斯位於亞得里亞海旁，所以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和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國家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在一四五零年時，總共有超過三零零零艘威尼斯的商船處於營運的狀態中，其中大部分在必要時可以變成戰艦或運輸船。威尼斯政府要求每艘商船必須搭載特定數量的武器（大部分是十字弓與槍）及盔甲，商船的乘客也被預期在必要時可以武裝起來並進行戰鬥。船上的划手不是奴隸，而是從這個城市或是它的領地（特別是達爾馬提亞）中產生的。在每個教區中，當這些槳手離開之後，他們的家庭會受到教區中其他人的支持。另外債務人一般是在戰船上划船來償還他們的債務。在十三世紀末時，威尼斯已經變成全歐洲最繁榮的都市。在勢力與財富最顛峰的時期，威尼斯擁有三萬六零零零名水手來駕駛三三零零艘船，並且主宰了中古時代的商業活動。埃佛利德.馬漢(A. T. Mahan) 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在於六項海權發展原則的優勢—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型態、領土比例、海洋人口、民族性—威尼斯幾乎滿足了全部六項。
威尼斯還提供我們更多海權發展的歷史經驗。時至今日，透過麥克尼爾教授的這本偉大著作，它的故事仍然讓我們了解海權的發展對一個國家如何深具意義。
首先，威尼斯人告訴我們，海權的發展除了馬漢八零零年後歸納出來的那六項原則外，取決於國家科技力量的總和。另外，發展海權的動力會促使國家發展科技。人類為了安全地在海上從一地到任一地，需要當時最精密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以及製造工藝；為了在海上摧毀敵人，需要最強的弓箭，接著需要威力最大的火砲，然後是在水底潛行，接著是性能最好的飛機…二次大戰後，美蘇發現要爭奪海權，要能在更遠的距離發現敵艦並予以識別定位後，引導武器攻擊遠在艦上感測器甚至艦載飛機所能及距離以外的目標，更需要無遠弗屆迅速又安全的通信，衛星和軍艦一起成為國家海權的主要組成部分。然後這些用於發展海權的科技—無線電、雷達到太空、衛星及網際網路—早已超越軍事領域，無一不外溢到其他領域，促進了整體科學、技術及製造工藝的進步。
威尼斯船運版圖在十三世紀出現驚人的擴張，與船運技術及航海方法的重要變革息息相關。作者指出：「…或許改良的關鍵點在於引進更強力的操舵裝置，利用機械的優點，無論是滑輪或槓桿，發揮超過人類肌肉極限的力量。在古老的中古時代，歐洲水手駕船是在靠近船尾的部分划槳前進，這種設備受限於操縱者的力量。大船需要可省力控制的操縱面板，以厚重的常設鉸鏈固定於船的骨架上。於十三世紀引進北方海域的艉板舵輪滿足了這項技術上的需求：它的大小能依需求製作，而且輕易就能創造出適用的聯動裝置，讓舵手即使在大浪中，也能利用機械的優點保持舵輪的方向…發明了更有力的操舵裝置後，船的體積大大增加了，因此帆、桅杆、索具也要跟著調整。就像北方的艉板舵輪裝置，方形帆在快進入一三零零年時出現於地中海，且和原本的大三角帆有各種組合方式。另外，船的甲板中央，前後各立起高高的船樓，船樓所提供的優點不只利於防禦，也能提供船員生活的地方，這對冬季航海來說是必要的設備。…同時，航海技術的進步也使新的柯克船更加安全、更為有用。一二七零年後不久，地中海開始使用羅盤，此後即使在多雲的天氣也能辨別方向，只要記錄船上羅盤方位的每個變化，還有變化發生的時間，即使連續幾日陰天，又看不見陸地，熟練的水手也能合理且準確的推估位置。隨著這種技術越來越老練，地中海的航海圖和毗鄰的海岸線也編制完成，也就是所謂的航海指南，上面顯示了港口間的羅盤方位。只要適當沿著圖表上定義的航線，船隻在冬天也能如夏天般精準地駛向目的地，船長不需依賴天氣晴朗時的太陽與星星也能確認方向。」就我個人看來，這些偉大發明--艉板舵輪、方形帆、羅盤—在海權發展上的意義，足以和蒸汽機、核動力裝置和衛星比肩。
其次，海洋的利用需要當時最精良的管理技術。船隻的建造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對於人力、工時、原材料及造船場地有綜合的管理策略。威尼斯成功的關鍵之一是在一一零四年建立了著名的國營造船廠(Arsenal)，這座造船廠仿造拜占庭的規劃，由政府管理，專門建造軍用戰艦。後來，國營造船廠開始大量生產標準設計的船隻。工人因專業化發展出獨特的技能與效率，標準化的零件也簡化了修船的難度，政府儲備這些零件，並長期僱用一群專家，以便在需要時，能以最快的速度指導大量工人們製作出新的艦隊。國營造船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踐了現代工廠生產線的效率及可預測性。在國營造船廠最強大的時期，不需一小時就能組好一艘戰艦。這些優勢和經濟顯然並非一蹴可及。在一一零四年之後，威尼斯海軍的規模和強度急劇增加。威尼斯不再依靠拼裝的戰艦(例如一零八一年至一零八五年對抗諾曼人時使用的戰艦)，他們開始可以為戰爭設計戰艦，他們也可以在現有城市經濟、材料及人力的限制下，依場合及戰略的不同派遣其海軍力量。這就讓威尼斯在海上稱雄。
威尼斯人告訴我們的第三件事情是海權的發展不受所謂「海洋國土」的概念限制。「海洋國土」包括海外根據地和經濟海域。事實上從後者來看，目前各國的「海洋國土」基本上經常出現重疊的情況，而且共同開發或引進外資開發已經是全面趨勢。因為海上難有具體疆界。大國之間為海洋疆界發生衝突的情況也逐漸受到遏制。因為除非發動戰爭，在一時間的海洋衝突中獲勝並不能永久性的排除他國在該爭議地區中的事實存在和利用。威尼斯在海戰中屢戰屢勝，但並未也不試圖保證對地中海進行排他性的運用，這正是今天海洋運用的基本原則；中國和越南在南海的衝突就是最好的例子。
威尼斯告訴我們的第四件事情是海外根據地不完全是發展海權的絕對要件。今天除了美國外，任何國家都不容易建立有意義的海外根據地。但不意味著沒有海外根據地就不能有效利用海洋，一一二五年威尼斯人從匈牙利人手中奪回了斯普利特，但匈牙利又趁威尼斯人離開後佔領這座城市。但拜占庭皇帝約翰一世眼見威尼斯海軍展現的實力，在一一二六年對威尼斯人重新開啟君士坦丁堡的市場及其他拜占庭的港口，並提供如同過去一般的貿易特權，說明了這個道理。
今天和威尼斯崛起初期時代一樣，都不是爭取殖民地的時代，過去的殖民地或重要的海上咽喉點(choke point)目前幾乎都已經是獨立國家或為獨立國家所掌握，即使這些國家國力不強，也很難輕易占領或逼使他們接受強國設立海軍基地。一千年前威尼斯人並不想直接統治伊斯特拉半島和達爾馬提亞沿海地區。他們讓當地的伯爵、主教和其他傳統統治者仍繼續保持固有統治權，但威尼斯的貴族定期進入這些港口，以確保威尼斯的利益沒有被忽略。契約界定了各個沿海行政機關和統治城市之間的關係。內容通常包含數量微不足道的進貢，再加上戰時出兵協助，例如供應一、兩艘戰艦。還有，保證威尼斯的船隻有權自由進出港口，無論是為了貿易、躲避風暴或仇敵的追擊。這讓我們看到了今天美國海權的影子。
未來中國可能試圖在緬甸、巴基斯坦或斯里蘭卡建立海軍基地，問題是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政治忠誠度和同盟關係在戰時恐怕難以確保，因為中國仍必須讓當地政府保持固有統治權，另一方面中國也沒有足夠的海軍實力保為這些海外據點的安全，但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若中國要依托這些基地和美國和印度對抗，它們也勢必會成為美國和印度攻擊和封鎖的目標。而這些國家本身並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足以保衛這些基地。若中國要分兵保衛這些基地，則等於讓本國海岸陷於險境。因此，中國基地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燙手山芋。而威尼斯人早就知道這種孤懸海外基地的缺陷。
威尼斯的衰落也和它海權的下降密不可分。一六六九年，威尼斯人在海外的據點已縮減至達爾馬提亞和愛奧尼亞群島。這城市的活動半徑也縮至地方活動，甚至在亞得里亞海上，威尼斯的船隻也不再重要。相較於極盛時期活躍於區域間市場、偏遠國家經濟上的協調、以及其他活動，威尼斯已成為落後地區，成為活在過去的城市，成為依靠生產(主要是農業)的義大利腹地。但何以威尼斯的海權衰落又源於經濟蕭條。作者指出:「…發生在義大利和威尼斯的經濟蕭條，特別是一六三零年代之後，主因極有可能是長期的燃料短缺，雖然還有其他因素，例如技術過時、高賦稅、高薪資、因法律規範而僵化的組織(如行會壟斷和工作規則)，也可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管理威尼斯的人不再活躍於商場上，而是耗費大量時間在官方規範商業行為，這種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從短期看，威尼斯政府所採取的方式無疑有助於城市撐過立即的危機，並在現有管理與政治模式中，讓窮人得以分一杯羹。就長遠來說，政府對濟貧和公共衛生管理的努力使得威尼斯商業的經營成本增加，也讓北方生產者的價格更具競爭性。」和今天歐洲的困境何其類似!
威尼斯當得起「海權國家」的偉大稱號。它的故事裡雖有許多衝突和糾結，但是很明顯的，發生在過去的事在今天仍舊能找到共鳴，眼前的事又能在往昔中發掘迴響。威尼斯的故事是海洋的故事、冒險的故事、強大經濟力和思維轉變的故事，也是自由經濟和福利國家撞擊的故事。我希望藉由這本偉大的著作，讓各位親愛的讀者能夠理解一個海洋國家倚賴海洋而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戰略等影響，因為它能說明過去、了解現在、展望未來。
張國城
(本文作者現為台北醫學大學助理教授/澳洲國立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博士)
導讀三
海國威尼斯的魅力
對於威尼斯，你一定不陌生。
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她的容姿，時常出現在歐洲或好萊塢電影中，成為難以忽視的壯麗背景，或詭奇豔麗的故事發生之舞台。我第一次「煞」到威尼斯，就是年輕時在貝托魯奇執導的電影《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中，看到的威尼斯夜景；那不僅是美，而是隱藏著無邊的神秘與劇情般之黑暗場域。
過去幾年，因為帶團到過威尼斯許多次，但每一次、無論是乘著船、巴士或歐洲之星列車，來到這座城市時，心中都還是難掩興奮的感覺；畢竟，它是這麼一座放眼世界獨一無二的城市。威尼斯就像是奇幻小說中才會出現的虛構國度，可是她，卻貨真價實地存在於人類的歷史中。
要真正理解威尼斯的魅力，就必須先認知到，在成為現今舉世聞名的「水都」之前，她其實更是一個「海國」。
約莫一千五百年前，一群原本住在義大利東北部平原上的居民，為了躲避從東方的匈奴人西遷所蔓延而來的戰禍，拋棄了自己陸上的家園，成為海上的子民、成為威尼斯人的祖先。如果有機會搭乘電梯登上聖馬可鐘樓，俯瞰整個潟湖週邊島嶼的景觀，遙想威尼斯的先民將堅硬的木樁打入流沙層的底部、建立穩固的地基，然後歷經漫長歲月，在上面建立起無數的家居、教堂、宮殿，成為稱霸海上的「亞得里亞海女王」，更是令人不得不動容。
由於威尼斯面對東方的地理位置特性，使得它成為海陸兩段絲路的重要端點，發展出和歐洲其他城市不同的多元文化特色，從聖馬可教堂那拜占庭式的圓頂就可以看得出：威尼斯的魅力是特殊的歷史所累積出來的，無論是威尼斯人的個性、威尼斯城的建築、或者威尼斯豐富多樣的海鮮料理。
橋，無疑是水路縱橫的島上最迷人的景觀之一。威尼斯本島由一一七座小島、一五零條運河和三百七十八座橋樑組成，島上的巷道就在光和影、水與陸之間，彷彿是影片膠卷上一格格的畫面般，組成不連續的風景；而橋，就像是把這一切連貫起來放映的齒輪。
儘管這些起起伏伏的橋樑，對於拉著行李箱初抵海都的旅客可能是一種詛咒；但只要安頓完畢，只帶著相機走在橋上，就好像踩著高高低低的節奏一般，不禁哼起威尼斯著名的輪舞曲（Rondo），心情頓時愉快極了。穿梭在橋與水之間的，是舉世聞名威尼斯象徵之一：鳳尾船（或貢多拉，Gondola）。
在義大利，幾乎每座重要的城市都有屬於自己的聖人；可是正如前述，威尼斯人基本上是一群難民的後代，在他們胼手胝足，靠著製鹽、貿易與融資，成為富甲一方的海上共和國之後，覺得這座城市沒有聖人，難免覺得面子上掛不住。
西元八二八年，兩名威尼斯商人打聽到基督宗教四大福音書作者之一的使徒聖馬可遺骸存放在埃及的亞利山卓港，於是連哄帶騙（或者好聽地說，運用智慧）將遺骸偷運回威尼斯，獲得全城熱烈的歡迎，隨後興建了這座兼具陵寢與教堂意義的建築；從此以後，代表聖馬可的「飛獅」（或「翼獅」），也成為威尼斯共和國的象徵。
聖馬可教堂既然是威尼斯人的「面子」，也是信仰象徵，在建築上當然不可能馬虎。我們現在看到的教堂形制，應該是在十五世紀最後底定的，歷經數百年的重建、加蓋與裝飾，聖馬可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黃金聖堂；它的建材包括紅色與白色大理石，內部裝飾用了三千顆寶石與八十個琺瑯飾版，但是更驚人而且最具威尼斯特色的，則是四千平方公尺的黃金馬賽克……
如今，共和國的昔日榮光已逝，而黃金的聖堂依舊；在廣場前，上演著令人眩目的歷史流轉。
常常有人問我，到底是在嘉年華時去威尼斯好，還是避開嘉年華好？──我的答案總是，如果要體會威尼斯冬季的蕭瑟、靜靜地逛街道、窩咖啡廳，當然最好避開人潮洶湧的節慶時期；但是，在嘉年華的期間，當你走在街道上、摩肩擦踵而過的帶著面具且盛裝的人群，將會像是走在一個現實的夢境中一般。
可以這麼說：如果在淡季來到威尼斯是一趟旅行，那麼在嘉年華時來到威尼斯，則是一種畢生的體驗（lifetime experience）；而，如果能夠更深入理解威尼斯共和國的歷史，更能將旅行的樂趣，延伸到仿如奇幻小說的時空。
工頭堅 Ken Worker
(本文作者為資深部落客，國際領隊，欣傳媒社群發展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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