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8年完成《毛泽东与文汇报》的写作,感到言犹未尽,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未能用上,浪费了可惜,我就想写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写作组的一些人和《文汇报》多少还有些关系。在整理写作组资料时,无论怎样都绕不开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写作组的灵魂人物。要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也无法离开写作组。张、姚和《文汇报》的关系更密切、也更深入一些,我对他们也有些感性印象。这样,我就改变了写作的初衷,写起张春桥传来了。
按照过去一边倒的历史,张春桥已经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人物了。什么“篡党夺权”、“武装动乱”、“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他简直就成了魔鬼的化身,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但一边倒只能带来历史偏见,历史偏见又必然会把人带入误区。张春桥案距今已有四十年,张春桥和与之利害相关的人物都已去世,随着政治风云的淡化和一些历史真情的显现,人们看待以往事件的视角也在逐渐多元化,开始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张春桥。凝固的看法打破了,张春桥成了有着颇多争论的历史人物。这些都为走近张春桥创造了条件。
我无法看到和张春桥有关的文献档案,只能穿行在官方已经公布的文献和已出版的书籍、文章中,从字里行间寻找张春桥。但这些文献不完整,而且多是向他问罪的,这些都无助于全面地认识张春桥,也没有打动我想去做深入的探究。直到我了解到在北京元老派的眼里,张春桥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个小人物,人家哪里把我放在眼里”,我才觉着触摸到了一些东西。
寻找张春桥,特别是寻找真实的张春桥,可以说我寻找得很苦。张春桥给人的印象,在大会上讲话出口成章,洋洋万言;在小会上,他常常是后发制人,出语尖刻;平时沉默寡言,高深莫测,给人留下“阴谋家”的印象。张春桥本来就性格内向,不善交往,知心朋友也少,使人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幸好我做了一些采访,其中有他的孩子、秘书、部下及一些知道真实情况的人。还有当年在工作的地方听到他的一些讲话,看到他的一些批示,都还残留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如此,我也不敢认为就找到了真实的张春桥。应该说本书的写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寻找张春桥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我不是审判者,张春桥也不是受审判的人,他是这本传记的主人,在材料的基础上,我和他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历史素材,更是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张春桥。
张春桥曾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十七岁就带着“俺们山东人”的豪情来到上海滩。他受到左联影响,追求进步,奔向延安,进了抗大,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还没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开始了报人生涯。他从延安带走的是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写了《毛泽东之歌》。可能是由于革命的火候不到,对毛泽东理解得不深,《毛泽东之歌》受到批评,说他用小资产阶级情调写伟大的革命领袖。从此,他努力锤炼革命精神,带着这种精神去理解毛泽东。1949年之后,张春桥作为掌管意识形态的地方官员,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一直在理解毛泽东的精神上下功夫。
张春桥所走的这条道路,是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经历,有着普遍意义。在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上,每当列车急转弯时,有许多人被甩了下来,变成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张春桥则不同,随着列车的颠簸、变速或急转弯,他调整自己的姿态,始终没有被毛泽东驾驭的革命列车甩出去。随着对毛泽东理解的加深,张春桥和毛泽东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走到毛泽东的身边,取得了毛泽东的欢喜、信任和重用。张春桥所以能做到这样,靠的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高调歌颂,而是对自己的准确定位:毛泽东思想的诠释者。他目不旁视,坚定地跟着毛泽东,以写一本《毛泽东传》作为一生的最高理想。毛泽东身边的笔杆子一个个被淘汰出局,毛却和张春桥相始终。毛对张有着知遇之恩,视其为知音。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关系是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写张春桥传记的出发点。如果说毛泽东伟大,张春桥的影响还存在;如果说毛泽东渺小,张春桥也只好尘飞烟灭。离开毛泽东,张春桥也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只不过是毛泽东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没有这颗棋子,毛泽东晚年的棋就可能是另一种下法。探讨张春桥的错误,也只能从毛泽东那里找根源,我没有能力在这方面作出合理的评论,只能记述张春桥在毛泽东的棋盘上走了哪几步棋。
张春桥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女儿维维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他回答说:“没有怎么样,哪一块革命根据地是我开辟的?哪一支军队是我带出来的?哪一个战役是我打下来的?”这句话极为重要,是张春桥的内心世界。他还当着众人之面说:“要说我有什么野心的话,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张春桥的这个理想和他给自己的定位很吻合。他只能充当一个摇笔杆子的人。从林彪开始,那些功臣宿将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文人”、“小记者”。毛泽东借古人的话“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不只是说给许世友听,也是针对张春桥的,他就是当代的随何、陆贾,毛泽东虽然让他穿上军装,置诸高位,但在军队里没人听他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的庇护,他根本不是功臣宿将的对手,所以,他以疏远、警惕、批判的态度对待元勋们,把军队系统的人都得罪光了。张春桥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吗?当然也就成不了什么“野心家”。他把自己定位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想在理论上制胜,或许认为理论比权力的寿命更长。
在调查、写作的过程中,除了那些接受我访谈的人,对我推心置腹,以诚相待,还有书稿评审专家和我的几位朋友,都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编辑们更是付出了心血,特别是责任编辑叶敏磊小姐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和精致的编辑风格,助成此书。画家徐唯辛教授慷慨提供封面图片,影像收藏家周铁男先生也提供了若干幅珍贵的插图。在这里向那些为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一一表示谢忱。我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人,“诗赋自惭称作者”,正是我此时的心境。也许有人读后会说我在为张春桥翻案,其实我毕竟是年藉八十的老翁,既没有为张春桥开脱翻案的精力,更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我不研治历史,只是一个吃新闻饭的人,多年的新闻生涯养成了遇事探真求实、捕捉细节的习惯,对同是报人出身的张春桥的经历,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整理编辑的工作罢了,读者朋友们能从这里听到我真诚的心声,能对我提供的资料有着鉴证的兴味,此愿足矣。
郑重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