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為了紀念

這輯文選從一個有限的側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以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和認真探索。如今許多人在一種懷舊的氣氛中回憶八十年代，也常常有人將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加以對比，說明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和思想熱忱。然而，我們的“小小十年”真的那樣貧乏嗎？這是劇烈轉變的時代，這是一個常常讓人感到困惑的時代，但這也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真誠地投入思想探索和社會實踐的時代。相較于八十年代對于西方的崇敬，這個時代的思考中滲透了新的文化自覺；相較于許多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頹敗，中國的知識分子力圖重整思想的旗幟，建立批判的陣地；相較于過去時代的聲調相對單純的討論，這個時代的思想空間容納了更為豐富和多樣的聲音。這套小小的精選集是一個深刻改變我們社會的大轉變時代的見證，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中勤奮探索的側影。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小小十年”埋藏著未來的種子。 《讀書》創刊于1979年，是一本以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評論雜志。《讀書》關注書里書外的人和事，探討大書小書涉及的社會文化問題，推介不同知識領域的獨立思考，展示各種聲音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向以引領思潮為己任。是中國三十年來思想文化變迂的見證者。 知識分子——不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始終是《讀書》關注的焦點之一。本書精選了十年中所發表的部分有關文章，意圖展現一個世紀中知識分子的存在與社會演變的關系，既為了紀念逝者，也為了留住對歷史的記憶。

序
寂寞身後事（記梁啟超）
神州袖手人甲子祭（記陳三立）
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英雄”（記辜鴻銘
蔡元培與北大
精神不死，是謂不朽（記蔣夢麟）
無奈的結局（記張伯苓）
金陵別後（記陳獨秀）
一位值得紀念的長者（記鄭超麟）
孤桐老影（記章士釗）
翁文灝的六十年
陳光甫︰一位被遺忘的外交家
新聞記者和行政院長（記成舍我）
悲情的思想者（記周揚）
深酌淺飲“三家村”（記鄧拓、吳 、廖沫沙）
初識陳伯達
高貴的精神（記張培剛、浦山、陳翰笙）
回憶《逸經》與《逸文》（記簡又文）
長長的背影（記朱自清）
激情的歸途（記聞一多）
陳寅恪遺札後記
孤懷卓犖殉道真（記吳宓）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記馮友蘭）
金岳霖的孤獨與無奈
中西哲學的交會︰漫憶西南聯大哲學系的教授（之一）
中西哲學的交會︰漫億西南聯大哲學系的教授（之二）
磁器店中的猛牛（記蔣廷黻）
昨日院士蕭公權
江河萬里（記黃萬里）
一代學人，風範長存（記陳岱孫）
後搖籃曲（記錢偉長）
推己及人（記潘光旦）
青春作伴好還鄉（記王同惠）
追思吳興華先生
“《讀書》時代”的精靈（記金克木）
明暗之間（記章石承）
良史的命_運（記翦伯贊）
史家本色是書生（記周一良）
不僅是為了紀念（記鄧廣銘）
與林庚先生相處的日子
考古學的中國夢（記蘇秉琦）
遺落的章節（記陳夢家）
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記張光直）
遺留的思考（記鄒讜）
寂寂逝去的語言巨擘（記黃振華）
常書鴻先生
夫是之謂人師（記夏德儀）
岑寂之中見性情（記施蟄存）
黃河依舊繞青山（記黃仁宇）
沒有名的恩師
身後的寂寞（記茅盾）
我心目中的丁玲
另一種紀念（記沈從文）
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趙樹理
“獨憐風雪夜歸人”（記吳祖光）
听風樓記（記馮亦代）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想起汝龍先生
“清醒的少數”（記王小波）
編後語

《讀書》創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讀書》開篇標題為《讀書無禁區》，我們可以從中體味那個時代的精神氣息。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因此“讀書無禁區”這個口號針對的不僅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隨時代的變化而產生出的新的禁忌。創刊至今，《讀書》的作者、編者和讀者已歷經變換，面對著急劇變化的時代，他們以各異的思想方式、多樣的藝術趣味和不同的學術訓練，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見證了改革時代中國的變化。在許多人的記憶中，《讀書》涉獵廣泛，但以文史為主；思想敏銳，但並非政論刊物，作者們對于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懷是通過思想的和文化的評論方式來表達的。在近三十年的歷史中，《讀書》的文章時時收入作者的文集，或為其他文集選用，但由本編輯部以主題編輯文選，系統出版，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將根據各種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題，持續地編輯出版《讀書》文選。

第一批出版的文章精選共計六種，全部選自一九九六年至二00五年十年間《讀書》發表的文章。在這十年間，中國知識界處于一個分化組合的過程之中，觀點紛紜，立場各異，各種爭論紛至沓來，像八十年代那樣的一種以改革開放為基本尺度的“共識時代”已經消失。導致知識界爭論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國內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國的市場化過程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一方面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財富積累方面的長足進步，另一方面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嚴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敗、普遍化的生態危機的擴展，等等。從九十年代的市場擴張和社會分化，到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中國在所有領域都經歷了也正在經歷著一個深刻而劇烈的“大轉變”。在這個背景下，知識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樣將市場化、私有化當作理所當然的尺度來衡量社會變遷，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術語，如改革與保守、現代與傳統、開放與封閉等等範疇，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圖景了。

在國際方面，隨著俄羅斯和東歐改革面臨的危機逐漸暴露，全世界範圍內有關改革的辯論就沒有停止，而歐洲社會福利傳統的瓦解也在另一個傳統內提出了對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再思考問題。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機及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二00一年“九一一”事件及隨後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打擊，以及韓半島核危機、台灣海峽局勢的變化、中日關系的轉變，也為中國知識界的分裂提供了動力。在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當作克服中國社會自身危機的唯一有效途徑的“全球化”命題逐漸失去了光環——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球經濟的相互關聯、傳統國家體制的轉變和日益增長的移民網絡之外，它還與帝國、帝國主義、支配、限制和壟斷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在文化領域，我們也經歷著兩個方向並不一致的新發展。首先是學術研究的專業化潮流和體制化過程。以有關學術規範、學術史等問題的討論為界標，九十年代中國學術界試圖創造一種與八十年代“文化熱”截然不同的學術方式，它要求學者們以更加專業化、規範化的方式進行學術研究，這一起源于學者們的自覺倡導的潮流與這一時期中國大學和研究體制的改革與重組相互呼應，重新構築起當代學術領域與其他社會文化領域之間的鴻溝與高牆。伴隨著學術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經濟待遇的改善，大學和研究機構設立了種種基金、項目和獎懲機制，鼓勵學者以專業化、國際化的方式從事學術工作。其次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崛起與大眾傳播媒體的支配地位的形成。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商業化的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報紙和網絡）迅速擴張，消費型大眾文化蓬勃發展，各種各樣裝幀講究、圖片精良的刊物應運而生，它們改變了那種主要依賴文字的閱讀方式，創造了一種新的閱讀趣味；而大眾傳媒的發展，也使得許多學者更願意扮演媒體學者的角色。這兩個趨向不但挑戰著中國的文人傳統，而且也挑戰著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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